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文學是一條非人走的路，你一旦選擇了她，就等於選擇了活著走進煉獄，讓靈肉鮮生生地在裏麵享受煎熬，直至你灰飛煙滅。
《土地》是一部用血寫的書，它差點墊進了一個清醒而痛苦的靈魂。寫長篇真可以累死作者。是的，她是一件比戰爭更殘酷的事業。
“你不寫小說我就回去，要寫書就離婚！”在二00二年的五月，我接到了一個善良而倔強的女人最後通牒。
在無數個不眠之夜，我痛苦萬分地徘徊在鄉間的小路上，我必須做出人生最艱難的選擇：一邊是委曲求全地把妻子接回來，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另一邊是一條不平凡但又十分艱辛而渺茫的路。何去何從？沒有人能告訴我，在又生了許多白發後，我終於選擇了壯士斷腕：
放棄婚姻，抓住文學！
豪賭，我在進行一場豪賭：用我整個大家庭的福祉做人生的賭博！
我顫栗了，在巍峨壯觀的文學大廈前，我止不住冷汗如漿地痛哭失聲，我清楚地知道在幹些什麼。是的，我就像一隻螞蟻，卻妄想推動飄浮在宇宙中的地球，這是何等無知的悲壯！無可言說與為人所不知的孤獨使我無限寂寞，而外界對落魄者的冷漠和輕蔑則更像毒箭一樣射傷了我的心。我沉默地憤怒了，白天在地裏發泄似的勞作，夜晚撲在案桌上奮筆疾書。自然，我不屑沉溺於自身渺小的悲歡裏，我的筆不是我個人的出氣筒，我要努力使它變成中國農民的代言人。在這種唐吉訶德式的精神鼓舞下，在一貧如洗的境況中我居然頂住了家破人亡的巨大打擊，現在我由衷地感謝生活恩賜與我的災難，它是我人生最好的老師！
懷著逃離和忘卻的複雜心情，我卷著鋪蓋來到古容城鎮，拿著貸款租了間小屋，取名“沉虛齋”，隱姓埋名地蝸居在裏麵苦寫《土地》。外麵的世界是那麼熱鬧和繁華，但屬於我的隻有幾本破書和一隻禿筆。在清冷的夜氣裏我常常靠窗佇立，對著萬家燈火起一種無可依附的滄桑，靈魂同城市的歌音一起在茫茫的黑色裏飄蕩。這時我的人便極其地脆弱，極想得到外界的溫暖與撫慰，哪怕是一丁點和一絲絲地，那樣都會使我刻骨銘心地感激和感動。然而在這特殊的生存環境中，我卻來不得半點軟弱，我怕自己一旦癱軟下來便再也站立不起，於是隻好硬裝著堅強昂著頭招搖過市，那外強中幹的模樣連自己也覺得可憐和可笑——但是我又不得不這樣啊，胖子的腫臉未必全是自己心甘情願打的？人生在某種程度上何償不是一場做作的過程！
在創作最後的一個半月裏，我完全變成了一台寫作的機器。由於沒有人照料我的生活起居，這時洗衣做飯便成了我的頭號敵人——它們占據了我太多的時間——我的時間單位不是天，而是小時。我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手寫了20多萬字並四易其稿，由於太刻苦用功，更由於太投入，我的神經衰弱更為厲害了，不得不吃安眠藥來抑製過度興奮的大腦，一片不行吃兩片，最多的一次竟吃了十片——我明顯地感到身體一天天地垮了，每次走向寫字台就像上刑場，稿紙上的方格幻成一個個無底洞要將我吞噬，但我還得拚搏。於是我不停地調環境，在無電照明的老家裏，我邊喝烈酒邊抽劣質煙，拚命似地死寫，這時字再不是字，而是敵人，我殺一個少一個，少一個便向成功和勝利邁近一步……但我終究支撐不住了，那夜我是扶著牆壁爬上床的，第二天我不得不收了筆，這不僅僅是因我的身體快油枯燈竭，更重要的是我的貸款已所剩無幾了，但我還得生活……
所以我對《土地》並不十分滿意，假如我有較好的生存環境和寫作條件，它肯定不會這樣粗糙，但這有什麼辦法呢？我隻感透骨地悲涼……
《土地》所反映的生活是近距離的，時間也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後期，這樣做可更貼現實。我力求把自己所描寫的小村莊放進廣闊的曆史和社會背景中，把現今農村的政治、經濟、教育……各個層麵都囊括進去，盡量使作品顯得厚重些。有朋友說我把農村的矛盾寫得太尖銳，言下之意是怕我惹麻煩。但從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沒有中國農業的陣痛就沒有今天的稅費改革，我所描寫的“陣痛”就是呼喚改革。當然，我不否認此書的調子有些壓抑，似乎讓人看不到希望，但細心的讀者還是會發現其中的亮點。如果有人硬要對號入座，那也是沒辦法的事。——不過我相信不會有這樣的事上演——稍有文學知識的人都會羞於這樣做。
《土地》中的感情描寫幾乎至善至美，尤其是鄧漢風與若梅的感情生活仿佛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徒之戀。這樣是不是失真？生活中到底有沒有這樣美好的感情？當今社會，人欲橫流，西方的“性解放”泛濫成災，現代人的感情世界在一天天枯萎，滿街都是尋找真愛的人，但又很少有人肯付出自己的真愛，彼此都用疑懼的目光審視對方，於是心與心愈隔愈遠，人與人之間築起了一堵無形的牆壁，將真誠永遠隔開，照此鋪開，社會便有了一種“冷漠病”。因此我熱烈而焦灼地呼喚著愛心的回歸，所以就塑造了鄧漢風和雯淑那種高尚、純潔而偉大的友誼。除了愛情，友誼便是人類最美妙的心靈雞湯。同時我還寫了鄧漢風與秀英的情感糾葛：秀英熱烈地愛著鄧漢風，但鄧漢風始終沒有接受她，我這樣寫不是故意拔高鄧漢風這個人物形象，而是想借此透出兩個沉重而嚴肅的主題：
一、愛情是神聖的，對她要忠貞；
二、西方一些腐朽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不適合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
由於對文學陷得太深，我沒精力和心思去處理寫作以外的任何事件，甚至忽略了人首先必須生存的要義。所以在生活中我是一個十分不成熟的人，同時也不是一個冷靜的人。這反映在創作上便是忍不住從作品中跳出來發議論。是的，我性格上大起大落，喜怒哀樂皆形於色，愛也刻骨，恨也刻骨。我不願、也不會偽裝自己，我在用一顆真誠的心赤裸裸地對待世界。於是我的幼稚和顛狂不知傷害了多少善良的人——雖然大多數是無意的。所以在生活上我可能是一個可敬的人，但不是一個不可親的人，我曾不無苦惱地說過這樣一句話：
哲學家和作家是清醒的瘋子！
為寫這部書，我的身心整整漂泊了15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裏我沒有過一天正常人的生活，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竟全是在痛苦和仿徨中度過的。那是怎樣的一場惡夢啊！現在想起來仍心有餘悸，可我還得走下去，雖然前途依然艱辛而渺茫......
西方有句諺語說：“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我在思索著，但願我的讀者上帝不要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