空戰中，陳懷民的戰機中彈起火，機身下墜，但此時他已抱了必死的決心，所以猛拉操縱杆，向一架敵機撞去，最後同歸於盡，英雄的肉身如花瓣落在武漢三鎮外的群山之上……
這是一種人生選擇。
與陸軍戰士學會打槍就可以上戰場不同，我們可以想象在那個年代培養出一名飛行員有多麼艱難。在抗戰歲月裏，中國空軍飛行員戰死870多人，擊傷、擊落、炸毀日機1450多架。抗戰前5年，日軍掌握製空權，中國的小夥子們（大多二十三四歲），從航校畢業到為國捐軀，大多不到半年的時間。也就是說，每一名航校畢業生，從他畢業的那一刻起，就隻有6個月的生命了。
而大千世界，還有另外一種人生選擇。
1938年3月28日，以梁鴻誌為首領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此之前，以王克敏為頭領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
兩個偽政權分別發了一份“奉勸”抗戰者的通電。
王克敏政權的通電，對進行抵抗的中國軍民做了如下諷刺：
“……抱幼稚虛驕之疾，釀國破家亡之禍，本政府已言辭聲討……”表示“不可容忍”國民政府的“焦土政策”，同時也道出這是“破釜沉舟之計”，然“強弱懸殊，時代迥異”，奉勸武漢軍政要人“知時務”，別再跟日本軍對抗。通電最後說，抗戰者隻憑一時之氣，而使民眾遭殃，實為淺薄。
文采倒是有，但內容卻是沒有邏輯基礎的妄談。
通電一出，本以為會取悅日本軍部，不成想遭到一些日本人的責難，認為這樣的措辭會叫國民政府徹底走上“不歸路”。怎麼跟中國的抵抗政府打交道，已成為1938年春天東京最頭疼的事了。
迷失東京
前麵說過，南京戰前後，納粹德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派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日本為此開出停戰條件，但最終被蔣介石拒絕。希特勒有點窘，隨後叫陶德曼繼續調停。其實，德國人所謂的調停，就是互相傳話，所起到的僅僅是個傳聲筒的作用。
南京陷落後，東京又拿出一個更苛刻的“和平方案”。
第一就是叫國民政府承認所謂的滿洲國；第二是中國放棄抗日政策；第三是在華北和內蒙古設立非武裝區；第四是華北特殊化（建立一個“更自主”的政權）；第五是內蒙古自治；第六是共同防共；第七是在華東設立非武裝地帶，上海由中日共同維護治安；第八是“中日滿”經濟提攜，簽訂經貿礦產等方麵的協議；還有最後一條，那就是向日本賠款。
中國何以答應？
但日本人在等消息，而且很認真地等。這是日本人的特點。他們給出的最後期限是1938年1月15日。
最後期限到達前4天，東京開了個禦前會議，參加者除昭和天皇外，還有陸軍參謀本部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海軍軍令部長伏見宮博恭親王、陸軍大臣杉山元大將、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內務大臣末次信正、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
首相近衛文麿沒參加，因為正趕上生病，但天皇急著開，所以沒等他。
會上表現得最搶眼的倒不是軍部的人，而是內務大臣末次信正。此人來自海軍，入閣前曾擔任聯合艦隊司令官。
這個會幾乎成了末次一個人在天皇麵前的演說。
在末次的鼓動下，會議最終提出：在中國“幡然悔悟”的前提下（接受“和平方案”），重新開啟兩國談判的渠道；但如果中國不來求和，東京就將扶植一個新政權，不再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
1月15日到了，中國沒理睬日本。
當天上午9點半，東京召開緊急會議。
這一次近衛首相出席了，少言寡語的他似乎已確信自己決斷的脆弱性了，正如他一度想跟國民政府談判，但派出的特使卻被軍部的人抓回了東京。他這個首相能幹點什麼呢？
外相廣田覺得，這事本應該中國向日本求和，現在搞得像日本求著中國講和似的，所以他附和末次信正，要求政府不再接觸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將其徹底甩在一邊。
軍部則認為：還可以再等等。
講話的是求穩的陸軍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
總長載仁親王則在沒話找話，問：“我們的方案有很多條，能不能保證一條條傳達到中國那邊呢？”
近衛首相一言不發。這不是第一次了。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
多田認為，現在否認蔣介石政權的存在是愚蠢的。因為那樣的話，隻會繼續把蔣介石政權放在日本的對立麵。跟石原莞爾一樣，他希望盡快結束戰爭，同樣認為日本首當其衝的戰備任務是對付蘇聯，至少陸軍看來是這樣。在會上，他提出一個問號：開戰之初提出的“膺懲南京政府”到底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