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國際上有一些公約禁止使用生物與化學武器，但生物和化學戰劑總是在不斷的研製與生產，因為它們的原料都可以從合法的渠道得到。這些武器一旦使用，其後果都十分嚴重，不僅影響正在進行的戰爭，還將在戰後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如20世紀30年代日本在中國使用的化學和生物戰劑，直到現在，其遺留、散落在各地的這類武器還在傷害我國人民，而且時間越長，識別、發現和處理越困難。
可怕的潘多拉魔盒
生物武器的起源
人類在戰爭中使用生物武器的曆史可以追溯得很遠。公元前600年，亞述人用黑麥角菌來汙染敵人的水源；古雅典政治家和戰略家梭倫在圍城時用臭菘給敵人的水源下毒；1347年，當時韃靼人圍攻逃進克裏米亞半島卡發城的熱那亞人，久攻不克，便把帶有淋巴腺鼠疫感菌的毒箭射向城內，致使城內軍民染病，無條件投降；1763年3月，正在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地區進攻印第安部落的英國亨利·博克特上校，把從醫院拿來的天花患者用過的毯子和手帕，送給兩位敵對的印第安部落首領，幾個月後，天花在俄亥俄地區的印第安部落中流行起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生物武器研究發展方麵真正取得實用性成果並把它大規模用於戰場上的則是盛行軍國主義的日本，而這一罪惡行徑的主要鼓吹者、推動者和實踐者，就是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1935年，石井說服了日本當局同意他在我國哈爾濱軍事醫院建立了一個細菌戰研究中心，他在那裏領導了炸彈的設計和試驗，進行了細菌的培養和評價。1937年，由於石井在哈爾濱軍事醫院取得的成果，日本當局批準他建立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戰機構。這就是設在哈爾濱以南約60千米處平房村的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對外稱“平房研究所”。當1939年這個機構建成時，石井已經晉升為少將了。正是在這裏，石井四郎的罪惡生涯達到了頂點。他們在這裏研究過的戰劑包括所有類型的胃腸病原菌、鼠疫杆菌、炭疽杆菌和馬鼻疽杆菌，有些還投入了大規模生產。其中，以霍亂弧菌的產量最高，鼠疫杆菌的產量較低。
為了對細菌進行大規模的散布，他們至少試驗了8種類型的特種炸彈。特別要指出的是，他們還喪盡天良地用活人進行試驗。至少有3000名中國平民和戰俘以及一些前蘇聯人、蒙古人和朝鮮人被日軍的生物武器活活殺害！“731部隊”
在中國不僅進行生物武器的研究和生產，而且把生物武器大規模地用於戰爭。
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的細菌戰是迄今為止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戰。他們使用的生物戰劑主要有傷寒、副傷寒、霍亂、菌痢、炭疽熱、馬鼻疽、鼠疫、破傷風、氣性壞疽等。其散布方式為投放細菌炸彈、飛機噴霧和人工散布等。
據中日學者最近的調查考證結果表明，從1933年起到1945年日本戰敗，侵華日軍在中國實施生物戰長達12年之久。實施生物戰的地區遍及全國20個省、自治區的63座城鎮，至少造成27萬中國民眾死亡。
美國的生物戰計劃的規模要大得多，也成功得多。它最大的生物武器研究和發展機構設在被外界稱為“生物魔窟”的迪特裏克堡。在這裏，工作人員最多時曾有4000餘人，他們也曾對多種致病微生物進行過研究，並花費900萬美元建立了生物武器生產工廠。工廠裏有10台巨大的發酵罐，一旦需要即可大量生產生物戰劑。據說，美國陸軍已經儲備了Q熱、委內瑞拉馬腦炎、野兔熱和炭疽的病原體作為殺傷人員的生物戰劑，以及稻瘟真菌、莖葉鏽病真菌和穀類條紋鏽病真菌等作為毀壞農作物的生物戰劑。迪特裏克堡還研究了多種生物戰劑的分散技術和裝置。如有一種生物集束炸彈，可將約10%的液體懸浮狀態的戰劑分散成傳染性氣溶膠。除了液體懸浮劑的形式外，他們還對幹粉狀生物戰劑進行了研究。而要把生物戰劑製成幹粉，需要較高的技術。他們還進行了多次模擬生物戰試驗。通過試驗表明，生物武器的使用能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
隨著社會的發展，世界上一些恐怖組織也漸漸掌握了生物武器技術，並運用在恐怖活動中。遠的不說，1984年11月30日在大西洋某地一美軍潛水艇上，就發生了肉毒毒素中毒的恐怖事件。後來調查證實，這起事件是由從地方訂購的感恩節食品罐裝橘汁被汙染了肉毒毒素引起的。此次事件涉及2艘潛艇和一個基地，導致63人中毒，50人死亡。事發24小時後，某恐怖組織聲稱與此次生物恐怖行動有關。日本恐怖組織奧姆真理教的生物武器計劃也是近幾年發現的“生物恐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