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經濟學家小傳（二）
▲保羅·克魯格曼——預言家
2008年10月13日晚上7點，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國際貿易模式和經濟活動的地域等方麵所作的貢獻。
作為美國經濟學界的天才式人物，保羅·克魯格曼是自由經濟學派的新生代，他曾成功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和此次美國經濟衰退，開創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解釋了收入增長和不完善競爭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1953年2月，克魯格曼出生於紐約長島的一個猶太裔中產階級家庭。從約翰·F·肯尼迪高中畢業後，他來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經濟學。大學時代的克魯格曼似乎更偏好曆史，經濟學的專業課修得不多。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諾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魯格曼的一篇關於汽油的價格和消費的文章後，為他對經濟問題的深刻理解所打動，立即邀請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學畢業後，在諾德豪斯的推薦下，克魯格曼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
1977年，克魯格曼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隨後任教於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及斯坦福大學。在麻省理工學院他成為了福特國際經濟學教授。
1982年，克魯格曼剛從瑞典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回來，就接到費爾德斯坦的電話，邀請他去華盛頓任職，擔任經濟顧問團國際經濟學首席經濟學家。在華盛頓的經曆並不愉快，克魯格曼發現，這個地方好的分析者並不受重用，“馬屁精”倒是如魚得水。很快，他就產生了厭倦。不過，在華盛頓他又發現了自己的另一項才能：用簡明易懂的語言講述嚴肅的經濟學問題。1983年的總統經濟報告就是他主筆的。1992年的總統選舉使克魯格曼在全美國人麵前大出了一番風頭，他在電視上的經濟演說給克林頓極大的幫助。
克魯格曼曾經出版20餘本著作和200餘篇論文。他在學術領域獲得的聲譽主要是在國際貿易及金融領域。他是“新貿易理論”的創建者之一，該理論對傳統的貿易理論進行了嶄新的思考。因為該理論，克魯格曼獲得了1991年的克拉克獎，該獎主要獎勵那些“低於40歲的對經濟學知識作出卓越貢獻的青年經濟學家”。
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克魯格曼最近的身份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及國際關係教授，以及已經從業長達十幾年之久的《紐約時報》評論員。他擅長以簡單的預言評說複雜的問題，而且能夠將它們講得清楚。
諾貝爾獎頒發給克魯格曼是基於他對兩個截然不同但卻相關的領域所作的貢獻：克魯格曼關於“新貿易理論”發展的貢獻及“新經濟地理”的著作。
此前，就有經濟學者評論：“如果諾貝爾經濟學獎要頒給國際金融領域的研究者，那就一定會頒給克魯格曼，因為他是這個方向的一個開創性人物。”
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一次定格金融學領域是在1997年，當時，斯科爾斯和默頓兩位學者因其在金融衍生產品理論方麵的貢獻摘得桂冠。而1997年也正是爆發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金融動蕩的年份”。
令克魯格曼名聲大噪的是他的一個預言。1996年，克魯格曼曾在其《流行國際主義》一書中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他提出，所謂的“亞洲奇跡”是“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會幻滅”。他認為，亞洲在高速發展的繁榮時期已潛伏著經濟危機，將在一定時間內進入大規模調整。1997年，該預言得到驗證，有力地奠定了克魯格曼作為“新一代經濟學大師”的地位。
因此，在華爾街金融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動蕩之時，克魯格曼對當前形勢的評價，越發引人關注。
“按照我的判斷，當前普通美國人的命運與經濟普遍增長的脫鉤，在美國近代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事實上，在近些年來，幾乎布什政府所有的政策，都會成為這位在《紐約時報》上勤奮寫作的經濟學家批評的對象。
克魯格曼總喜歡提起自己青年時代的“失落的天堂”——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在那時成為眾所周知的中產階級社會。“我生於1953年。與同輩人一樣，我把自己成長於斯的美國的一切都視為理所應當的。事實上，如許多同輩人一樣，我嚴詞抨擊美國社會種種甚為真切的不義現象……隻是在後來的回想中，我才明白地意識到，自己年輕時所處的政治與經濟環境是一個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國曆史上一段不同尋常的篇章。”
克魯格曼認為，這樣的“天堂社會”背後的推動力是總統羅斯福的“新政”。正是“新政”開始大力實施的“自上而下的收入和財產再分配”使美國社會獲得了繁榮。直到20世紀70年代，政府才開始以某種形式“撤回”這一政策。這個本來按照歐洲標準衡量就很糟糕的社會福利國家被拆卸得七零八落，盛極一時的工會如今已經大不如前。
克魯格曼認為，再次扭轉這一趨勢的時刻到來了。正因如此，他主張回歸羅斯福和杜魯門時代的經濟政策——至少要有一點兒像“新政”。
在麵對榮譽時，克魯格曼說：“我們都想得到權力，我們也渴望成功，但是對我來說，最好的回報就是理解帶來的快樂。”
附：富裕的和窮困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是關於財富的科學。但是，在財富的競技場上，經濟學家並沒有優勢。其實，關於財富的知識與獲取財富的能力本來就不是一回事。經濟學的功能一般認為是幫助人們了解、認識和解釋世界，因此它實際上並不能為人們提供發家致富的妙計良方。也許積累財富或者賺錢需要的是一種天分而不是知識，最傑出的經濟學不一定具備最傑出的經營能力。1997年，羅伯特·默頓和邁倫·斯科爾斯因為期權定價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們經營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卻麵臨破產。作為謀生甚至牟取財富的工具，經濟學的回報率不會高於社會平均回報率。在積累財富的角逐中，成功的經濟學家風毛麟角。成功者所憑借的大多不是其卓越的經濟思想，而是某種賺錢的天分。其高於社會平均收益的部分實際上相當於稀缺資源獲得的“租”。
古典經濟學的拓荒者威廉·配第（1625—1687）是經濟學曆史上的一個富豪。配第少年時已顯示出賺錢的天分。他13歲進入卡昂大學學習時，就通過做首飾生意賺取學習和生活費用。他從一個先令開始，短短時間內就增加到24英鎊。配第的財富故事開始於愛爾蘭。利用擔任愛爾蘭土地分配總監期間獲得的9000英鎊報酬，配第通過土地投機，短期內積累了5萬英畝土地。到了晚年，配第不僅成為擁有27萬英畝土地的大地主，還是擁有多家漁場、冶鐵和鋁礦的大企業主。配第被馬克思譽為“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但經濟學對他成為經濟學家當中的財富成功者並沒有什麼貢獻。他的財富成功依靠的是他的經營天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