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那天以後，我注意到其他幾個員工都用一種懷疑的目光打量彼德，好像他是個天外來的雜種。他們的目光裏充滿嫉妒和憤恨。大家都開始拚命地學英語：滿友報名上了一個夜校英語班，學的教材是《今日英語》；白莎和費蘭每天很早起來收聽電台的英語廣播講座，背誦英語單詞和片語；京林想學地道的美式英語，說聽起來更自然，於是他就整天捧著本《英語九百句》。我也在學英語，但是我比他們年歲都大，記憶力也不行了，學半天也記不住幾句。
在店裏工作的時候，他們對夏皮洛先生更友善了，經常給他倒咖啡。有一次，白莎甚至請他嚐嚐她從家裏帶來的蔥油餅。
一天上午，店裏不是很忙，我無意中聽到白莎在用英語和夏皮洛先生對話。“你有房子在美國？”她問。
“有，是一幢磚砌的平房，不算很大。”他感冒了，鼻音很重，啞啞的。
“有幾個小人在房裏？”
“你是說孩子？”
“對。”
“我有兩個，我太太和她前夫生了三個。”
“哦，那你有五個孩子？”
“可以這麼說吧。”
夏皮洛先生說完轉身繼續用原子筆填寫一張表格。白莎斜著眼睛瞄著他鬆弛的麵頰，又看看他手腕上的黑毛。她真是個賤貨。但是我還是有點佩服她。她居然有膽量用英語和洋老板說話，而我在他麵前根本張不開嘴。
因為我們已經見識了彼德的大房子，所以我們的眼睛一天到晚盯著他，急切地想找他的茬子好幹仗。可是這小子比猴子都精，知道怎麼對付我們，也知道怎麼維護洋老板對他的信任。他避免和我們吵架，如果我們不聽他的，他就走進夏皮洛先生的辦公室，和洋老板躲在裏麵半天不出來。我們這時候會很緊張，因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裏邊告我們的狀。所以我們也不敢太過分。彼德每天晚上都是最後一個離開店裏。他關上護窗板，鎖上收銀機，把沒有賣出去的炸雞包起來，放到他那輛本田摩托車的後挎箱裏，騎車回家去。
自從炸雞店開張，如何處理每天晚上剩下的炸雞就成了我們和夏皮洛先生之間的一個重要矛盾。我們曾經要求他允許我們把剩雞帶回家，但是他不幹，說公司規定不許雇員這樣做。我們甚至提出花一半的價錢把這些剩雞買下來，他仍然毫不通融。他指定彼德來處理每天的剩雞。
在我們看來，彼德一定是把剩雞拿回去給那些蓋房子的建築工人吃。他如果不把人家喂好了，他們會偷工減料。這個王八蛋，不僅錢拿得比我們多，而且所有的好處都歸他。我們越想越氣憤。有天晚上，等他關了店門，騎著摩托車離去之後，我們從附近的一條小胡同裏拐出來，騎著自行車跟著他。滿友要去夜校上課，京林要在醫院照顧因為小腸疝氣住院開刀的弟弟，所以隻有費蘭、白莎和我參加了這次行動。彼德騎的電驢子當然比我們走得快，但是我們知道他的回家路線，所以也不著急，不時地聊著天，開開玩笑。
遠處，彼德的摩托車在江堤上像一團鬼火一樣輕輕掠過。夜裏很涼，從江裏泊著的一條船上傳出來幾個人唱的民歌小調。我們急於證明彼德把剩雞拿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們就可以向夏皮洛先生告發他。
有好一陣，彼德摩托車的車燈不見了。我們也停下來，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他很顯然是拐下了江堤，但是去哪兒了呢？我們應該繼續跟蹤他回家呢，還是就此打住？
我們幾個人正在商量怎麼辦，突然在北邊離我們大約兩百米遠的江沿上竄出一股火苗。我們下了江堤，把自行車鎖在柳樹林子裏，躡手躡腳地向火光走過去。
