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reference_book_ids\":[7267090241087867904,6930888998395186184,6838936292718283790,7255238555826392118]}],\"12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2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3,\"start_container_index\":12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7},\"quote_content\":\"《星球大戰》reference_book_ids\":[7038467854546553870]}]},\"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袁勁梅（美國）
袁勁梅，女，美國克瑞頓大學（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學教授，美國哲學協會“亞洲哲學和亞洲哲學家委員會”現任委員。發表大量散文、詩歌、小說及哲學論文，有小說集《月過女牆》(工人出版社)。作品曾獲中國台灣“聯合文學獎新人獎”、“漢新文學獎”、《僑報》五大道文學獎等多種獎項，中篇小說《忠臣逆子》入選“《北京文學》2004~2005年度文學作品排行榜”。多篇作品入選中國《2005年最佳中篇小說》《北大年選——2005散文卷》《2005中國年度隨筆》《讀庫0603》《散文精選2006》《散文精選2007》等多種。2009年中篇小說《羅坎村》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
正義是社會製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體係的最高美德。
正義是靈魂的需要和要求。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
1．陪審團與我們羅坎
認識老邵的前一年，我親眼看見我的同事，哲學家布朗教授在辦公室裏被兩個警察帶走了。原因是他收到了鎮法院傳喚他去當陪審員的通知，看了一眼，就忘了。公民當陪審員是法律責任，無理拒絕法院傳喚視為犯法，或罰款，或坐牢。布朗教授正在寫一本《存在的形而上結構》，寫得瘦骨嶙峋，不食人間煙火，把罰款的機會又給錯過了。突然間，兩個“形而下的存在”彪悍地立在他的辦公室門口。他認了半天，認出這兩個“存在”原來穿在警察的黑製服裏，隻好氣哼哼地伸出手，戴著銬子，跟著他們坐牢去了。
一年後，當我收到鎮法院傳喚我去當陪審員的通知時，我們全哲學係的人都誠惶誠恐，動不動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忘了到法庭報到的日期。布朗教授不喜歡說廢話，他悶頭悶腦走進我的辦公室，要過我的傳喚通知拿在手上看了半天，然後，像對付一個仇敵一樣，把我的通知狠狠地拍到桌子上，兩片薄嘴咬牙切齒：“不是活成野獸就是活成上帝。要想活出第三種情形，既是野獸又是上帝，就得活成哲學家。陪審團既不管野獸，又管不了上帝，管管人間是非，找人去就行，為什麼總是麻煩哲學家！”布朗教授這樣說的時候，自然是帶了情緒，於是就有其他同事過來插話：“還是先活成一個公民吧，戴博士還年輕，美國的監牢畢竟還是形而下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成哲學家，我倒情願活成個詩人。如果我有一半得是野獸，我就讓脖子以下變成美女蛇或者狐狸精，但頭腦一定留給上帝，讓他隨便塞進來一些智慧。做女人也許應該連頭也變成美女蛇，我的問題就是保留了頭。這樣的壞處是：讓男人受不了；好處是：在對待法律的問題上，我頭腦清醒。
