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630年，英國在大西洋北部和南部海岸的殖民前哨站已發展得相當穩固，下一步就是劍指中部了。當時由於宗教分歧，一部分馬薩諸塞州的居民被驅逐至南部的羅德島和康涅狄格州，而威廉·佩恩和巴爾的摩男爵等人則在英國皇室的支持下，按照自己理想和計劃新建了賓夕法尼亞和馬裏蘭兩個殖民地。隨著英國國力的壯大，原本屬於瑞典人的特拉華州和屬於荷蘭人的哈得孫地區最後都落入了英國人之手，而自擁有了從弗吉尼亞到馬薩諸塞州整個地區後，英國的下一個目標便是吞並法國在美洲的據地，爭奪其已有的利益。
內陸考察和商業貿易
除了殖民活動，當時歐洲各國也在美洲進行內陸考察。17世紀時，法國航海家便曾在五大湖區和密西西比河地區探索，而英國的毛皮商人為了貿易也曾深入新英格蘭的腹地，而當時北美兩個主要的殖民國家英國和法國都曾利用商人和緊隨而來的傳教士擴大本國在新大陸上的影響力，在阿勒格尼山脈西麵的殖民地建起前，兩國就因為土地問題爆發了長期的鬥爭。法國殖民者雖然在人數和物質補給上比較缺乏，但他們心智堅忍，且在探險和捕獵方麵勝人一籌，這使得英國試圖驅逐法國擴張領土的計劃變得困難重重。隻可惜兩國實力的差距實在太大了，最終英格蘭占領了從大西洋沿岸到密西西比河的整個地區，盛極一時。
第五節 達爾文在小獵犬號上的旅程
喬治·霍華德·帕克[100]
即使沒有《小獵犬號航海記》，查爾斯·達爾文也一定是一個出色的博物學家，起碼英國地質學家塞奇威克在看過年輕的達爾文寄回英國的旅遊信件後是如此斷定的——而這時達爾文的環球旅行考察尚未結束。事實證明，達爾文在小獵犬號上的航行是所有一切的開始，它不但使查爾斯·達爾文成為一名傑出的科學家，還使他的名字與功績流芳百世。
傳統的學院教育無法引起達爾文的學習興趣，從孩提時起，他便迷上了自然界的奧秘，那些礦物、植物、昆蟲和鳥類最能激起他的求知欲和行動力。達爾文的父親把他送到劍橋大學讀書時本希望他能成為一個“尊貴的牧師”，後來在導師享斯洛的鼓勵下，達爾文決定把自己的興趣愛好鑽研成一門專業知識。
遠行的機遇
1831年，為了完成從幾年前就開始的對巴塔哥尼亞地區和火地島的考察，英國海軍把小獵犬號改造成一艘擁有10門大炮的雙桅縱帆船，同時四處招攬船員出海調查智利、秘魯和部分太平洋島嶼的地理概況，並從世界各地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標本。要完成這樣的任務，船上必須有一位博物學家。通過船長胡茨羅伊和亨斯洛教授的遊說，達爾文好不容易獲得了小獵犬號環球航行的機會。亨斯洛教授推薦達爾文的理由並不僅僅因為他是一個傑出的博物學家，而是達爾文對自然曆史的理解使他能觀察到別人看不到的細節，從而收集到更多有價值的事物。
小獵犬在兩次不成功的嚐試後，終於在1831年12月27日從英格蘭的德文波特港出發。而在巡航了將近5年後，於1836年10月2日返回英格蘭的法爾茅斯港。在航行過程中，小獵犬首先穿過大西洋來到巴西海岸，然後沿著南美洲東海岸到達火地島，之後向北拐，繞過智利和秘魯的海岸。在臨近赤道附近時，小獵犬號朝西方前進，橫越太平洋到達澳大利亞。隨後從澳大利亞出發，穿過印度洋繞過好望角，再次從大西洋航行至南半球的巴西海岸。完成了這次環球航行後，小獵犬號沿著之前的航線返回英國。
達爾文從小獵犬號離開英格蘭時才22歲，並不知道之後5年的海上航行生涯會對他的人生有怎麼樣的影響。他曾經說過此次出海代表著他的新生，而起錨那一天便是他第二個生日。而他自童年起便向往的周遊熱帶地區的夢想，這次終於得以實現了。他從巴西寄給朋友福克斯的信中說道：“離開英國後，我的心便充滿了暴風雨般的喜悅和驚歎。”他也曾從裏約給亨斯洛捎話說：“在這裏我第一次感受到熱帶森林的宏偉與壯麗，沒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感動的奇跡！”這另外，他在被采訪時也說過：“巴西那豐富的植物資源讓我仿佛進入了‘一千零一夜’的幻境。這裏異域的風光讓我欣喜欲狂，無論何時何地都有令人目不暇接的發現。”由此我們不難想象這位天生的博物學家對這次科學航行的熱愛。
博物學家的修煉
在小獵犬上的航行讓達爾文看到更廣闊的世界，並讓他有機會在博物學的領域深入研究。在這5年裏，他克服了艱辛，努力完成使命。小獵犬號畢竟隻是一艘船，無法容納太多博物學者想要的標本，於是備受達爾文尊敬的艦務官難免諸多怨言——就像他時常掛在嘴邊說的：“這都是些什麼髒兮兮的東西啊？如果我是船長，肯定把它們一件不剩全部丟到海裏！”之所以達爾文如此感激這位艦務官卻也是出於差不多的原因——小獵犬號雖然空間狹小，但所有東西包括他的收集品都被打理得幹淨整齊，這為他有條理地工作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在小獵犬號上他還學到了節省時間的黃金法則，即利用好每一分鍾。而這個法則對他的研究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所有生命的進化都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與時間息息相關。
