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場》reference_book_ids\":[6885615123394726919,6906757583466400776,7267090249216429111]}]},\"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讚美你的左手
康啟昌
第一次讀兆林的散文《父親祭》是在幾年前一個安謐的冬夜。窗外飄著柔曼的小雪，室內亮著幽幽的燈光。我因剛剛完成一篇散文，坐在沙發上放鬆。順手抓過一本雜誌，當時一下子翻到的，就是這篇《父親祭》。
你終於死了嗎，父親？你那日夜消耗也經久不衰的生命之燈真的突然熄滅了嗎？我不敢相信這喜訊是真的。前天夜裏還夢見和你搏鬥，我和你廝滾在一起，在一個大江邊的懸崖上，你往下推我，我拚命掙紮，掙不脫，我就死死拽住你。你不再推了，再推就將同歸於盡。可是我爬起來時竟將你撞下懸崖，你便如一塊瘦硬的山石帶著哨響落入江水。我喊叫著從夢中驚醒了，難道那一刻真就是你停止了呼吸的時間嗎？我不信。但一紙電報分明地寫著這喜訊：父亡速歸。
這是《父親祭》的開頭。古老的題材，出格的感受，劉兆林以其小說家的大腕吊起了我閱讀的渴望。一口氣讀到更殘漏盡，讀到遮天蓋地的大雪整個掩埋了一個“悲慘世界”。讀到——
安息吧，我可憐的靈魂被撕扯了五十九年已經分裂為分子分裂為原子分裂為中子分裂為質子分裂為核子的爸爸嗬！
不知道那顆不安的靈魂是否得到安息，那一夜，我卻再也無法安睡。腦子裏悠來轉去的都是些設問：散文也可以像戲劇那樣製造些揪人心肺的懸念嗎？散文也能像小說一樣把人物推向命運的極端嗎？散文也能容納下如此眾多的細節描寫並超越細節的有限以表現生活的整體、過程及環境的曆史意義嗎？那時候，我便想寫一篇文章，圍繞腦中的幾個設問，我想與兆林探討散文如何借鑒小說之長或者說小說怎樣引進散文的精妙。直到幾年後的今天發現幾個選本選了此作才促我提筆作文，那天夜裏設計的文章框架依然還在筆端徘徊。
首先，我認定它是一篇不可多見的寫人敘事夾抒情的大散文。我在編輯《遼寧散文精品》時把它列為上乘。因為它既具有形象紀實的特點又有內在效果與外在渲染的分寸感，排斥虛構屬於常規感情以內的感覺藝術。如開頭那個自然段僅二百字，兆林卻在這裏兩次使用“喜訊”二字。兆林，你父親是個十惡不赦、死有餘辜的民族敗類嗎？即使他是禍國的罪魁、殃民的禍首，作為親生兒子，你接到父親的死訊竟能拍手稱快嗎？這不僅僅是形式需要設置的懸念，而且是剔除了抽象概念而產生的形象紀實。按理說，為人子者身穿解放軍軍服，他不該有此忤逆不孝的念頭。然而這確實是一位正直的散文作家不可掩飾的精神紀實。弗洛伊德認為，人的心理過程主要是無意識的和非理性。兆林表現這種精神現實的準確度就是緣於對這種潛意識非理性的承認。它不是小說家戲劇家出於情節需要所虛構的懸念，而是一位優秀的散文家無情地剖析自己潛意識中主體對客體的非理性的感受。
《父親祭》祭的是父親。三萬言散落的情感以祭為貫。它不像小說那樣以一體化的外在情節為構架，展示情節的曆史。而那種通過虛構把對象特征組織到一體化的情節中的傳統手法正是小說家的長項。兆林的長篇小說《綠色青春期》等都有這種一體化情節的穿連的印跡。盡管比起許多傳統色彩濃鬱的小說，它們的情節似乎已被淡化了許多。但《父親祭》卻一反兆林小說的慣常結構，在祭的情感儀式上直接彈撥抒情主體的琵琶，讓自己潛意識中流動飄蕩的情愫像行雲流水一般“行於當所行，止於所不得不止”。
但是，在散文與小說的邊境上，並沒有兩峰對峙的哨卡。兆林一心寫小說。少年白馬馳騁文壇，便以現代軍人的嶄新形象飲譽全軍全國。他的那些短篇、中篇乃至長篇小說全都突破了傳統小說的故事框架，語言則趨於散文化。寫著寫著，大概就像武陵漁人，走著走著，忘了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那就是父親的影像。那位患精神分裂而百般折磨自己折磨妻子兒女的父親的一生。它就是散文精品《父親祭》的素材。兆林用右手勤耕小說，左手拈來的散文居然躍上蔥蘢幾百旋，這都不能排除小說家深厚的功底，就像當代許多詩人把詩的意象象征攜入散文領地使散文這座古老典雅的殿堂憑添許多空靈邈遠的活力。兆林把小說的某些審美規範如把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和那些五官可感的細節描寫移植到散文的園林，無意開拓竟得一片綠茵。