這天，我一改開會遲到的壞毛病，提前三十分鍾到鎮法院報到。報到不是開庭，報到是讓被告選自己信得過的陪審員。那個被告就是老邵，癌症研究室的白老鼠飼養員。
老邵叫邵誌州，英文名字叫戴維邵，黑而矮，一副倒黴相。額頭上有一些老實巴交的皺紋，圓臉圓鼻子，眼睛看不出是什麼形狀，藏在變色的眼鏡片後麵，嘴巴有肉，紫黑色的，和他臉上的膚色很般配。這樣的男人，讓人一看就愛不起來，不過，也恨不起來。老邵對我謹慎地一笑，嘴鼻之間皺起兩道括弧。我也對他一笑。信任建立。老邵在二十個陪審團候選人中選中了我。我成了老邵案十二個陪審員之一。
老邵案是一起虐待子女案。告老邵的人是老邵十六歲的兒子和他的代理人——鎮政府指派的免費律師。老邵沒請律師，自己給自己辯護。英語馬馬虎虎，能把話說清楚。
他的故事很簡單：兒子不讀書，玩電子遊戲玩昏了頭。他不過是管教兒子。他是單身父親，誰還能比他這個當爹的更疼兒子，更為兒子好？他老邵是砸了兒子的光盤，打了兒子一個耳光。可沒想到人高馬大的兒子跳起來就把他打到床上，左一拳右一腳把他給狠揍了一頓。老邵不是兒子的對手，瞅著空兒打電話給警察報警。警察一來，二話沒說倒把老邵給抓起來了，說老邵犯了虐待兒童罪。他兒子打他，那叫“自衛還擊”。老邵說的時候委屈得不行，還提到他小時候老爹打他，把他從褲腰帶處吊起，掛在房梁上，掄拳頭揮棍子，想怎麼打就怎麼打；那才叫打，越打越孝順，越打越成材。他至今還感謝他老爹的那幾頓打，因為他逃學、偷鄰居家的雞蛋吃，沒那幾頓打，他邵誌州也出息不到今天的戴維邵。說到這裏，老邵要求法庭考慮到他家的文化傳統給予公正判決。
老邵兒子有律師，不用親情、關係、回憶、類比說事兒。人家用證據。證據一：老邵白紙黑字寫給兒子的三條選擇：一、每天寫一百個漢字，每個寫二十遍；二、到大太陽底下曬三個小時，曬到中暑為止；三、自己選一條皮帶，讓老爸打一百鞭子。按這條子上的日期看，老邵兒子那時才八歲。讓一個八歲小孩在這三條道路上選一條走，選哪條都構成兒童虐待罪！證據二：老邵在家請客過春節，給兒子倒了杯酒，兒子不喝，反倒叫客人到屋子外麵抽香煙，老邵罵兒子沒規矩，舉起大湯勺打到兒子頭上。那時兒子十三歲，老邵逼兒子喝酒，犯法；用湯勺打人，虐待。而那年老邵自己興頭高，春節請客都錄了像，錄像帶就在律師手裏拿著！證據三：老邵和兒子最近的衝突也不盡如老邵所述。老邵從兒子身下翻身出來，不僅打電話報了警，而且直奔廚房，出來的時候，手持一把菜刀，被兒子用手機拍錄下來。那照片上，老邵齜牙咧嘴，頭發豎立，眼鏡掛在一隻耳朵上，一手高舉菜刀，如同殺人犯一般。
老邵還有什麼可說？要法律幹什麼？不就是同情弱小保護弱小嗎？現在，“弱小”手裏全是被欺負的證據，法律還能不維護這個公正？
我們十二人陪審團中，有三人是中小學老師，四人是農民，一個理發師，兩個家庭婦女，一個超市經理，外加我。算我學曆最高，同情老邵的就我一個。十二個人個個認真負責，有裁決權在手，才真叫“民主”。大家把案情翻過來掉過去地研究，又扮演現場打鬥情形：超市經理演老邵，理發師演兒子，其餘演警察，由我掐表看時間。結果，算出：老邵有足夠時間先打電話報警，後又進廚房持刀，然後花了四分鍾以上時間，舉刀威脅兒子生命。在警察敲門時，又花三十秒把刀放回廚房案頭，接著，以受害者的姿態去開門讓警察進來。老邵的“兒童虐待罪”著實成立。據此，陪審團認為：老邵應該入監下牢三個月；兒子搬出單住或寄宿，老邵每月付兒子九百美元撫養費，至十八歲止。