航海生涯磨煉了達爾文的心性，使他在沒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依然能堅持工作。小獵犬號旅程剛開始的頭三周達爾文還撐得住，可一遇上大風浪他的身體便開始出現各種不適反應。他在1836年6月3日寫的信中留下了相關的記錄：“現在的我似乎比3年前更虛弱了，一點天氣變化就叫我臥病好長時間。幸運的是這次航行快要結束了。”盡管如此，達爾文還是孜孜不倦地堅持工作。而早期的這些艱辛讓他在日後不易被世事煩擾所影響，繼續潛心研究。
環球旅行回航時達爾文的精神狀態有點低落，他從巴西的巴伊亞給妹妹去信時說：“小獵犬準備離開巴西的海岸線，四年的航行眼看就要結束了，曾經的熱情也已消失無影。如今就算再讓我深入巴西森林，我也不會興奮莫名了。”獵幾年後，達爾文在他的自傳裏說：“我在熱帶森林裏看到的一切直到如今依然記憶猶新。”
航行的實用價值
關於小獵犬號航行的價值，我們不妨聽聽達爾文本人的看法。他曾在晚年時說過：“這段旅程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經曆。它磨煉了我的心智，讓我親眼見證了自然曆史的發展，幫助我觀察更多更細的東西。”而在寫給船長胡茨羅伊的信中他提到：“無論其他人怎麼看待小獵犬號的航行，對於我來說那是一生難得的幸運，就算其中也夾雜著艱難與困苦，但我依然感念您推薦我作為博物學家同行的恩情。我的腦海中總是會回憶起在小獵犬號上的點點滴滴，以及它航行時挺拔的身姿。這些回憶，這些我在自然曆史中探索到奧秘都是無價之寶，讓我永世不忘。”
小獵犬號的航行不僅磨煉了達爾文，而且具有相當重要的實用價值。達爾文經手收集的大量標本讓當時的博物學家們對異域的海陸動植物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引用在《查爾斯·達爾文的生平與信件》一書中的話：“達爾文在參與排列和描述這些異域收集品時意識到，他不應該隻停留在收集標本的工作上，他應該借助這些標本進行更偉大的研究。”然而在提到那些標本的實用價值時，達爾文本人心裏也有點七上八下，他在1834年給亨斯洛去信說：“也許你會不以為然，但我真的覺得我收集到的標本太少了！為了證明我的想法，現在隻能將勤補拙了。”通過小獵犬號航行收集到的標本和物質讓達爾文有機會以博物學家的身份與當時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們溝通合作。
航行的考察結果
達爾文在航行結束時不但帶回了大量了有趣的標本，還在心裏隱約產生了一個新的想法，這個想法在考察旅程即將完成時迅速成型。在航行的後半程達爾文花了很長時間在一個珊瑚島上進行研究，後來，他基於充分而確鑿的證據提出了關於這些漂亮的沉積物形成的原理並獲得了科學界的普遍承認。當然，珊瑚島並不是他唯一的研究對象。達爾文幾乎用了一生的時間反複思考物種起源的問題。雖然他在信件和航海日記裏很少提及，但他在自傳中說過他從歸航不到一年時間的1827年7月起，便開始把長期觀察到的關於物種起源的真相一點一點寫成筆記。小獵犬號之旅不但給了達爾文考察的機會，還啟發了他研究的靈感。
對於英國海軍來說，雖然小獵犬號的航行花費了不少金錢、時間和精力，但獲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上這次航行的偉大之處並不僅僅是實現了軍事開拓，同時也成就了博物學家達爾文，使他“擁有足夠的能力與毅力開辟科學界的先河”。
[1]羅伯特·馬特森·約翰斯頓（1867-1920），美國曆史學家，生於巴黎，曾在伊頓公學與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學習，在哈佛大學與曼荷蓮女子學院任教。主要作品有《拿破侖傳》（Napoleon：A Short Biography，1904）、《美國士兵》（American Soldiers，1907）、《法國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909）等。
[2]羅蘭是查理曼大帝的侄子，十二聖騎士之首。他隨查理曼大帝征戰時受傷，臨死之前吹響腰間的號角。羅蘭作為一個法國的“民族英雄”，作為一個騎士所應效仿的模範，其故事在法蘭克大地上長久流傳。
[3]提爾，古代腓尼基著名港口，現屬黎巴嫩。
[4]福西亞，福恰的舊稱，為佛西斯人所建。
[5]引自約翰斯頓《神聖基督教會》（Holy Christian Church）。
[6]引自約翰斯頓《神聖基督教會》（Holy Christian Church）。
[7]薩拉森人，原來意義係指從今天的敘利亞到沙特阿拉伯之間的沙漠遊牧民族，廣義上則指中古時代所有的阿拉伯人，也可以說薩拉森人就是阿拉伯人；狹義的薩拉森人隻用來指中世紀時期地中海的阿拉伯人海盜，他們在9-10世紀時最猖獗。他們有統一的語言——阿拉伯語，有統一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絕大部分人信奉伊斯蘭教，極少數人信仰基督教。
[8]威廉·斯科特·弗格森（1875-1954），古代史專家，哈佛大學古代史教授。主要作品有《希臘化時代的雅典》（Hellenitic Athens，1911）、《希臘帝國主義》（Greek Imperialism，1912）、《雅典娜的司庫們》（The Treasurers of Athena，1932）和《雅典的部落周期》（Athe-nian Tribal Cycles，1932）等。