走近了一看，彼德正在用一根樹枝在火堆裏攪拌著什麼東西。那是一堆炸雞，約莫有二十多塊兒。空氣中充滿了汽油和燒焦的雞肉的味道。火堆的前方，江水輕輕地拍打著沙灘，閃動著粼粼波光。江風送來陣陣魚腥味兒，對岸漆黑一團，什麼也看不見，隻有三四簇燈光偶爾閃爍，但是在沒有雲彩的夜空裏幾乎分辨不清楚哪是星光，哪是燈光。我們一聲不吭地看著彼德的動作。如果滿友或京林在這兒，他們一定會跳出去把彼德揍一頓，但我不是打架的料，隻會一動不動地蹲在沒膝的蒿草裏，在心裏把彼德的祖宗八代都罵到了。
“我要是有槍非斃了這小子!”白莎從牙縫裏擠出一句。
彼德倒是心情愉快。火光把他的臉映得通紅，他居然唱起歌來，唱的好像是海外華人譜寫的歌曲：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是個無情無義的情郎。
你被不應該愛的男人遮蔽了眼睛，
看不見我對你的愛情就像清澈的陽光。
啊，我的心跟隨你的身影，
帶你去一個寧靜的地方。
我們在那裏永不分離，
你會實現你的夢想。
這首歌不知怎麼地感動了我。我從來不知道他有這麼動聽的男中音嗓子。渾厚的歌聲好像是從對岸傳過來的。一群野鴨在黑影裏嘎嘎叫起來，振動翅膀拍擊著江水。一隻潛鳥發出一聲狂笑。然後，所有的水鳥都安靜下來，隻有彼德的歌聲在夜晚冰涼的空氣中顫動。費蘭悄聲說，“這個狗雜種倒挺自在。”
“他一定是想念他在美國的相好了。”白莎說。
費蘭搖搖頭說，“不可能，他哪兒有那麼浪漫。”
“你沒聽他整天說美國姑娘比中國姑娘好？”
“噓——”我止住了她們。
火堆裏的火已經快熄滅了。彼德拉開褲鏈，掏出雞巴衝著餘燼撒起尿來，澆得火堆“嘶嘶”冒著白汽。他的尿水衝出一條閃亮的弧形，幾秒鍾後消失了。他打了個哈欠，踢了點砂土埋住灰燼。
“真惡心!”費蘭罵道。
彼德跨上摩托車一溜煙地跑了，排氣管劈劈啪啪震人耳朵。我悟出來——原來彼德每天騎摩托車跑這麼老遠上下班用的是老板給他燒剩雞的免費汽油。
“我真恨不得能抓這個王八蛋幾下，咬兩口!”費蘭氣得好像喘不上氣來。
“那就要看他身上哪塊兒地方啦。”我說。
白莎笑起來。費蘭瞪了我一眼，說，“你咋這麼不要臉？”
第二天，我們把在江邊的發現告訴了其他幾個人。每個人都義憤填膺，就連那兩個做半工的大學生也罵起資本主義。街上有要飯的，火車站和碼頭有無家可歸的，餓貓餓狗到處都是，為什麼夏皮洛先生要讓彼德把這麼好的炸雞當垃圾燒掉？滿友說他幾年前在一本內部參考上看到過一篇文章，說美國的資本家寧可把牛奶倒進河裏，也不給窮人喝。但那是在美國，這裏是中國。在我們這兒，浪費糧食是極其不道德的行為。我跟同事們說，我要寫一篇文章揭露肯.夏皮洛和焦彼德的無恥行徑。
那天下午我們質問了彼德。“你為啥每天晚上要把剩雞燒掉？”滿友死死地盯著他的眼睛問。
彼德吃了一驚，回答說，“這是我的工作。”
“這太不道德了。”我劈頭就是一句。“你不僅燒掉這些食物，而且還在上麵撒尿。”我的胃突然咕嚕咕嚕地響起來。
費蘭咯咯地笑了。白莎指著彼德的鼻子毫不客氣地說，“焦彼德，別忘了你是中國人。在咱們這兒還有人連棒子麵餅子都吃不飽，可你卻天天晚上把這麼好的炸雞燒掉。我看你不僅忘了你的祖宗，連你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
彼德狼狽透了，嘴裏還不服氣：“你們當我願意幹這號事兒？但是總得有人去幹。老板付我工錢讓我燒這些雞，正像老板出錢讓你們炸雞一樣。”
“你他媽的少廢話!”京林插了一句。“你是資本家的走狗。”
彼德反唇相譏：“你們也一樣。你們不也在資本家開的公司裏幹活嗎？”
“行了，都少說兩句。”滿友說，“我們是想讓你覺悟過來，今後別再幹這缺德事兒了。燒掉這些剩雞太可惜了。你就不會分給窮人點兒？”
