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創作《遠方的樹》之後，韓少功擱筆近兩年。當我們以一種連續的眼光來關照其文學成長時，可以發現韓少功的每一段沉寂都醞釀著對自身的反思和突破，1985年的“尋根”之作、1996年的《馬橋詞典》和2002年的《暗示》可以說都是這種沉寂的結果。在“文革”後初期創作的艱難蛻變之後，沉寂是為了清理思路、積蓄能量。根據參加1984年“杭州會議”的評論家許子東回憶，在這次後來被稱為“尋根”思潮前奏的座談會上，韓少功“基本上隻做聽眾”，然而會後不久，他卻先發製人地提出了“尋根”的宣言，並發表了尋根文學的代表作之一——《爸爸爸》。
尋根時期的理論主張與小說創作，一向是韓少功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但如引言所指出的，現有論述多存在統而概之和“想當然”的毛病：韓少功的言論和創作被想當然地作為整體思潮的表征，而忽略了他與其他論者的分歧及其獨特性；韓少功的尋根作品也多被想當然地視為其理論主張的實踐，而未注意到其中存在的裂隙……由此，以下重讀韓少功的“尋根”話語，目的便在於突破已有定論，重新清理“尋根”思潮的發生機製、發展肌理及內在悖論，把握韓少功理論和創作兩種話語內涵的同時，關注其中暗含的矛盾與問題。
在處理這些課題的過程中，“現代性”同樣是一條關鍵的線索。在今天看來，1985年的文化熱，正是“文革”後知識分子參與國家現代性方案設計和想象的一個高潮。在眾多具有共性又充滿差異性的現代性主張中，“尋根”話語的特殊意義在於，它突破了知識分子現代性話語的“西化”基調，試圖在現代化和民族化之間謀求一種合作關係。而對於當代文學史來說，“尋根”則是“文革”後文學現代性發展的一次標誌性轉折，為之後逐步多元化的創作實踐打開了局麵。作為“尋根”話語的提出者、倡導者和創作實踐者，韓少功引導了“尋根熱”的走向，並在其中保持著獨異的立場和風格。其理念和創作，是自身現代性思考延展的結果，也是特定語境刺激下的回應。由此，以現代性為視角的考察，在我看來能夠有效深入到1985年左右中國現代性問題的脈絡中。它提供了一種內在的聯結，得以將韓少功的個人表達置於當下的現代性語境，及整個知識分子話語空間中加以關照。
“尋根”：現代性還是反現代性？
一、“尋根”與文化熱語境
1985年始，我國文學界興起了一場以“尋根”冠名的文藝思潮及創作潮流。說到“尋根”一詞，一些評論者常會牽扯美國文學中由亞利克斯·哈利的小說《根》及同名連續劇引起的“尋根熱”，視之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而事實上，這種猜想頗為牽強，不僅因為兩種“尋根”的含義有天壤之別，更因為在彼時追崇“現代主義”的我國文學界，這樣一個現實主義的美國故事，實在顯得美國黑人作家亞利克斯·哈利於1976年出版了小說《根：一個美國家庭的曆史》，追述一個黑人家庭七代人從非洲被販為奴隸的苦難曆程及其當下艱難的生活境況。作品1977年被拍成電視連續劇《根》，引起全美轟動，從而引發了“尋根”熱潮。美國20世紀60、70年代因種族歧視的社會政治製度，黑人運動激烈而廣泛地展開，“尋根”在此語境中指向黑人作家以文學創作的方式來追溯祖輩的命運，揭示不同種族間剝削和壓迫的曆史成因。
太不夠“先鋒”和“前衛”了，根本無法引起人們的興趣，更不用說引發什麼熱潮。實際上，“尋根”一詞並非“新造”，本身頗有曆史且所指豐富，更常見於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作品中。由此看來，1985年的那群作家評論家隻是隨意借用了這一詞語，未料到竟成了當代文學史中的一塊裏程碑。
1985年左右的“尋根”熱，可分為理論和創作兩部分，前者被稱為“尋根思潮”，後者則為“尋根文學”。按照大多數文學史的描述，“尋根思潮”萌芽於1984年12月的“杭州會議”。事實上，這次以“新時期文學：回顧與預測”為名的座談會議題極為廣泛，並未明確提出或以“尋根”為焦點，但不可否認的是，日後積極推動“尋根”思潮的作家評論家大多參與了這次會議。會後不久，韓少功在《作家》上發表了被稱為“尋根宣言”的《文學的“根”》，帶動了文學界的激烈討論。緊接著，阿城的《文化製約著人類》、鄭義的《跨越文化斷裂帶》、鄭萬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們的“根”》等等相繼發表。這些文章的觀點側重各有不同，但都明確提出了“尋根”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