[9]默裏·安東尼·波特（1871-1915），語言學家，1901年執教於哈佛大學。主要作品有《索拉布與魯斯坦》（Sohrab and Rustan，1902）。
[10]見第一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11]熱月，即法蘭西共和曆的11月，相當於公曆7月19日到8月17日。
[12]奧爾良公爵（法語：Duc d’Orléans）是從1344年開始使用的一個法國貴族爵位，以其最初的封地奧爾良命名，這一稱號主要被授予王室的親王。這裏的奧爾良公爵腓力二世是路易十四的侄子。
[13]攝政王做出象征性決定——調遷政府到巴黎，並且遣散在凡爾賽的法院，他在巴黎的宮殿大皇宮（Palais Royal）裏處理國事。
[14]伯克被稱為“保守主義之父”。
[15]又稱雅各賓派專政時期，法國大革命時1793-1794年間，由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派統治法國的時期的稱呼。
[16]法國皇帝路易十六的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在大革命中與路易十六一起被推上了斷頭台，雨果、伯克等人對其抱有深切同情。
[17]弗雷德裏克·傑克遜·特納（1861-1932），美國20世紀初最有影響的曆史學家之一，在美國邊境地區的研究方麵造詣精深，1911-1924年任哈佛大學曆史學教授。主要作品有《新西部的興起，1819-1829》（Rise of the New West，1819-1829，1906）、《美國曆史上的邊疆》（The Frontier in AmerincanHistory，1921）和《地域在美國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Sections in Amencan History，1932）等。
[18]托馬斯·尼克鬆·卡弗（1865-1961），經濟學家，1902-1925年擔任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並於1916年當選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主要著作有《財富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1913）、《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919）和《國民經濟原理》（Principles of National Economy，1921）。
[19]奧利弗·米切爾·溫特沃斯·斯普拉格（1873-1953），經濟學家，1933年任美國財政部部長，1897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00-1905年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1905年至1908年間在東京大學休息。在1908年返回美國後，一直在哈佛商學院任教，直到1941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國家銀行體係下的危機曆史》（History of Crises under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1910）、《中央銀行：羅伯茨與斯普拉格》（A Central Bank of Issue：Roberts versus Sprague，1910）、《恢複和常識》（Recovery and Common Sense，1934）。
[20]查爾斯·布洛克（1869-1941），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公共財政專家，1903年成為哈佛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1908年成為終身教授。主要著作有《1780年至1905年馬薩諸塞州財政和財政政策的曆史草圖》（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Finances and Financial Policy of Massachusetts from 1780 to 1905，1907）、《調查國家財富的本質和原因》（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909）、《公共財政選讀》（Selected Readings in Public Finance，1920）。