“你們當我燒這些雞心裏好受？如果我分給了別人，公司就會開除我。這就是美國的經營管理方式。”
“可你是中國人，是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管理企業。”京林說。
我們正在爭論著，夏皮洛先生從辦公室裏走出來，嘴唇上還沾著咖啡的浮水印。彼德給他解釋了事情的經過，沒想到我們這位洋老板隻是揮揮手讓我們幹活去，好像這事兒根本就不值一提。他說了句：“這是公司的規定，我們誰也沒有辦法。你們要是真的不想浪費，那就每天不要炸那麼多的雞塊，炸了就要都賣掉。”他說完走到門外抽煙去了。
彼德說，“這是實話。他也改變不了公司的規定。你們最好從現在起賣多少炸多少吧。”
我餘怒未消，說，“我要給《木基日報》投稿揭露這件事。”
“宏文，你那麼激動有啥用？”彼德得意地笑笑，稍稍揚起那張國字臉。“關於這件事兒報上已經有好幾篇文章了。上個禮拜《北京晚報》登了一篇寫咱們公司的長篇通訊，人家那位記者讚揚了咱們公司處理剩雞的做法，說這樣做最終會減少浪費。他說我們中國人就應該采取美國企業管理的先進經驗。你去揭露有啥用？大家已經知道了咱公司有這條規定。”我們聽了都不做聲了。我們原先的計劃是：如果夏皮洛先生繼續燒掉剩雞，我們就罷幾天工給他看看。可是，彼德的話使大家都泄了氣。
京林還是要跟彼德較勁兒。天黑後，他在彼德那輛停在院子裏的本田摩托車的後軲轆上按進一個圖釘。彼德給家裏打了個電話，他老婆開了一輛白色的豐田小卡車來把他和摩托車一起拉回家。我們看到後更喪氣了，誰也想不到他會有一輛嶄新的小卡車。在我們木基還沒見過有誰能夠闊氣到買卡車的地步。我們不禁自問：“天呐，彼德這小子到底有多少錢啊？”
我們都想知道他每月的工資是多少。發工資的那天，夏皮洛先生不知為啥把彼德的工資和我們的混在一起了。平時我們都是收到裝著鈔票的信封，但彼德的信封永遠是癟的。菊菊說，彼德的信封裏隻有一張紙條，那叫支票。他可以用這張紙在銀行裏換錢，彼德在銀行裏有個支票戶頭。在我們這裏一般隻有公司企業才可以開這樣的戶頭。菊菊說，“咱們的老板每個月在那張紙上給彼德寫好多錢。”我們非常好奇——他從夏皮洛先生那裏到底拿到多少錢？自從我們開始在炸雞店工作以來，這個問題就像謎一樣誘惑著我們。現在，這小子的工資信封到了我們手裏，我們終於可以揭開謎底了。
滿友把信封放在一杯熱茶上焐了一會兒，輕易就打開了信封。支票上的數目令我們目瞪口呆：一千六百八十三塊七毛五美金。過了好一陣都沒有人說話，大家誰也沒想到彼德領美國的工資，拿的是美元，不是人民幣。也就是說，他的工資要比我們高二十倍!怪不得他幹活那麼賣力氣，照料牛仔炸雞店就像照料自己家一樣，平時想盡辦法來討好夏皮洛先生。
那天晚上下班以後，我們在白莎家裏舉行了緊急會議。白莎的母親是醫生，所以她家的房子很寬敞，白莎有自己的房間。她拿出五香瓜子招待我們。大家喝著茶，說著話。
“媽的，想起彼德每個月摟進那麼多票子，我這心就堵得慌。”京林一邊說，一邊用手揪著自己像刷子一樣堅硬的頭發，不住地歎氣。他看上去很喪氣，好像比昨天老了十歲，胖乎乎的圓臉也失去了光澤。
我說，“彼德那小子可以天天吃館子，而且是最好的館子。那麼多錢他怎麼花啊。”
費蘭把瓜子皮吐在手心裏，瞪起一對三角眼說，“我們一定要抗議。這不公平。”
白莎歎了口氣，也說，“我現在才知道被剝削是啥滋味了。”
“憑良心講，彼德是給店裏出了不少力，”滿友說，“可是他掙那麼多錢實在是說不過去，太過分了。”他似乎還沒有從最初的驚愕中醒過來，一個勁兒地搓著越來越瘦的腮幫子。
“咱們不能就這樣算了，一定要想出個辦法來。”京林說。
我提議：“這事兒咱們可能得跟老板談談。”