就在陪審團表決前，我突然提到了我的老家羅坎村的七個牌坊。我說我在羅坎村住到七歲，會認字了，那七個牌坊前都有說明，我小時候一遍一遍讀過很多次。那是七個驚心動魄的故事：明清之交某女子為小妾，十九歲守寡、守節。養育丈夫與前麵諸位妻妾生的十三個子女，讓數個子女中舉做官成材。該小妾任務完成，三十六歲歸天。羅坎人立此牌坊以表彰其貞節有誌。又，明清之際，有一九歲男孩，其父好賭，離家不歸，該男孩養母養弟，又數次出尋，將父找回。最後一次，其父跑到甘肅，該男孩又不遠萬裏將其父找回。其時，父親已病，男孩自己放牛種田，養活一家，將父親養老送終。羅坎人又立一牌坊表彰男孩遵守孝悌之道。又有某書生，家貧寒，好學，以沙為紙，以水為墨。得功名，中進士任高官，治世有功，羅坎人立一牌坊表彰其政績……
我說，當年，小小的我站在那七個牌坊下，弄懂了一個詞兒：宏偉巨大。後來學了中國曆史，也想到那七個牌坊，覺得它們著實如社會棟梁。在一個不靠民法憲法活的大家庭裏，我們立幾個牌坊，像立地界一樣，祖宗們就地畫個圈，誰要跑出去，“倫理綱常”就兀凸支起來了，叫你老實坐下!中國社會幾千年原來就是這麼過下來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規矩根據親情、等級而立，家有家法，族有族規，天下才能有秩序。誰都知道大聖人孔子吧，這是他老人家給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設立的價值標準：等級、孝悌、忠義，從家到天下。
戴維邵從中國一個叫邵坷莊的地方出來，那還不就是另一個羅坎村呀？他老家說不定也能有一溜牌坊。他提出要我們考慮他的文化傳統，我們也許應該考慮他不過是在按另一套道德體係行事。雖是違反了美國法律，但說他要故意虐待兒子，是否可能冤枉。人家是單身父親，對兒子還不知有多少期望呢。
我這麼一說，陪審團的人都愣了一下。沒想到，原來有些地方，不靠法律，光靠家庭關係人也能活，還活了上千年。這故事有學問。陪審團責任重大，不能隻用自己魚缸裏的水去度量人家魚缸裏養出的魚。陪審團得跳出自己的文化框架。於是，大家又對戴維邵的虐待動機進行了重新分析。最後，陪審團提交給法官的裁決是：老邵入監一周，兒子搬出去住，老邵付撫養費到十八歲。
陪審職責盡完，回到哲學係，就有同事笑盈盈地過來問我行使司法權的感受。我就說了案情、判案經過和羅坎村的七個牌坊。布朗教授也在這幾個充滿好奇心的哲學家之中。他在光腦袋上抹了一把，就嘿嘿笑了，說：“在美國當人，自由與不自由中間的邊界是‘法律’。美國的法庭要的不是倫理意義上的公平，是邏輯意義上的公平。正義和親情在邊界上一撞，定撞出個二律背反，它倆的化學性質不相容。”
從這個話題開始，我的哲學家同事們擠在我的辦公室裏，轉而討論起“正義”問題來。有人隨手從我的書架上抽了一本羅爾斯的《正義論》，說羅爾斯認為，法律和社會製度不管多麼有效和有序，如果不正義，就必須改良和廢除。有人立刻追問：正義不是菜刀，社會不是蘿卜，你怎麼切，怎麼改，才能確定社會走在正義的大路上？引用羅爾斯的人就進一步引用，說：有辦法。當社會的設計不僅為增進人們的利益，而且受公眾正義觀的有效規範時，這樣的社會就和諧有序。然後，大家又開始批評美國政府，這個政府真讓美國人感到羞恥，怎麼能把石油放到“正義”之上呢？於是，大家又計劃起帶領學生到喬治亞去參加反戰大遊行的事。公眾的利益，公眾得自己說出來……總之，老邵案突然又和人類曆史、當今世界聯係起來了。