[21]威廉·本內特·門羅（1875-1957），加拿大曆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曾在哈佛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任教，他以新法國的司法製度和美國市政當局的研究而聞名。主要著作有《法國加拿大時期的德意誌派》（The droit de banalit during the French r gime in Canada，1900）、《加拿大的司法體係：法國殖民政策研究》（The seigniorial system in Canada：a stud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1907）。
[22]羅斯科·龐德（1870-1964），美國20世紀著名法學家，1910年開始在哈佛任教，並於1916年成為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院長，1948年他曾以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顧問的名義來中國。主要著作有《法理學概述》（Outlines of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1914）、《普通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1921）、《法與道德》（Law and Morals，1924）、《美國刑事公正》（Criminal Justice in America，1930）。
[23]拉爾夫·巴頓·佩裏（1876-1957），哲學家，1913-1946年擔任哈佛大學哲學教授。主要作品有《道德經濟》（The Moral Economy，1909）、《價值通論》（General Theory Value，1926）、《清教與民主》（Puritanism and Democracy，1944）和《人性》（The Humanity of Man，1956）等。
[24]引自彌爾頓《科馬斯》。
[25]查爾斯·波默羅伊·帕克（1852-1916），古典學家，哈佛大學希臘文和拉丁文教授。主要作品有《拉丁文著作手冊》（Handbook of Latin Writing，1897）等。
[26]見第二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27]見第二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28]見第二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29]該句出自《舊約·詩篇》第19章第1節。
[30]出自喬治·福特·穆爾的《宗教史》。
[31]出自羅伯遜·史密斯的《閃米特人的宗教》。
[32]查爾斯·羅克維爾·蘭曼（1850-1941），梵語學者，1880年主持哈佛大學印度-伊朗語言係（1902年改名為印度哲學係）。曾編輯“哈佛東方叢書”（Harvard Oriental Series），並翻譯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梵文文獻。
[33]該處引用的是葉慶春先生的譯文，參見慧嶽法師編《漢譯南傳大藏經》第19冊，《增支部經典一》，第268-269頁，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1994年6月。
[34]該處引用的是雲庵法師的譯文，參見慧嶽法師編《漢譯南傳大藏經》第14冊，《相應部經典二》，第19頁，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1993年8月。
[35]該處引用的是雲庵法師的譯文，參見上引書，第250頁。
[36]阿爾弗雷德·德懷特·謝菲爾德（1871-1961），出生於中國北京，1897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之後在哈佛大學及其他多所大學任教。主要作品有《舊約敘事》（The Old Testament Narrative，1910）和《語法與思考》（Grammar and Thinking，1912）等。
[37]出自《孔子家語》卷三《觀周》。
[38]出自《論語·顏淵》。
[39]出自《論語·憲問》。
[40]出自《論語·衛靈公》。
[41]出自《論語·先進》。
[42]出自《莊子·大宗師》。
[43]出自《論語·述而》。
[44]在美國，水是向西流的。
[45]出自《莊子·齊物論》。
[46]出自《史記·莊子列傳》。
[47]克利福德·赫歇耳·摩爾（1866-1931），拉丁文學者，1898年執教哈佛大學。主要作品有《羅馬帝國早期異教徒的不朽觀念》（Pagan Ideas of Immortality During the Early Raman Empire，1918）和《希臘人的宗教思想》（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Greeks，1925）等。
[48]查爾斯·亨利·康拉德·賴特（1869-1957），哈佛大學法語教授。主要作品有《法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1912）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史》（A History of Third French Republic，1916）等。
