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把戰爭對我們時代社會結構和對正統（即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團體的地位與前途的影響談了談，現在（1946年7月）還可以再說一些。到1942年7月，事情已十分清楚，無論各社會主義團體命運怎樣，總會出現另一次向社會主義製度的大踏步邁進，這一次邁進也出現在美國。一樣清楚的是，現存社會主義團體的命運是由戰爭的持續時間和結果決定的。最後還提到，假如戰爭以英美俄聯盟徹底勝利告終，即指敵人無條件投降，正統社會主義遭遇的結果將根據斯大林是不是以真正勝利者出現還是所有榮譽歸英美而有所不同。如果發生後一種情況，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型的正統社會主義或英國型的勞工政黨在歐洲大陸地位的改善將是個極好的機會。
本章首先論述正統社會主義和勞工主義的地位，尤其論述英國的形勢；其次論述美國引人注目的工業成功所可能引起的影響；最後論述俄羅斯政治成功的可能影響。因此，我們的議論自然地分為英國與正統社會主義、美國的經濟可能性、俄國的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三個部分。
第一節英國與正統社會主義
很多事實表明，不考慮俄國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社會局勢的影響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相似，隻是更加強烈。也就是說，我們將看到現有的社會主義生產組織（本書限定意義上的）將有加快發展的趨勢。
英國工黨的勝利是這些事實中最重要的事實。如在上一章中已經指出的，這個勝利在意料之內，不會讓任何人驚訝。這個勝利也不比我們預期的更加完美。因為英國選舉製度的性質，實際議席再分配非常容易給人以誇張的畫麵。工黨得票約1200萬張，保守黨為1000萬張。自由黨的好日子當然已經過去。不過僅存的十幾個自由黨議員所代表的選民超過隨意挑出來的72個工黨議員所代表的選民。換句話說，在比例代表製下，工黨並沒有占有超過保守黨與自由黨加在一起的議會多數，並且工黨-自由黨的聯合能得到寬餘的多數。英國選舉製度的基本原理在於產生強有力的政府，避免相持不下僵局的出現。這個例子裏的情況就是如此。不過在估計什麼在政治上可行，什麼在政治上不可行時，與議會形勢不同的國內形勢依然是需要加以考慮的事情。這個明顯的推論因為下列事實而加強：比官方工黨更激進的團體在選舉中顯然沒能改善它們在議會中的地位，即獨立工黨正好保持它的三個議席，共和黨加上共產黨失去它們原有四個席位中的一個。由於存在很多期待“激進化”的理由，這一情況的確值得注意，也是英國政治成熟得引人注目的證據。
這種形勢必然會顯現出來。實際上它已經在內閣的麵貌和在采取或預示的措施中顯現出來。首先，工黨想做的或提出要做的所有事情全都符合我們之前略舉出的綱領性的精神與原則；另外，實際做法沒有走得這麼遠。尤其是英格蘭銀行的國有化是特別有意義的象征，所以能夠算是引人注目的曆史裏程碑。但是這件事的實際重要性能夠說等於零：這家銀行自從1914年以來始終是財政部的一個部門，在現代條件下所有中央銀行都跟它一樣。別的如煤業法案或充分就業立法，在英國基本上不再爭論。工黨政府處理這些事情的方式或者可能采取的方式，推測起來會得到近乎全部同意。對根本原則問題的辯論顯然會讓嚴肅的工作活躍起來，這不是由於這些問題或對這些問題的分歧非常重要，而是由於沒有它們，政府和議會將無所作為、徒有虛名。這一切全都是應有之義。顯然這又是“管理資本主義”的做法，不過因為這場戰爭，還因為時間的推移，這樣做的時候目的更加明確，措施更加堅決，而且能更清楚地看到最終消滅私有企業的前景。不管怎樣有三點應該特別注意。