“你尋思他會給咱們每個人一萬美元？”白莎的話裏充滿了怨怒。
“我沒那麼想。”我說。
“那跟他談什麼？”
滿友說，“我也不知道談啥。白莎，那你說咱們該咋辦？”
滿友是我們這些人中的小諸葛，他也沒轍了讓我多少有點吃驚。白莎說，“咱們現在要團結，要齊心。咱們要求老板開除彼德。”
大夥兒聽了一下子安靜下來。屋子裏有一張鋪著粉紅色床單的雙人床。兩個鴨絨枕頭摞在一條疊著的花毯子上。白莎一個人要這麼大的床幹啥？她一定是經常和她的男朋友在上麵睡覺。這個小婊子。
“這主意倒是不錯，咱們一塊兒把彼德這小子擠走。”滿友說，語氣裏對白莎崇拜得不行。
我仍舊整不明白這個建議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就問：“如果夏皮洛先生解雇了彼德，然後咋辦呢？”
“從我們這些人中找人頂替他。”滿友說。
費蘭插進來問，“你就那麼肯定老板會讓彼德走人？”
白莎的話讓我們吃了一驚：“他一定會，這樣他每月可以節省一千五百美元。”
“我還是不明白，”京林說，“這樣有啥用呢？就是他把彼德開除了，他也不會給我們多加一分錢，對不？”
“沒了彼德，老板就得依靠我們了，那他還能不給咱們長工資？”白莎回答說。
我並沒有被說服。“要是新經理拿更多的錢，不管咱們的死活咋辦？”
滿友皺起了眉頭，因為他知道當經理得會講英語，在座的人中隻有白莎和他有希望繼承彼德的職位。費蘭、京林和我英語根本說不成句子。
“那咱們起個誓，”費蘭說，“咱們中誰要是當了新經理，必須要和大家平分工資。”
我們都同意這個提議，並且在一份短短的誓言上簽了名。我們發誓：要是新經理不和大家平分工資，就會斷子絕孫，大家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加以報複。起誓完了，白莎代表我們給夏皮洛先生寫了一封信。她會的英語單詞太少，就從她父母的書房裏搬來一本像磚頭一樣的英語字典。信是用碳水筆寫的，她一邊寫一邊不停地查字典。她已經困得不行，一個勁兒地打哈欠，用手去捂嘴，露出了濃黑的腋毛。其他人就在一邊嗑瓜子聊天。
這封信不長，但是切中要害。滿友看了以後也說不錯。信是這樣寫的：
我們尊敬的肯尼斯.夏皮洛先生：
我們給您寫這封信是要求您立刻解雇焦彼德。這是我們共同的意願。您一定要尊重我們的意願。我們不要他這樣的領導。就這些。
您誠摯的全體員工
我們都在上麵簽了名，感覺到這是我們第一次站出來和資本家作鬥爭。我回家路過炸雞店，因此承擔了送信的任務。我們離開白莎家之前，她拿出一瓶李子酒，大家碰了杯，一飲而盡。
我把信丟進牛仔炸雞店大門上的信報箱裏。回家以後，我感覺輕飄飄的，不停地想象著夏皮洛先生讀了信以後那張胖臉上的震驚的表情。我也想著彼德，他被老板開除以後，看他那幢大房子怎麼完工。可是很快我又擔心起來，害怕白莎會成為新經理。和彼德相比，白莎有些喜怒無常，而且更自私。另外，她也不可能維持住彼德花心血建立起來的關係和客戶，更不用說把生意做得更大了。滿友連彼德的一半兒都趕不上。有時候他會耍點小聰明，但是辦事很不牢靠，他看起來著三不著兩的，顧客怎麼能夠信任他呢？說心裏話，牛仔炸雞店離不開彼德，要是夏皮洛先生把他的工錢定得不那麼高，隻是我的五倍，我倒不會介意。
第二天早上八點半的時候，我們都準時上班。讓我們吃驚的是，夏皮洛先生和彼德根本就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常的樣子。他們對待我們和昨天一樣，好像什麼事兒也沒發生。我們有些迷惑，不知道他們要怎樣收拾我們。彼德好像有點躲著我們幾個，但還是很有禮貌，不多言不多語。很顯然他已經看過我們的信。