[49]參見本書“哲學”部分第三講。
[50]H.W.霍爾姆斯，20世紀20年代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院長。
[51]見第四講第四節作者簡介。
[52]見第八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53]關於17世紀教育最好的一本書，是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阿達姆鬆的《近代教育的先鋒》。
[54]弗蘭克·威爾遜·切尼·赫西（1877-1859），曾執教於哈佛大學。
[55]A.O.諾頓，衛斯理學院教育學教授。
[56]卡爾頓·諾伊斯（1872-1950），美國作家和學者，哈佛英文講師和副教授。主要作品有《藝術的樂趣》（The Enjoyment of Art，1903）、《欣賞之門》（The Gate of Appreciation，1907）和《走近沃爾特·惠特曼》（An Approach to Walt Whitman，1910）等。
[57]《伊諾克·雅頓》，英國桂冠詩人艾爾弗雷德·坦尼森的詩歌作品。
[58]為了說明個體詩人的作品與民族詩歌的差別，可以比較一下丁尼生的《尤利西斯》中強烈的自我意識與荷馬式英雄的直率，非常有意思。
[59]作者為威廉·夏普。
[60]來自中世紀英格蘭的一首抒情詩。
[61]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作品。
[62]引自江楓先生所譯雪萊的《致雲雀》。
[63]引自黃杲先生所譯《華茲華斯抒情詩選》中的《丁登寺》。
[64]引自黃杲先生所譯《華茲華斯抒情詩選》中的《丁登寺》。
[65]把詩歌比作一種“圖案”（pattern）的聯想，來源於J.W.麥凱爾教授在牛津大學所作的關於詩歌的講座。
[66]參見弗朗西斯·B.格梅爾《詩歌的起源》。
[67]出自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四幕第五場，該處引用卞之琳先生的譯文，參見《莎士比亞悲劇四種》，第14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68]來自威廉·沃森的作品。
[69]該處引用的是趙蘿蕤先生的譯文，參見沃爾特·惠特曼《草葉集》，第580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
[70]本詩作者是約翰·濟慈，此處引用的是查良錚先生的譯文，參見《穆旦譯文集》第3卷，第4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71]查爾斯·伯頓·古立克（1868-1962），古典學家，哈佛大學希臘文教授。主要作品有《古希臘人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Ancient Greeks，1902）等。
[72]查爾斯·霍爾·格蘭金特（1862-1939），語言學家，曾任哈佛大學羅曼語教授。主要作品有《但丁》（Dante，1916）、《但丁的力量》（The Power of Dante，1918）和《從拉丁語到意大利語》（From Latin to Italian，1927）等。
[73]Divine Comedy是但丁最著名的作品，通常譯作《神曲》。
[74]貝特麗絲，但丁的心上人和一生的摯愛，在《神曲》中，但丁以她作為接引天使。
[75]歐內斯特·伯恩鮑姆（1879-1958），曾在哈佛大學教授英國文學。主要作品有《敏感的戲劇》（De Drama of Sensibility，1915）、《18世紀的英國詩人》（English Poe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18）和《美國曆史上朝聖者的地方》（The Place of the Pilgrims in American History，1921）等。
[76]威廉·艾倫·尼爾森（1869-1946），作家、學者和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學校長。主要作品有《詩歌的要素》（Essentials of Poetry，1911）、《關於莎士比亞的事實》（The Facts About Shakespeare，1913）和《英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1921）等。
[77]例如《奧多芙的神秘》。
[78]比如《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艾瑪》。關於諷刺哥特式傳奇小說的作品，參見她的《諾桑覺寺》。
[79]弗裏德·諾裏斯·魯賓遜（1871-1966），出生於馬薩諸塞州，曾任哈佛大學英文教授，最重要的貢獻是編輯出版了《喬叟全集》（Complet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1933）。