首先，政治行動與社會及經濟形勢事實這種理想的一致性顯然是特別重要的，從私有財產社會的角度來看是特別危險的。無論知識分子極端主義者可能如何說——當然工黨政府的態度讓他們有事可做——向社會主義英國邁進的步伐更加堅實了，由於對此的胡言亂語不大聽到了，認真負責地采取步伐，肯定不會往回退。除了從外部來的擾亂，有可能避免出現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災難。假如政府成功地把握住它的路線，它將恰到好處地把處在權力不足的工黨政府（如麥克唐納政府）的任務和未來工黨政府（它將占有議會多數和選民多數）的任務之間的任務完成。這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唯一希望，歐洲大陸的這種希望當然會由於英國範例而得到些許加強。
其次，我們曾經在上一章提到，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肯定不能預測到，也不能期望他們預測到，隻使用諸如稅收和工資政策這種非激烈革命手段而不需正式破壞資本主義製度的法律體製就有可能征用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結構。戰時稅製和戰時控製肯定不能全部保留。不過從那些措施上後退，可能會在能自動完成一些最受歡迎的社會主義政綱項目的那一條線上停頓下來。納稅後收入的平均化已經實行到損害俄國人所說的，比如，醫師或工程師那樣的“專家”的效率的程度。這必然是由臃腫而浪費的機關做出來的，人們不久就會看到，限製交納直接稅後的收入是較好的辦法，而不是支付以後又得收回的收入。但不管怎樣，要榨汁的橘子連同很多激進的辭令，總是容易變成幹巴巴的。
最後，假設工黨在下次大選中改進了它目前的地位，得到大部分選民的支持，政府將做些什麼？他們在平均收入方麵會走得稍微再遠一點；他們會按照貝弗裏奇計劃或其他的方針比所有政府對社會福利進行更多的改進；他們在企業社會化方麵會走得非常遠。但是這三項工作並不好做。我們已經知道，在現代英國的條件下，對大規模社會化不會引起多大單純經濟上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抗拒也不可能是重大的障礙；英國依賴她的實業家的程度比1917年的俄國大得多，但是，除非引起他們不必要的對抗，是能夠得到他們的合作的。最後我們也用不著把對社會化熱情追隨者有強大吸引力的論點，即內閣製不適合實行社會化的任務，看得特別重要。不過要民主地實行社會化，它是唯一有用的製度——對社會化企業的實際管理肯定需要半自治的機構，內閣一定要像與（譬如說）軍隊總參謀部合作那樣跟這些機構合作。真正的問題是工人。除非社會化導致經濟崩潰，一個社會化的政府不可能忍受目前工會的一舉一動。最不負責任的政治家，在能夠設想的情況下，一定要麵對工業中的紀律問題這一隻有俄國已經解決的現代社會的基本問題。想要實行大規模社會化的政府將隻能實行工會的社會化。事實表明，在所有事物中工會是最難社會化的。不過問題並非沒辦法解決。在英國，以民主的政治方法成功地解決問題的機會要比別的任何地方更多，不過解決的途徑或許是曲折而漫長的。
除了俄國，歐洲大陸的政治形勢大概相同。在有選擇自由的地方，我們看到群眾保持或恢複忠於社會民主黨或忠於天主教政黨的強烈意願。最明顯的例子是斯堪的納維亞諸國。不過相同的傾向甚至在德國也感覺得出，可以有把握地斷定，假如德國有自由和不受外來影響，某種非常類似魏瑪共和國的東西將從當前苦難中出現。盡管這方麵的證據因為英美當局對社會民主黨人所表示的喜愛而部分失效，不過它又因俄國當局允許在它的地區裏恢複社會民主黨組織而加強。把辦不到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不合理地強加在德國人民頭上肯定會讓工人政黨政府失去信譽，並失去現在還存在的鞏固其地位的機會。不過，假如為了心理實驗起見，我們選擇不考慮俄國因素，同時假如我們進一步願意假定，美國和英國一般會以體麵和合乎常識的方式對待德國，以上就是我們能夠采取的一般判斷和預測。別的國家也可以采取相同的預測，盡管有種種不同的限定條件：工黨政權——在天主教國家裏多半跟天主教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在其左麵有土生土長的不太重要的共產主義團體，其政策比20年代更為進步，但無論是經濟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它體現的還是同一路線。法國的情況，因為共產黨的力量強大，跟這個類型不同。隻是由於我們除了自己的模式外，沒有能力懂得別的任何模式，讓我們不能理解西班牙的情況的確是所有各國事例中最不成問題的 。
