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大叛變”
社會主義政黨作為第二國際的成員，為了預防戰爭的發生，做了它們能做的所有事情。不過當戰爭仍然爆發時，它們急速的重新集合在它們的民族事業下，的確讓人驚奇。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比英國工黨成員還要果斷 。當然，一定要記住，每個交戰國全都深信它在進行純粹防禦的戰爭，因為在所有進行戰爭的國家眼裏，任何一場戰爭都是防禦性的，或者起碼是預防性的 。並且，假如我們回想起社會主義政黨擁有憲法賦予的不可置疑的投票反對戰爭預算的權利，以及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總的道德規範內沒有擁護國家政策的義務——實際上在全部交戰國裏與社會主義反軍國主義根本無關的人都反對戰爭——看來我們碰到我們可疑地引證馬克思或引證倍倍爾和馮·福爾馬原先所做的假如他們的國家遭到攻擊他們將進行保衛的宣言不能解決的問題。回想起馬克思關於這個主題的正確教導應該是容易的。另外，保衛祖國的意思僅隻是參軍盡自己的義務，並沒有投票支持政府和加入“神聖同盟”的意思 。在戰時內閣任職的法國蓋德與桑巴和比利時的範德費爾德，以及投票讚成戰時預算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就這麼對他們國家要求的效忠，做得比當時普遍理解的還要多 。
實際上這點是大家都感覺到的。保守陣營感覺到它。德國保守派人突然開始用特別謙恭的話語談論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陣營中依然對信仰保持初始熱情的那些人也感覺到它。在英國，麥克唐納不僅沒有參加戰時聯合政府，甚至喪失了在工黨中的領導地位，最後丟了議席。在德國，考茨基和哈澤於1916年3月離開了多數派，並在1917年組織獨立社會民主黨，盡管該黨大部分重要黨員在1919年回到原來的黨 。列寧宣告第二國際已經死亡，社會主義事業被出賣了。
這裏是有一定真理的。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大部分人來說，處於十字路口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經不起考驗，它沒有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信條、口號、最終目標、組織、辦事機構、領導人並沒有改變。大叛變之前它們怎樣，大叛變之後仍然怎樣，但是它們所體現和支持的東西全變了。經過這次十字架上的考驗之後，無論是社會主義者還是反社會主義者不再能夠用與以前一樣的眼光來看待那些政黨。那些政黨本身也已經走出它們的象牙之塔，它們已經證明對於它們而言，國家的命運比社會主義目標更加重要。
不過，像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社會民主黨那樣從來沒有置身於任何象牙之塔的那些政黨的情況就不一樣。另外還有其他一些政黨，它們的情況由從不認真看待那種革命滑稽戲的觀察家看來也是不一樣的。尤其就德國黨來說，非常接近事實的說法是，這個“社會叛徒”（人們給它的綽號）僅僅是從非現實主義的雲端走下來的，國家的危急狀態把它教會要用腳站在地上，而不要用頭站在地上。有些人還要說，這完全是值得稱讚的事情，根本不是叛變。不管我們采取什麼觀點，不可置疑的是這種新的負責任的態度大大縮短了1914年前好像橫亙在它們跟所有政黨自然目標——官職——之間的很長的道路上。我的確從不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有這種打算，對他們決定不在資產階級社會做官的真誠從不懷疑。不過事情很清楚，他們在戰爭開始時采取的立場，讓他們在戰爭結束時（假如我能夠這樣說）處於“極其有利的地位”。與別的政黨不同，他們沒有大聲呼喊著要離開從而對自己的名譽造成損害。不過他們也沒有在危急時刻舍棄他們的國家。
第二節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發展的影響
（1）所有以失敗告終的重要戰爭都會動搖社會結構和對統治集團的地位構成威脅，軍事失敗造成的威望喪失是一個政權要生存下去的最不容易對付的事情。我不知道這條規律有任何例外。不過逆命題就不是那麼肯定。除非勝利來得迅速，或者不管怎樣它像德國在1870年取得的勝利那樣與統治階層的政績有突出而清楚的聯係。否則，即使在戰勝的情況下，經濟上、物質上和心理上的衰竭，必然會對各階級、各集團和各政黨的相對地位產生影響，本質上跟戰敗所受的影響沒有什麼不同。
這一點被第一次世界大戰證明了。在美國，戰爭努力的時間不長，消耗不大，不足以表明這種影響。就算在美國，對戰爭負責的政府在競選中慘遭失敗。在全部其他戰勝國中，統治階層的威信及其對人民的駕馭能力，沒有加強而是遭到削弱。德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政黨交上好運，它們取得權力，或者不管怎樣獲得官職。在德國，社會把中央機構的控製權硬塞到社會主義黨的手中。盡管為了爭理論上的麵子，黨內一些人及一些反社會主義者堅持說是通過了一場革命，實際上他們是應邀請——謙恭的要求——而執政的。在英國，工黨的選票在1910年1月還僅僅剛剛超過50萬張，1918年還不到225萬張 ，1922年則上升到424萬張，1924年更升到549萬張（1929年達837萬張）。麥克唐納再次成為黨的領導人，1924年該黨進入政府（假如說還沒有真正執政）。在法國，政界的構成阻止出現上述鮮明的完美情節，不過總的輪廓是一樣的：戰後工團主義者立刻又活躍起來，不過勞工總同盟讓新成立的工團主義的勞工總同盟和共產主義的統一勞工總同盟去吸收各處不適應的分子，它對革命進程進行阻攔，為承擔占優勢的政治角色逐漸地做準備。
