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新時期的降生和過渡的時代。人的精神已經跟他舊日的生活和觀念世界決裂，正使舊日的一切葬入過去而著手進行他的自我改造。
在這裏，人們與舊時代的決裂意味著對舊有神定觀念的否定，對未來的希望不再寄托於超人類的力量之上。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在對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倫理公設——“世界是由神意所注定的，因而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倫理取向的宇宙”——進行闡釋時指出：韋伯所斷言的是（不管怎樣，我們至少可以從他的斷言中推導出如下論點），現代性的閾限恰恰在於：宇宙為上帝所預先注定的公設逐漸地失效；隻有當已經設定的宇宙的正當性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不再無可非議時，才會有現代性，才會有這種或那種現代性。反對現代性的人拒絕這種非議，無論發生何種情況，都對這個宇宙的正當性深信不疑。由此可見，現代性產生的前提正是對這種神意注定預設的正當性的質疑，而在這種質疑的過程中，人的個體自主性得到了建立。在個體自主、曆史的前進中，各種可能性都能在未來實現，未來是敞開的，這樣的現代性信念體現了啟蒙時期人類的遠大理想。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現代性不隻是一個西方文化世俗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西方社會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過程。哈貝馬斯在闡述韋伯的現代性理論時指出：對於韋伯而言，現代性與他所稱的“西方理性主義”（occidental rationalism）之間的內在關係仍然是自明（self‐evident）的。正是“理性”，導致了歐洲宗教世界觀的解體，走向世俗文化，並推動著現代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在韋伯現代性理念的啟發下，哈貝馬斯將“現代性”概括為一個18世紀才進入中心的啟蒙方案，即“按照其內在邏輯發展客觀的科學、普遍的道德和法律，及自律的藝術”。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狀況》中對這一“現代性方案”（the project of modernity）加以闡釋： 就啟蒙思想家而言，這項方案相當於一項非凡的智性努力，即“按照其內在邏輯發展客觀的科學、普遍的道德和法律，及自律的藝術”。這一觀念把知識的積累用於追求人類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豐富的目的，這種知識的積累來源於許多人自由和創造性的工作。科學對自然的支配許諾了從匱乏、需求和自然災害的橫暴中獲得自由，社會組織的合理性和思想的理性模式的發展許諾從神話、宗教、迷信等非理性中獲得解放，從權力的武斷運用及我們自己人性的黑暗麵中獲得解脫。隻有通過這樣一個方案，整個人性的普遍、永久和不變的品質才能得以展現。
這裏勾畫了一種富有烏托邦色彩的現代性理想，18世紀啟蒙哲學家相信人類可以借助理性、科學、道德、民主來獲得社會的進步和主體的自由。這一現代性方案，正是以理性為基礎，以人的主體自由（subjective freedom）為標誌。宗教和形而上學之中的實體理性在現代性的過程中分離成了三個自律的範圍——科學、道德和藝術，它們以不同的方式使人類從各種束縛中解脫出來，獲得主體自由。哈貝馬斯曾對“主體自由”這一概念展開過具體的闡述，他認為在社會領域中，它的實現表現為一個在民法保障下對自身利益合理追求的空間；在國家範圍內，表現為在原則上參與政治意誌形成過程的平等權利；在個人層麵表現為道德自律和自我實現；最後，在與這一私人領域相關的公共領域裏，表現為依靠一種反思性文化所展開的成型過程。可以看到，以實現主體自由為標誌的現代性方案，與其說是對現代曆史發展過程的描述，倒不如說呈現了一種有待實現的社會狀態，一個社會、製度、文化各個方麵符合理性規劃的“合理化”狀態。
然而，在兩百多年來現代社會的曆史發展中，這一現代性方案並未得到完整而切實的實施，現代性理想對於未來的許諾並沒有兌現。相反，現代性發展中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和弊病，如哈貝馬斯所言：現代曾經從中獲得自我意識和烏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強影響力的力量，事實上卻使自主性變成了依附性，使解放變成了壓迫，使合理性變成了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