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裏開大會，宣傳學習中央兩個十條。王沙沙聽文件時，聽得最清楚，記得最牢固的是“誰要是和地主富農的人結婚，就不要他們做黨員，不要他們做幹部”而陳琳已經是正式黨員了，王沙沙雖然成份是中農，但他父親的問題永遠是揮之不散的陰影，如果和陳琳真的要結婚，要陳琳退黨，退幹，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事實啊。王沙沙的心情十分沮喪。
形勢越來越朝著極左的方向發展。張繼紅自那次大病之後，已不能再出任黨支書一職了。過去他做支書時，關於山林問題的處置，公益事業的興辦等等，都向著有利於張姓那頭傾斜。王姓的人大有意見，敢怒而不敢言，現在支書改由王有貴擔任了，也將村裏的各項事務向著有利於王姓人這邊傾斜了。一種無形的姓氏宿冤在暗暗中發展。
王沙沙除了在生產隊出工，早晚業餘時間，做些江西學回來的麥芽糖賣，以賺點油鹽錢。王姓人做黨支書，他這樣的事沒人管他。後來，支部改選。張利的堂兄弟張一虎當選了，把王沙沙的麥芽糖說成是投機倒把行為，橫加禁止。這時王沙沙隻好在農閑時，做幾件竹器去市場上賣了。但做竹器要使用竹子，砍伐竹子又得經審批，審批又得到處求他，時常求他，還得繳很高的山價款，這樣做來的竹器也不值什麼錢了。如果不經審批，（普通農民是不會遵守審批製度的）則被扣以亂砍亂伐的罪名，也不得了。所以這時的王沙沙生活幾乎陷於困境。
陳琳人雖在省城，對家鄉的事也有所知曉，每月領到工資後，都彙十元給王沙沙作零用。王沙沙那好意思接受陳琳的援助呢。說實話，王沙沙若不是背著他父親給他留下的沉重的政治包袱，憑他的手藝和力氣，賺點生活錢是一點也不難的，而偏偏受到這樣那樣的限製，像頭鐵籠子裏的老虎，再有能耐也無法施展。
大隊核算的經濟體製，隻有提留，沒有待攤，每年無論修路，改造低產田，造林，民兵訓練，開會誤工等等，都記為工分，當年有多少工分，提留後的產值就除以總工分，所以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隻有二毛多錢。王沙沙扣除自己一年糧食款後，就所剩無幾了。好在不抽煙，無酒癮，不然連最基本的生活都過不下去。
王沙沙將陳琳的彙款退還時，陳琳覺得很委屈，她對王沙沙在信中說：
“我給你的錢，你為什麼不收呢，我的錢就是你的錢，我們結婚後就成一家人，還分什麼你我呀！”
王沙沙回複說：“看當前的形勢是一天比一天更嚴峻了，我們不可能結為夫妻，否則不要你做黨員，不要你做幹部，這已經大大超出世俗偏見的範疇了，這是政治，這是我們無法逾越的鴻溝。
琳妹，萬事全由天注定，一朝落地命安排，我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出路，我是認命了。以其讓兩個人受苦，何如我一人頂著？你就不該做我的殉葬品了。”
不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先是大字報小字報到處貼，後來轉入兩派鬥爭。四姓坑分成了兩派，張姓一派叫紅色戰鬥旅，簡稱紅戰旅，王姓一派叫擁軍司令部，簡稱擁軍司，陳、林兩姓各有所從。氣氛頓時緊張起來。王沙沙知道自己的政治問題，什麼派也不參加。隻知道出工，什麼事也不參與。
紅戰旅的人，把王沙沙當成是擁軍司的幕後策劃者，在他們眼裏，擁軍司裏邊隻有王沙沙的文化最高，能說會寫，一切主意都是來自於他，於是王沙沙跳入黃河洗不清，被他們當做首先要打倒的對象。
幫派之爭，階級鬥爭，最後都變相地成了姓氏鬥爭，王沙沙這個王姓中的知識分子，張姓人哪裏會放過他呢。無論如何要致他於死地。
陳琳回來了，本來說一畢業就回來把婚事辦了的，可是這時候的形勢，實在不能讓她們考慮這事，因此又擱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