第二節美國的經濟可能性
（1）通過稅收收入再分配
（2）巨大的經濟可能性
（3）實現經濟可能性的條件
（4）過渡問題
（5）停滯主義者的論點
（6）結論
（1）在對英國事例進行討論的時候，我們已留意到，在現代條件下，運用稅收和工資政策從資產階層抽走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術語稱為剩餘價值的東西是有可能的，這在相當程度上是19世紀馬克思主義者想象不到的 。這種觀察結果對美國也適用。在相當程度上（這點不能被普遍意識到），美國的新政甚至在戰爭之前就在剝奪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指出一組數字就足夠了，這組數字表明1936年以前（個人）所得稅和累征所得稅增加的後果：1929年實際付出的總收入大概為806億美元，可征稅收入超過5萬美元的階層在征收所得稅和累征稅後保留52億美元；到1936年，實際付出的收入總數估計為642億美元，5萬美元以上的收入階層所保留的收入僅有12億美元。10萬美元以上的可征稅收入，假如把遺產稅計算在內，那時甚至完全都被征收光了。從天真的激進主義觀點來看，使用這種手段和以後沒收手段的唯一不足是它們還不夠徹底。不過這並不改變與戰爭無關的龐大數字的財產轉移事實上已經實行，其數量能夠與列寧實行的轉移相比，這是我們眼前關心的事。當前可處理收入的分配與俄國實際施行的分配完全可以比較。尤其是從下邊事實來看更加這樣，即因為上等階層支出中個人的服務項目和包含相對多勞動量的商品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在美國上等階層美元的購買力要比下等階層美元的購買力下降很多 。另外，我們能夠再說一遍上文關於英國的另一種觀察結果。上等階層所受的壓力當然不限於“5萬美元或以上者”。它擴及下至5000美元的收入，不過壓力程度遞減。這種情況有時形成很多必需效率的損失，特別是對於中等成功的醫師是如此，這是不應有一點兒懷疑的。
那麼，至今戰爭及其勞工糾紛這一自然後果對美國社會結構的影響，看來和英國的情況完全一樣。美國沒有組織良好的全國性工人政黨的現實，或許會讓我們推測，美國有朝向基爾特社會主義而不是朝向中央集權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否則，這個事實隻會加強本書詳細論述的預測，因為壓力集團和政黨同樣有強大力量但責任心卻少很多，因此是更有效率的攻城槌。
（2）不過美國形勢的另一種事實是世界所有別的地方沒有的，能夠想象這個事實影響我們對起碼今後50年左右短期內私營企業製度機會的判斷，它就是我們如今目睹的巨大工業的成功。某些觀察家好像在想，打贏這場戰爭連同保護美國工人免受匱乏的工業成功，也將對戰後局勢起支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消除建立社會主義的所有理由，隻要這個理由全屬經濟性質。讓我們用最樂觀的觀點談論一下這個觀點。
複雜的過渡問題暫且不談，把1950年定為第一個“正常”年份（這是預測者非常普遍的做法），我們以勞工統計局1928年物價水平指數來計算這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即生產的全部商品和勞務沒有扣除折舊和損耗前的價值，並假定為2000億美元。當然這不是這一年能夠期望的生產實際量的預測，也不是高就業水平下（就算不是充分就業）所能達到的可能生產量的估計數。這是假如能滿足某些條件就能夠達到這個生產量的估計數（條件將立刻提到）。像這樣的數字是高的，不過它既是正常的（因為有人提到過更高的數字），也是合理的。它符合過去經曆的這個經濟製度的長期平均成就：假如我們把“每年3.7％正常增長率”應用到1928年大約900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數，我們得到1950年的數字稍微低於2000億美元。當然不應該給予這種計算法不該有的重要性。