我們以為洋老板會找我們個別談話，即使他不開除彼德，起碼也得做點讓步。但是整整一個上午他都待在辦公室裏，好像把我們都忘了。他正在讀一本講猶太人在中國的幾百年曆史的書。他那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更讓我們不安。要是能知道他在耍啥花招就好了。
終於等到下班的時候了，我們幾個在店外的一個街角碰了個頭。我們有點不知所措，但是一致決定再等等看。費蘭歎氣說，“我覺著咱們像在跟他們拔河。”
“對了，這就叫精神戰。咱們取得勝利的關鍵在於意誌堅定，還要有耐心。”滿友告誡大家。
我在回家的路上胃又疼起來。那天晚上我爸爸又喝醉了，他大唱革命歌曲，又嘮叨說我每天都能吃美國炸雞，多麼有福氣之類的廢話。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
第二天還是老樣子。彼德給我們分派活兒，夏皮洛先生還是躲在辦公室裏，除了工作以外的話一句也不跟我們說；我覺著這位洋老板就像是一隻蝸牛，縮進殼裏不出來。我們該怎麼辦呢？他們一定是下好了套子等著我們鑽進去。那是啥套子呢？我們總得做點什麼，不能傻等，否則他們會把我們各個擊破的。
那天晚上我們又在白莎家裏開會。討論了半天，終於決定舉行罷工。白莎給老板寫了這樣一張紙條：
夏皮洛先生：
您既然不考慮我們的要求，我們決定在牛仔炸雞店采取行動。從明天開始。
我們沒有在紙條上簽名，反正他已經知道我們是誰，知道我們要求的內容。我不太明白“在牛仔炸雞店采取行動”這句話，但是我也沒問。我猜白莎的意思是罷工。我又承擔了送信的差事。第二天上午我們誰也沒去上班。我們想讓店裏丟點生意，對老板有所觸動，使他願意同工人們合作。我們商定當天下午一點鍾在炸雞店附近的日用五金店門前集合，然後去炸雞店裏和夏皮洛先生開始談判。也就是說，我們隻罷半天工。
吃過午飯我們都來到集合地點。我們吃驚地發現在牛仔炸雞店門前站了一排警察。看那架式，好像店裏著了火，或是發生了暴亂。每個進店的顧客都要經過搜身。出了什麼事情？夏皮洛先生幹啥要叫警察來呢？我們有些心慌。我們裝成沒事兒的樣子向店裏走去，好像是剛在外麵吃了午飯回來。警察在炸雞店前麵拉起一條警戒線，有三個警察把守大門。一個高個兒警察伸手把我們攔住。白莎大聲問：“嘿，萬大個兒，不認識我了？”她臉上堆著媚笑。
“咋會不認識呢？”萬大個兒笑著說。
“我們都是在這兒的員工。讓我們進去好嗎？裏麵還有好多活兒沒幹完呢。”
“搜身以後就可以進去。”
“我身上啥也沒有，你咋搜啊？”她伸開胳膊，用一隻手提了提長裙的下角，以顯示她的裙子上根本就沒有口袋。
“你們都站直了，不要動，”萬大個兒說。一個女警察拿著一根黑色的棒子在白莎身上揮來掃去，這玩意活像一根小號的羽毛球拍子，隻是沒有網線。
“這東西是不是探雷器啊？”京林問女警察。
“這叫金屬探測器。”她說。
“萬大個兒，出了啥事兒？”白莎問姓萬的警察。
“有人要炸這家店。”
我們都嚇壞了，希望這事兒跟我們沒啥牽連。
警察放我們進去，一進門就看見一對老年夫婦站在櫃台後麵照應顧客。天啊，彼德竟然把他的爹媽弄來幹活了!他難道就不怕炸彈把他們炸死嗎？在一個角落裏，我們還看見蘇珊娜帶著兩個學生模樣的女孩子在擦桌子、擺食具。他們一邊幹一邊哼著《勝利屬於我們》，看見我們幾個突然停住不唱了。兩個做半工的大學生正在廚房裏炸雞。我們一下子蒙住了，對這個場麵不知道如何反應。
夏皮洛先生走過來。他怒氣衝衝，臉膛發紫。他衝我們說話的時候，吐沫星子亂濺。“你們以為可以威脅我，讓我聽你們的擺布？告訴你們說，你們都被terminated了!”
