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3612280872,6867020882879974407]}]},\"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熊召政
我從事文學創作已經四十多年，早年寫詩，後來又寫散文、小說、戲劇和電影。20世紀90年代以前，文化圈內的人都把我稱作詩人。早在1980年，我即獲得中國作家協會評定的全國首屆中青年優秀新詩獎。隨後，又連續出了四本新詩集。所以說，朋友們稱我為詩人也未嚐不可。但有一個秘密大家都不知道，即我學習寫詩的最初年代，不是寫新詩而是寫舊體詩詞。
我的祖父與外祖父都是讀書人，但我的父親母親因為在少年青年時代遭逢亂世而失去了讀書的機會。正因為如此，父母對我讀書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的繼外祖父也是一位讀書人出身的老中醫，他不但醫術好，書法與舊體詩詞的寫作也在當地頗有名氣。我四歲就跟著繼外祖父背誦詩詞，五歲時就開始跟著他對對子，從一個字開始，後來對到五十個字，他說“綠”，我對“紅”；他說“綠葉”，我對“紅花”，如此數年，終於培養出我對中國文字的敏感以及初步的應用技巧。大約十歲之後，我就嚐試寫對聯、絕句。十三歲時，外祖父出城去問診，我跟著他，對著芳菲三月，外祖父給了《春景》這個題目，讓我寫五言絕句，我脫口說出“花如初嫁女，樹似有情郎”這樣的句子，外祖父大加讚賞。但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年，確實不知道“初嫁女”應該是個什麼樣子，之所以能這樣寫，應該是數年進行詩詞語言訓練的結果。
幾年之後，我成了一名下鄉知識青年，由於受到的家教，遇事我還是用舊體詩詞來表達，但村子裏讓我辦黑板報，我的詩詞的寫作立刻受到了限製，我無法在規定的句式、格律、對仗中完成對生活對象的描寫，比如說“階級鬥爭”，“農業學大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樣一些語言，的確沒有辦法進入格律詩。由此我認識到，舊體詩詞寫作的年代，適合傳統的農耕文明時代。每年產生的新詞彙非常之少。我比較熟悉明朝，在它二百六十三年的曆史中，其文風與用詞都沒有太大的變化，從《明史》中留存的第一位皇帝朱元璋的《登極詔書》到最後一位崇禎皇帝的禦批，我們從文字上看不到有什麼變化。語言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語言環境的單純反映出社會生活的單調。終明一代，農耕文明的社會環境沒有發生根本的轉變，所以，詩詞創作的環境上承唐、宋，也沒有發生什麼動搖根基的轉變。但進入工業文明之後，傳統詩詞不再可能成為表現生活的主流文體，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的文學樣式越來越散文化、自由化，這就是我們的中國古典文學為什麼從詩經到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小說，這是一個逐步散文化的過程。以致到現在的電影、電視、網絡文學的出現，從中可以看出是，主流文學的走向越來越複雜，離傳統的詩詞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