不過我仍舊要再說一遍，有人反對說，這樣的推斷沒有意義，因為30年代的產量沒有達到這個增長率，但是反對意見沒有看到問題的關鍵，僅證明反對者沒有能力掌握它。不管怎樣，就可能的生產量來說，這個製度戰時實際表現所提供的標誌必然有更大的說服力：如果戰時統計數字能夠當作根據，1943年國民生產總值根據1928年的物價水平調整後，其數量遠遠不隻達到1950年2000億美元的目標。
假設現在這個可能性已經實現了 。同時讓我們留出充足的400億美元用作包括住房建築在內的替代舊投資和增加新投資，這個數字是2000億美元的20％，百分率跟庫茲涅茨教授所說的1879—1929年50年的平均數相等 。其餘1600億美元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要依據兩個事實而定。
第一，隻要沒有惡劣的管理失當，這個數字所代表的龐大有用的商品和勞務（仍不包括新住宅）能允許甚至包括老年人、失業者和患疾病者在內的最貧窮的社會成員也達到滿足經濟需要的水平，可以消滅（在每周40小時的工作條件下）所有能夠稱作苦難或匱乏的狀況。本書論述中曾經強調，建立社會主義的原因絕非完全是經濟的，還指出逐漸增加的實際收入至今完全不能贏得群眾或他們知識分子同盟者的好感。不過在這個事例中，允許的東西不僅驚人得多並且立刻兌現：實現這個允許主要是我們具有戰爭中已經證明的能力和資源，把為戰爭目的而生產（包括向盟國出口消費品）轉變成為國內消費而生產；1950年後這個論點的應用更不可置疑。
第二，隻要沒有惡劣的管理失當，全部的這一切可以在不破壞資本主義經濟有機條件下完成，有機條件包括對企業成功的高額獎勵金，以及為讓資本主義機器依據設計運轉所需要的所有收入不平等。隻有在美國，在現代社會改良計劃後麵不會隱伏著選擇經濟進步與選擇立刻增加群眾實際收入的兩難困境，這是全部別的地方都會癱瘓所有負責任者意誌的根本性的困境。
另外，有了2000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要在不損害經濟機器條件下籌集400億美元國家收入就不困難了。依據1928年的物價，有300億美元的收入就完全可以提供資金讓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在1939年完成其實際任務，並可以提供大大擴展的軍事設備的經費和支付1939年後出現的公債和別的長期債務的本息 。這樣支出後，按1928年物價計算，1950年大致上還可留下100億美元，倘若出現較高的物價水平，這個數字也相應提高 。在下一個10年裏留下的數字還要大很多，可用來創辦新社會服務事業，或者對現有的社會服務事業進行改進的資金。
（3）就是現在在政府財政和管理領域裏，我們上述“沒有惡劣的管理失當”讓我們深刻地感到特別生動。由於在這個領域裏，我們的確有過真正低劣的管理失當。
根據目前的原則和當前的做法，要從2000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水平上籌集400億美元，又要對經濟機器不造成傷害是不現實的。而300億美元或者在1928年物價水平上相當於300億美元的任何數字可以滿足上麵提到的需要也是不實際的，隻有整個國家行政機關實行合理化，消滅了雙軌或三軌活動——例如，我們在所得稅事例中一定要提到的一個例子——才有實現的可能。所謂雙軌和三軌指的是聯邦機構與聯邦、州和地方機構的重疊，缺少有效的協調和明確的各自責任。在聯邦方麵主要因為沒有組織嚴密的“部”，卻存在許多半獨立的“部門”或“委員會”，以及很多別的產生浪費和阻礙提高效率的根源，不過最重要的是存在花費1億美元就足夠的地方喜歡花10億美元那樣的浪費風氣。如今的事態預示政府管理財政金融和工業凶多吉少，實際上，事態本身就是很多非“經濟保皇黨人” 反對這個事態的正當而充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