後來，與我同在陪審團的一個中學曆史教師又打電話給我，說他對我說到的羅坎村的社會結構感興趣。那樣一個尊重親情倫理的社會，似乎很有情感，可是非對錯如何決定？會不會父親權力太大，兒子沒有權力？社會的公平問題怎麼處理？
我本來以為老邵案一完，就可以把這個沒啥情節的案子丟了，寫我自己的詩，吃我自己的哲學飯。但周圍的人又發評論，又提問題，使我的思想繼續糾纏在“公正\\\"、“正義”、“倫理綱常”這些問題上。覺得人活成什麼樣子大概是一種訓練，西方人從柏拉圖開始就把是非看得比親情重。古希臘的尤什伏赫能痛苦不堪地跑到法庭告發其父殺了人；蘇格拉底拒絕學生幫他逃跑，選擇冤死在監獄而不違法越獄。我們的孔夫子卻教導學生：父親偷了人家的羊，要“子為父隱”，當孝子。換成現在的話，就是“靠關係”。不同情況不同對待，鄰居父親偷了我家的羊，叫“賊”；我家父親做賊，我就要保護，寧死不說。我們就是有大義滅親的典故，滅的也總是兒子。看來，“公正”不是一把糖果，撒下去大家都甜。什麼都是有得有失，要麼壞了人際關係，要麼壞了原則。這麼想著，我就又把羅坎的舊事翻出來，嘮嘮叨叨地講給人家聽。那是我們經過的訓練。對我，是回憶童年。
要說在羅坎判案子，我小時候也見過幾次，不過沒有法庭，判案都在羅坎豬場。
羅坎村其實就是一個家，羅家。最早的老祖宗叫“羅業華”。他是羅坎子孫的曾曾曾……曾爺爺。與我無關，我姓戴，外來戶。豬場在羅家的“業華祠堂”後麵。“業華祠堂”門匾上有“孝悌出忠義”五個金字，不管何年何月都有人明著暗著一次次重新描過。以前羅家先人的牌位幾路列開，王侯將相森嚴林立。我在羅坎的年代，祠堂封了，牌位也就封在裏麵，落滿塵土，如同埋在土地下的根。
祠堂是羅坎的中心，石板街道像從心髒伸出去的筋絡，把羅家後代的房屋一個個聯係起來。白牆依照裏麵人的地位定高低，灰黑色的細瓦像密密的牙齒，在高高矮矮的屋頂上排開，家家戶戶咬在一起。人人都是親戚，唇齒相依，一榮俱榮。白牆越往村外越矮，再外麵就是一塊塊綠油油的水稻田。這些水田是磁力場，羅坎村的農民像一群小鐵片，每天清晨就被吸了過去，織布一樣在水田裏來回忙碌。到天晚，磁力線一鬆，小鐵片縮回各自的白牆，讓炊煙從黑黑的煙囪裏飄出來，在一片黑瓦屋頂上又結成一家。羅坎周圍三麵是大羅山、二羅山和小羅山，農民軍排座次，高低分明。第四麵是清瀏河，活水長流。一代代羅家人都係在這塊土地上。清瀏河是唯一一條通到外界的水道。
我們戴氏豬場屬村子的外圈，紅磚牆，一看就是外來戶。至於我們這個戴氏豬場怎麼會跑到羅坎村來的，我小時候想也沒想過。小孩子把世界的安置看作天經地義。羅坎村就是我的老家，白牆外麵就該是紅牆。直到後來，豬場撤了，豬都賣了，我也上小學了，這才知道，過去的日子叫“十年浩劫”，豬場是“下放”到羅坎村來的。豬場裏養豬的幾位老兄，都是教授。我爸不叫“老戴”叫“戴老”，“老耿”、“小耿”不叫“老耿”、“小耿”，叫“大米草王”和“二米草王”，張禮訓也不叫“張禮訓”，叫“康熙字典”。我之所以長在豬場，是趕上了“十年浩劫”的尾巴。