[80]古斯塔夫·霍華德·邁納迪耶（1866-1960），美國文學史家。主要作品有《英國詩人筆下的亞瑟王》（The Arthur of the English Poets，1907）等，編輯出版有《笛福文集》（The Works of Daniel Defoe，1903）和《亨利·菲爾丁文集》（The Works of Henry Fielding，1903）等。
[81]傑裏邁亞·丹尼斯·馬賽厄斯·福特（1873-1958），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哈佛大學法語和西班牙語教授、羅曼語係主任。主要作品有《意大利韻文中的騎士羅曼史》（The Romances of Chivalry Italian Verse，1904）和《西班牙文學主流》（Main Currents of Spanish Literature，1919）等。
[82]見第五講第四節作者簡介。
[83]威廉·羅斯科·薩耶爾（1859-1923），曾任《哈佛畢業生雜誌》主編、美國曆史學會主席。主要作品有《愛默生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Emerson，1886）、《威尼斯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Venice，1905）、《超人的崩潰》（The Collapseof Superman，1918）和《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922）等。
[84]出自拜倫的詩劇《曼弗雷德》（Manfred）第三幕第四場。
[85]布利斯·佩裏（1860-1945），美國作家、編輯和教師，著名的英美經典文學的文學批評家和編輯。
[86]見第六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87]威廉·吉爾德·霍華德（1868-1960），語言學家，曾任哈佛大學德語教授及德語係主任。主要作品有《拉奧孔》（Laokoon：Lessing, Herder, Goethe，1910）等。
[88]見第四講第四節作者簡介。
[89]喬治·皮爾斯·貝克（1866-1935），戲劇學者，曾執教哈佛英文係，曾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主要作品有《莎士比亞作為一個戲劇家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Shakespeare as a Dramatist，1907）、《戲劇技巧》（Dramatic Technique，1919）和《現代美國戲劇》（Modern American Plays，1920）等。
[90]紐約的這個小島曾經是移民過境檢查站的所在地。
[91]見第四講第二節作者簡介。
[92]見第五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93]庫諾·弗蘭克（1855-1930），教育家和曆史學家。主要作品有《德國文學中的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 in German Literature，1896）、《現代德國文化管窺》（Glimpses of Modern German Culture，1898）、《德國文學史》（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1901）和《德國精神》（The German Spirit，1916）等。
[94]羅蘭·柏雷奇·狄克遜（1875-1934），哈佛大學教授，美國文化人類學家。主要作品有《人類種族史》（1923）、《文化的建立》（1928）等。
[95]摘自拉迪亞德·吉卜林的詩歌《為了去欣賞》（For To Admire）。
[96]中國西安府發現了一塊碑石（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有頗長的碑文，以敘利亞文及中文寫成，日期當在唐德宗時代（780-783）；碑頂刻有十字架，並鐫刻著：“自大秦傳至中國的要義，立碑為誌。”其上記載了一位名叫阿羅本（Olopun）的傳教士，在635年自大秦國東來，帶來《聖經》與聖像；又記著當時《聖經》如何譯成中文，並獲皇上欽準，得以公開傳教；又記敘了當時教義如何傳揚至各地，玄宗時期（713-755），又來了一位叫佶和（Kiho）的傳教士，以後雖有佛教興起，但教會仍得以複興。
[97]喬治·亨利·蔡斯（1874-1952），哈佛大學古典藝術教授。主要作品有《美國收藏之希望與羅馬雕塑》（1924）等。
[98]見第五講第一節作者簡介。
[99]威廉·貝內特·蒙羅（1875-1957），哈佛大學教授，美國政治學家兼曆史學家。
[100]喬治·霍華德·帕克（1864-1955），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動物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