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妹夫的話裏透出深深的遺憾。我理解他的心清，怒江兩岸的人太窮了，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貧窮，他們企盼著通過怒江的開發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呼籲“為子孫保留一條生態江”的專家們卻堅決地認為，怒江是世界上少數生態保存基本完整的天然大河之一。他們大聲疾呼：應該把江河視為與流域的森林、草地、濕地和野生動物構成不可分割的整體的複雜的生態係統。這個係統的任何一部分的人為幹擾破壞，最終都影響到其它組成部分，導致江河流域係統的損害。
“一江水就這樣白白淌了！”姨妹夫感歎說。
望著眼前緩緩流過的江水，我的胸中也有一江冰冷的思緒在湧動。我想告訴他，如今這江水也不是昔日那江水了。如果砍完森林再來“砍”大江的話，這江水的前景也是相當黯淡的。築壩和打洞，隻會加劇泥石流和山體滑坡，使怒江峽穀告別碧水青山的曆史。而且，江河的功能是多種多樣的，為了發電而犧牲掉江河的其它所有功能，也許恰恰是最大的浪費。
但話到嘴邊又咽住了。我隻能用與怒江相鄰的某些水電站開發的例子來回答他：水電開發周期一般比較長，開發期間物價上漲，影響了群眾生活就不說它了。即使電站竣工之日，也並非是當地移民脫貧致富之時，倒是因為對移民和當地社區的補償不足，使一部分喪失良田的居民生活的貧困化、邊緣化。更別說像有人幻想的電站建成後可以以電代柴，減少森林破壞，保護生態了，電站賣給當地農民的農用電價格竟大大高於城市的電費，許多人家甚至連照明的電費都付不起……
姨妹夫不再吱聲，呆望一江黃水。我也定定望著江水，我不得不想起一個人，她叫汪永晨。
她的名字，與這條神奇的大江聯係在一起。
這位五十歲的婦女，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民間環保組織“綠家園”的負責人，又是官方媒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六日，當她在南水北調的丹江口采訪，從一位環保總局的朋友心急如焚打來的電話中知道中國最後的生態江之一的怒江要修十三級水電站時，馬上意識到：這輩子反水壩的生涯要開始了。她頭腦裏迅速閃過十年前認識的一個人——雲南大學教授、著名河流專家、國際河流中心主任何大明——他手裏掌握大量怒江的詳細資料。她立即把何大明的電話告訴了環保總局的朋友。於是，就此引發了何大明在二零零三年九月三日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在北京市主持召開的“怒江流域水電開發活動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專家座談會”上對怒江建壩的激烈抗議，也挑起了全國關於對於怒江大壩的爭論。之後，她又與“綠家園”、“雲南大眾流域”這些NGO的同事們，通過各種渠道，各種論壇，各種會議，奔走呼號，把自己的主張表達出來。
除了汪永晨，為保護怒江而奮起抗爭的專家、學者、新聞工作者、知名人士的名單，還可以開出長長的一大串，他們反對的聲音彙聚成了一條大江。
他們的意見，終於得到了政府的重視。
公元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日下午三點，一支由眉頭緊鎖的人組成的隊伍，步履艱難心事重重地跋涉在從怒江丙中洛到貢山的路上，汪永晨也是隊伍中的一員——他們是由北京的“綠家園”、“雲南大眾流域”這些NGO組織邀請的由來自北京和雲南的新聞工作者、環保誌願者和專家學者參加的怒江考察團。
靜默中，汪永晨的手機忽然響了起來，她接到了一條決定整個怒江大峽穀命運的消息，一條牽扯著與怒江命運相關聯的所有人的神經的消息，一條涉及當今世界各國都在深刻思考的問題的消息。
（選自《邊疆文學》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