羅坎是有結構的。一家挨一家的村落統稱“家”，清瀏河沿岸的集市叫“江湖”，在祠堂前麵有一間小小的房子，叫“村部”，豬場叫“祠堂後”。“祠堂後”為羅坎人判過很多案子，隻是我太小，能記得的案子都是我的小男朋友羅清瀏的老爸犯下的。能記住，也是因為記住了羅清瀏。羅清瀏後腦勺拖一根小辮子，脖子上掛—個銀鎖片，把他爹媽給他指下的娃娃親撂在一邊，整天帶著我爬高上低。他和他爸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看見過羅清瀏老爸和另一個男人鬥氣。兩個男人都揮著拳頭做出動武的架勢，於是，立刻有一大群鄰居從這家或那家的土門樓裏跑出來，嘴裏叫著：“回家，回家。”拉著這個，拖著那個，把他們往各自家裏推。那個男人狠一點，被推到自家門口，還繼續揮著拳頭。羅清瀏老爸弱一點，扭著頭，在眾人的肩頭上說：“明天走著瞧。”然後兩個人都凶神惡煞地叉著腰站在自家門裏，嘴巴張著喘粗氣。就在這時候，那家的女人又和自家的婆婆鬥起氣來。因為，婆婆把她往門外推，要她出門，去罵羅清瀏老爸在拉屎時捏了她的大腿。女人不知是出於什麼心思，就是不去。她丈夫正在氣頭上，被他媽在耳邊嘀咕了兩句，回手就給了女人一個耳光。女人給逼急了，抱起兒子，一路哭著跑到村部，把孩子往村長跟前一放，然後做出喝農藥的樣子。等著村長跳起來去搶下，孩子就嘰嘰哇哇在村部哭個把小時。到了天晚，丈夫來尋，然後三口子一起家去。
走到半道，撞見羅清瀏老爸拉著羅清瀏往豬場去，羅清瀏手裏捧著一小碟梅花糕。於是，那三口子也統統折回“祠堂後”，一副要把官司打到底的樣子。村長就敲鍾，召集大家到豬場大院開會。這就是判案。兄弟姊妹鬧事，都是要找外人評理的，豬場的能人沒一個姓羅，和誰也不沾親帶故，諸如這樣的小案子，他們常常幾句話就能平了。判案就成了豬場的副業。
原來，羅坎有三個公共茅房坐落在高坡子上，對著路口，可以一邊拉屎一邊看風景，且男女共用。家家都是親戚，兄弟姐妹都是從光屁股—塊兒長大的，男女之事並不像城裏人那麼詭秘。但是，要有人就此把事兒造大，多半可以借題發揮。至於羅清瀏老爸有沒有捏人家媳婦的大腿，這樣的事其實是天知地知。不想把事兒造大，就沒事。可那媳婦被丈夫逼著點了頭，而村長又決定凡有傷風敗俗的事都要嚴管，羅清瀏老爸就活該被重判，定為監督審查三個月。監督審查期間，停止羅清瀏老爸參加村委會的權利，還要貼一張告示，叫大家和他劃清界限。羅清瀏老爸倔頭倔腦說不服。茅房就是那麼造的，女人來了他想不看都不行。女人就坐在旁邊，不當心碰一下，怎麼就叫“捏大腿”？
這個“不服”把人們一下子難住了，整了羅清瀏老爸，這以後怎麼辦？總不能不讓女人上茅房吧？
於是，豬場的幾位老兄頭對頭，商量了一分鍾，就把案子裏最困難的問題給解決了。他們決定：從此以後把張禮訓訂閱過的舊報紙，在幾個茅坑牆根上放一堆，上茅坑的人拿一張報紙在手，沒人的時候趕蚊子，有女人走來遮著臉。從此是非不就沒了？
這個決策後來讓羅坎人非常敬佩，凡去那幾個公共茅房拉屎，連手紙也不用帶。至於分放報紙的工作，當場就交給了小孩子羅清瀏。這個決定在村民大會上一宣布，擠在豬場院子裏的大人小孩都很興奮。
羅清瀏老爸被村民們監督了三個月，一上茅房就有人看他拿不拿報紙遮臉。弄得他走到哪兒都提著張報紙，一有人對他指指點點，他就把臉放在報紙後麵。他悶頭悶腦在水田裏苦幹了三個月。到了第三個月末，大家覺得羅清瀏老爸可以刑滿釋放，回到羅坎大家庭來了。他已經用拚命勞動掙回了大家的信任和同情。
就在羅清瀏老爸被解放那一天，“江湖”上來做生意的外地人突然說：在城裏給羅清瀏家找到了一門遠房親戚。羅清瀏老爸的腰就立馬硬起來，走到哪兒都趕上其他人高了。就連那家跟他吵架的凶狠男人也來主動招呼他一塊兒下水稻田，還把牛借給他使。羅清瀏老爸也聰明，在關鍵時候把煙鬥遞過去了。於是，兩家人就又像兄弟一樣，蹲在樹陰下呼嚕呼嚕地喝粥，還把自家醃的韭菜花往對方碗裏夾，互相吹捧說：你媳婦醃的比我媳婦醃的香。好得恨不能把自己媳婦的大腿送過去給對方捏一把。
