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革命戰爭中，各個革命根據地的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沒有任何現代工業，不可能製造武器裝備來武裝紅軍。紅軍的武器裝備，主要依靠戰場繳獲來武裝自己。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精辟地指出：“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依賴帝國主義和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並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這是真理，並不是笑話。”
紅軍為了保證自己作戰的需要，各級指揮員在指揮作戰時，特別注意奪取敵人手中的武器和組織部隊打掃戰場。1928年在井岡山附近地區的幾次主要戰鬥，紅軍就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據不完全統計，“1月 4日，江西遂川大坑鎮戰鬥繳槍三四百枝；2月 18日，江西寧岡新城戰鬥繳槍 400多枝，子彈不計其數；5月中旬，江西遂川五鬥江戰鬥繳槍 400多枝，機槍 1挺；6月 23日，江西永新龍源口戰鬥繳槍 1000多枝；8月 30 日，井岡山黃洋界保衛戰繳槍 100多枝；9月 13日，江西遂川戰鬥繳槍 200多枝；10月 2日，江西寧岡坳頭奔襲戰繳槍 117枝；11月 9日，江西寧岡城戰鬥繳槍 160多枝 ”。 9次戰鬥共繳槍 3000多枝及大批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這些繳獲，不但裝備了紅軍自己，保障了作戰需要，還武裝了根據地的赤衛隊。據 1928年 11月統計，各縣槍支數：寧岡 140枝，永新 220枝，蓮花 43枝，茶陵 50枝，酃縣 90枝，遂川 130枝，萬安 10枝，共 683枝。大部是紅軍發給的，小部是自己從敵人那裏奪取的。從 1931到 1933年的三年間，各地主力紅軍共繳獲各種武器 16.6萬多件，基本上保證了紅軍的作戰需要。
從敵人手中奪取我們需要的武器彈藥，成了我軍獲取裝備的重要來源和傳統。抗日戰爭時期，我軍依托農村革命根據地，雖然也能製造少量的武器，但主要仍然靠戰爭的繳獲來裝備自己。“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 ”歌詞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對此，彭德懷 1943年作了很好的說明：“事實證明，自 1939年起，黃河即被封鎖，我軍與大後方隔絕，孤懸敵後，糧彈兩缺，靠著自己生產和民眾協助，解決了糧食被服，依靠指戰員的英勇攻襲敵之據點堡壘以及反 ‘掃蕩 ’之勝利，奪取了敵人無數彈藥武器，補充了自己。正因為如此，才能站立敵後，堅持 6年。”解放戰爭時期，我軍的武器裝備大多來自戰場的繳獲，蔣介石成了我軍的 “運輸大隊長 ”。整個解放戰爭時期，我繳獲長短槍 316.19萬枝，各種機槍 32萬挺，各種火炮 5.44萬門，飛機 189架，艦艇 200艘，坦克 622輛，裝甲車 389輛，汽車 2.2萬輛。利用繳獲蔣軍的武器裝備，我軍由 “土八路”也變成了美械化的正規軍。周恩來 1949年 4月 17日在《關於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中說：“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壯大了。兩年零九個月以前，人民解放軍是 120萬人，現在發展到 400萬人以上，並且大部分都美械化了。美帝國主義給了我們許多裝備（當然，這是用不著打收條的），蔣介石做了很好的運輸大隊長。”
取之於敵，補充我後勤供應不足的軍事思想，對於改變敵強我弱、敵優我劣的力量對比，最後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及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幾乎是赤手空拳上戰場的，是靠最簡單的武器與具有先進武器裝備的敵人作鬥爭的。在武器裝備的比較上，是“乞丐與龍王比寶 ”。在這種情況下，一是不能因為武器裝備的落後而不敢與敵人進行武裝鬥爭，或者被占有優勢武器裝備的敵人所消滅。二是不能通過發展經濟，建立自己的軍事工業後，再與敵人進行武裝鬥爭。隻有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多打勝仗，通過戰場的繳獲，改善自己的武器裝備，最後改變敵我力量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