另外，當時肩負落到它們身上的責任的社會主義或準社會主義政黨，或許深深感到它們差不多壟斷了讓其事業成功所需要的很多資格。比任何別的團體高明，對因不滿而激動的群眾它們是有能力對付的。如德國事例表明，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武力，此時它們甚至處在比任何別的政黨更有利的地位上來堅持對付革命的爆發。不管怎樣，他們一方麵進行改革，另一方麵使群眾接受改革，是開社會改革正確處方的最好人選。最為重要的是，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也是治療“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的創傷，恢複國際關係和清理不是他們過失完全是資產階級政府作為和平代價所造成的混亂局麵。他們在這方麵犯了與他們的資產階級競爭者按照不同立場犯下的一樣的錯誤——相信集體安全和國際聯盟，重建金本位貨幣和取消貿易壁壘。不過隻要我們承認錯誤的前提，我們也一定要承認，社會主義者希望取得成功，尤其希望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是對的。
（2）兩屆麥克唐納政府的成就（麥克唐納和亨德森在外交部的工作）完全可以讓這一點得到證明。但是德國的情況更有意義。第一，隻有社會民主黨人才在道德上有條件接受和約，以及支持為了實行條約所規定的政策。當然他們哀歎國家的災難和災難所帶來的深重負擔。不過他們有軍事光榮的感覺，戰敗本身和簽訂和約都沒有給他們帶來無法忍受的恥辱。他們中的一些人簡直讚成英法的戰爭理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重整軍備漠不關心。當別的德國人以冷漠的憎惡心情旁觀時，他們以完全不帶強烈仇恨——假如不是完全不帶怨恨——的心理為與勝利者達成和平諒解而工作。
第二，他們對群眾的控製非常有力，完全可以讓這種態度有政治上的效果。當時全國人民中有一大部分人對事物與他們持有一樣的看法。他們對形勢的觀點及應對形勢的正確方法，無論執政政府的政見怎樣，一時成了官方的觀點；他們為談判道威斯計劃和洛迦諾公約的聯合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沒有他們就無法組成聯合政府，就算組成，也肯定不能采取那條路線。斯特萊斯曼不是社會主義者，但是他的名字和社會民主黨的政策聯係在一起的。因為這個政策他們在10年中獲得非常大的聲譽，也因為它，他們在另一個10年中備受懲罰。
第三，在跟國外政治輿論的關係中他們處於有利地位。世界簡直不知道德國發生的事情。不過世界知道兩件事：一方麵它了解有一個願意永遠接受很多戰後安排的政黨，實際上該黨非常讚成其中的一些安排，英國和法國曾經深信這個黨是它們敵人的敵人。另一方麵，世界了解，用不著在別的問題上害怕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個政府無論怎樣保守，它沒有必要像其反對俄國社會主義那樣反對德國人。從長遠觀點來看，這是一個弱點。這種了解跟沒完沒了處理德國抱怨問題的情況有非常大的關係。這種看法讓英國和法國外交部相信，德國將永遠是一個謙恭的請求者，保證它有一天會上升到與強國相等地位就能讓它非常快樂。不過從短期的觀點來看，特別在入侵魯爾的黑暗日子裏，它是一宗資產。這個黨或者應該說大家知道依靠該黨支持的政府有著其獨有的進入權。
第四，從第二國際年代起，社會民主黨與別的國家相應政黨就有長久的接觸，並且戰爭也沒把這些接觸完全割斷。畢竟，第二國際從沒有正式解散，其中很多個人和團體特別是（不過絕不隻限於）中立國家的個人和團體，仍然沒有絲毫動搖地保持著國際主義的信念。國際書記（C. 胡斯曼）繼續在活動，1917年在斯堪的納維亞社會主義者的建議下，他甚至打算召開代表大會，隻是由於協約國沒答應發給護照，才沒有開成 。這樣，很多社會主義者認為複活國際組織是順理成章的事，也就非常自然了。
（3）國際恢複了，但還是有困難。為恢複國際在1919年和1920年舉行的最初幾次會議隻取得有限成功。與此同時，出現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見下文），其所具有的吸引力證明是世界勞工政黨和社會主義政黨團結的重大障礙。幾個不想跟共產黨人共命運的重要團體依然期望有比第二國際更現代化的某種組織。這個局勢被一項聰明的策略措施成功地滿足了。按照奧地利的社會主義者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和英國獨立工黨參與下提出的倡議，一個稱作是“國際社會主義政黨聯盟”，即所謂維也納國際的新組織成立了，其目的在於讓複活的第二國際裏的團體激進化，對那些過分傾向共產主義的團體起抑製作用，通過智慧地製定目標，讓兩方麵趨於一致 。
準確地把這個事業的意義描繪出來的是由共產主義者很快為它找到的綽號——“兩個半國際”。這正是之所以它能滿足當時需要的道理。在1923年的漢堡大會上，第二國際和維也納國際聯合起來組成工黨和社會黨國際，它給和平打上“帝國主義”印記，號召建立反對國際反動勢力的統一戰線（這點不管怎樣聽起來十分動人），號召八小時工作日，號召爭取國際社會立法。1922年的法蘭克福會議決議宣布一定要把德國賠款降低一個明確而合理的數字，把協約國間的債務取消和從德國領土上撤軍。從以後發生的事情看，我們就會理解這是一個怎樣偉大的成就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