以後，不僅羅清瀏，而且他的老爸也成了我們豬場的常客。羅坎的結構也慢慢有了一點點小變化，當年，祭拜“業華祠堂”裏的祖宗被定作是封建迷信。於是，再多跑幾步，到豬場去，就成了羅坎人日子裏的新生事物。動不動就會有農民和江湖上的人跑到豬場來，找先生們評公道。這樣，慢慢地“村部”就和“祠堂後”分了工：婆媳之間雞毛蒜皮的小事到“村部”，有重大糾紛就上豬場。豬場的那幾位老兄除了養豬，又有一點兒像陪審團裏的角色。他們說話不多。張禮訓說：言多必失，禍從口出，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但是，他們若說了，羅坎人定信以為真。就是村長和村幹部也沒有對先生們出言不遜的。羅坎那個地方，規矩很大，我爸常說：知識分子有好新癖，喜歡自己整自己，結果，什麼都給你砸了。文化倒是農民在守著。
“祠堂後”在羅坎村不僅有政治地位，而且有靈氣，連豬都能教成士兵。不信？張禮訓的典故裏說：孫子能把吳王的三千美人訓練成士兵，我們怎麼不能？古人能做到，我們要做到，古人做不到，我們也要做到。倘若豬場五百頭豬成了五百個士兵，那《孫子兵法》都得重寫。
在我的記憶裏，“祠堂後”豬場紅牆上寫的標語是：“農業學大寨，科學養豬好”。現在看，那前一句是“中學為體”，後一句是“西學為用”。為了這個目的，老戴、老耿、小耿和張禮訓都睡在豬場，我和我弟弟也睡在豬場。我爸是場長，豬場就是我的家。不臭。我們的豬講衛生，懂禮貌，一窩一圈，喂食在屋裏，拉屎到牆根的小洞口。清瀏河接過一條水管，豬場的家夥們先洗澡後洗豬。雖說養豬是體力勞動，文人的腦子閑不住，那麼多聰敏腦袋窩在這麼一個小山村裏，還不想著點子幹點兒流芳千古的事兒？大膽假設之後，就是小心求證。老戴、老耿、小耿管豬兒們的“條件反射”，張禮訓管它們的“思想教育”。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進我們豬場就跟進軍營一樣。豬兒亮燈吃飯，搖鈴拉屎，排隊散步，讓人都不忍心吃它們。豬的聰明我是從小就知道的。我養的小豬崽子是學齡前兒童，“軍營”裏的那一套還不會，但人家就已經會抱著奶瓶喝米湯了，粉紅的小鼻子頂住我的肚皮，就跟我生的一樣。
“祠堂後”豬場的奇跡，又讓羅坎的農民驚訝不已。羅坎的豬幾千年都是在屎坷子裏吃，屎坷子裏拉，啥時候成人啦？於是，豬場就成了一個充滿智慧的希望之星。羅坎人要是抱怨窮日子不好過，會說：“活得不如豬”或者“還不如投胎到‘祠堂後’”。我長大以後，讀到伊壁鳩魯討論豬的幸福，腦袋裏理解的豬全是我們豬場的。它們是胖乎乎的富農，優哉遊哉地吃，優哉遊哉地睡，天塌下來不管，肉體上無痛苦，心靈上無煩惱，活上那樣一輩子，不是很幸福？突然有一天被人一刀宰死，那不是它們的錯，是它們的命。至於殺它們正義不正義，到死都不是它們想的問題。這樣的世界多容易，我們豬場那群成了人精的富農豬，是七十年代撒在羅坎的希望種子。
我記得在那樣一個貧窮卻到處長著“美夢”的時代，羅坎村還有一個大案子，發生在羅清瀏家的酒席上，也是到我們豬場判下來的。
羅坎人都沾親帶故，一家婚喪嫁娶，一莊子人都能蜂擁來湊份子吃酒席。人家出了你的份子，下次該你出的時候，你也不能不出。從村長到孤寡老人，大家日子過得都差不多，份子可大可小，送一捆柴也可以算是份子。酒席也可大可小，有錢就吃肉，沒錢就吃花生，吃什麼都叫吃酒席，永遠也吃不完。小孩子在野地裏玩得好好的，說被拉回去叫人，就被拉回去，舅爺、叔爺、姑奶、姑父一圈叫下來，頭頂被人拍得生痛：這娃兒懂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