小說家有句常話：情節好編、細節難尋。細節雖然是作品的細枝末節，但它能使作家的情感站立成血肉豐滿的形象。而缺乏細節或細節缺乏生活特征的作品將是蒼白軟弱的。
這時城門外路邊忽然有人喊我的小名，我一看是你，爸爸，你獨自一人站在城門外的雪地裏，隨著喊聲，你向我揮動胳膊。一團東西朝我飛來，“拿著——”東西落到別人手裏，傳給我，我看清是一雙毛襪子一雙毛手套還裹著十元錢時，我再回頭向風雪彌漫的城門看你時，眼中薄薄的淚水和風雪已使我看不清了……
這是兆林參軍時父親送別的一段細節。全縣召開新兵入伍的歡送大會上，兆林代表新兵講話的時候，兆林的親人一個也沒聽見。見到別人的家人哭哭啼啼送行，自己隻能向同學老師揮手，沉沉的失落升起了濃重的酸苦，卻意外地發現父親站在城門外的雪地裏。這種撥雲見日般的父愛，不僅使當時的“我”溢出薄薄的淚水，也使此刻的我淚灑衫襟，這就是這種五官可感的細節的力量。比之朱自清寫父親爬站台給他買桔子的細節，我覺得兆林對細節的運用功夫不遜毫厘。
再看下麵的細節：
我第一次回去送你住院是十五年前，還沒進家門就在小鎮的街上遇見你，你一手提把斧子一手提隻綠鐵皮信箱往家走。信箱上留著斧頭砸砍的傷痕，顯然你是在郵局門口用武力摘取的。
這個細節讓我們一眼看到一位精神病人不正常的生活鏡像。這種鏡像不僅使作家擺脫抽象的概念的思維使人物由平麵到立體，而且也使讀者產生多種猜疑與揣測即有聯想的空間或叫可讀性。又如：
我忽然想出了計策，假托上廁所溜進售票室，同售票員講明情況，請她配合。爸爸，買票時，我故意讓你聽見要買的是北京的票。售票員也故意讓你聽見大聲說：“進北京要省以上機關介紹信！”
我裝模作樣拿出通行證，售票員看後扔出來說：“上麵隻寫沈陽隻能買到沈陽！”
一個智力健康的兒子想把精神失常的父親送到沈陽治病多不容易！作家沒有抽象敘述這一過程的艱難而是通過這樣一個極有特點的細節：那就是他要在古代戰爭總結出的三十六計之外另尋一條計謀。借上廁所的機會溜進售票室，並與售票員合演一出“騙父記”，容量豐富的細節嗬，勾起讀者多少次心靈的陣痛！
談到《父親祭》中的另一尊他山之石乃是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作為散文，它的主旨不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但是許多寫人紀實的散文名篇都在人物描摹上灑下輝煌的墨跡。如魯迅的《範愛農》……《父親祭》追述了父親一半清醒一半瘋狂的一生。這個背負沉重半舊半新的知識分子的坎坷一生讓我們看到曆史、時代對個人命運的不可逆轉。我不想在這一人物的構築上多說什麼，他似乎是《父親祭》中的主要人物。但實際上《父親祭》的抒情主體即散文作者自我心靈雕塑更勝父親一籌。因此我說，“我”更具較高層次上的審美價值。
“我”是誰？“我”是父親的兒子。一個愛恨交織又愛又恨，因愛得太深而恨得太切的矛盾統一體。在“我”的心理結構中，愛與恨、善與惡、美與醜、孝順與忤逆相伏相依互為因果。非平行、非線性，而是渾圓的球體。以恨為經線為明線為表象而愛的緯線隱藏很深隻有三顧四訪的知音者方能洞察其紋理的幽邃。“我”小時候，因為一隻小黃狗與父親矛盾。貧寒人家，小黃狗即使躲進廚房裏也凍得發抖，“我”多想把它抱到炕上暖暖，父親卻把它扔到門外去了。父親把凍死的小黃狗扒皮吃肉，我哭，哭得很厲害，父親說：“滾到外邊哭去，再哭我揍你。”“我”性格中的愛與恨，善與惡，便在這一事件的兩極對抗中向著矛盾的另一方向轉化。我對父親的惡感對父親的恨意便在這種完全摒棄抽象與概念的具體描述中構成了二元。五歲的小弟之死，二十四歲的大妹之死，媽媽死，奶奶死，爺爺死，家庭中每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都有我與父親迥然不同的態勢。父子矛盾在深化，也在轉化。對父親“殘忍”、“殘酷”和“殘暴”的認識也由憤怒逆反轉向同情與悲憫。“我”的性格這種不穩定性、流動性與模糊性恰恰造成了“我”的真實性可信性，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