我沒聽懂他最後一個字的意思，但是知道那不是啥好話。滿友好像聽明白了，他的嘴唇開始哆嗦，好像要哭出來。他拚命忍住眼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彼德也走過來對我們說，“我們不能再用你們幾個了!你們被解雇了。”
“你沒權力這樣做!”白莎站出來對夏皮洛先生說。“我們是這個店的創始人。”
夏皮洛先生哈哈大笑起來。“你在說什麼呀？你持有本公司多少股份？”
他這話是啥意思？我們麵麵相覷說不出話來。他說，“回家去吧，別再來了。公司會把這個月的工資寄給你們。”他轉身去上廁所，搖著頭嘟囔著，“我可不要恐怖分子。”
彼德對我們輕蔑地笑笑，說，“怎麼樣，沒了你們五個人地球不照樣轉？”
我一時覺得天旋地轉，沒想到這麼容易就讓人家開除了：夏皮洛先生一句話我的飯碗就砸了。去年秋天我辭去了在一家運煤站的差事來這裏工作，現在我成了一個徹底的窮光蛋了。別人不知道要怎麼笑話我呢。
我們五個人垂頭喪氣，也不知道是怎麼走出炸雞店的。在街上臨分手之前，我讓滿友把夏皮洛先生說的那個字拚寫給我看。他用鋼筆在我的胳膊上寫了“Terminated!”其實他用不著加個驚歎號。
回到家，我在袖珍英語字典上找到這個字，它的意思是“結束”。我的火“噌”地躥上來了。這個狗娘養的資本家以為他可以結束我們，那他可就錯了。我們離結束還早著呢——鬥爭才剛剛開始。我要讓我在供電局工作的大哥明天一早就把炸雞店的電斷了。白莎說要讓她的一個男朋友把牛仔炸雞店的郵件遞送搞亂。滿友要去找在垃圾站工作的哥們兒，讓他們不要去運炸雞店的垃圾。京林宣稱：“我要把彼德的那座維多利亞的房子炸平了!”費蘭還沒有想好要幹什麼。
這場鬥爭才剛剛開始。
注：
①即馬鈴薯。
②“貓冬的熊瞎子”指躲起來冬眠的熊。貓，此處即躲、窩的意思。
③遠視、近視兩用的眼鏡。
④一種比較厚的棉織品，可以外穿，也可以內穿。
⑤柴禾在中國北方的口語中經常被用來形容很瘦、沒有肉的意思。說一個人長得像柴禾，也就是骨瘦如柴。柴禾雞就是指沒有什麼肉的雞。
(本文中文譯者：金亮)
⊙文學短評
哈金能夠用日常生活的細節製造喜劇效果並表達深刻主題。該作所描述的美國老板、中國員工的炸雞店模式顯然是全球化時代的象征，對勞資矛盾、中西矛盾、顧客與店員之間的矛盾都有生動的刻畫，一個個故事令人忍俊不禁。諸如增設的自助餐弄成了群眾福利餐的虧本買賣，而賺錢的喜筵又引來了食物中毒的意外事件，一個蒼蠅要一萬塊錢的惡意索賠轉而敗在中國式黑道的邏輯之下，而幾個員工的集體罷工反成了丟飯碗的前奏。一環套一環，在強烈的喜劇氛圍中隱藏著深刻的文化反思和對權力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