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要指出的是，盡管我們相信從對基督教憲政主義思想源流的溯源和理論梳理的視角探尋基督教信仰在西歐和北美社會近現代憲政民主政製生成中的作用將會展示出與桑巴特、韋伯乃至哈耶克和諾思的理論視界有所不同的一幅新的“曆史圖景”，且我們相信這幅“曆史圖景”可能會比先前這些學者的理論描述和解釋更接近曆史演變的真相，但是我們卻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伯爾曼、凱利等有著基督教信仰背景的思想史學者的工作，並非拒斥或言完全否定桑巴特、韋伯乃至哈耶克和諾思的先前理論解說。近代以來西方社會的興起是個極其複雜的社會曆史現象。在其中，桑巴特所說的“企業家精神”——或照韋伯的說法“資本主義精神”——無疑曾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沒有桑巴特所言的那種“不安靜和不疲倦”的、“征服與營利”的企業家精神，沒有韋伯所言的那種“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永不感到饜足”的資本主義精神，沒有熊彼特所見的那種永無止境的“創新”的企業家精神，就不可能有近現代西方世界的興起，甚至不可能有在近現代憲政民主政治下人們追求自由的訴求和建構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的法律製度的內在衝動。從一方麵來看，近現代憲政民主政製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製度，為這種資本主義精神的發揚提供了一種外在的製度保障和社會條件；而從另一方麵來說，近現代憲政民主政製以及在此基礎性製度架構上生長出來的保護交易中私有產權的法律製度，好像又可以是人們追求自由、幸福以及個人利益和財富，尤其是“企業家”和“創業者”發展自己的生意事業衝動的一種社會演進後果。很顯然，這裏最終的問題似乎又繞不開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精神”（或言“資本主義精神”）到底源自何處這一老問題：這種企業家精神是如韋伯所見的那樣來自清教徒禁欲主義的節儉精神和為上帝看管和積累財富的天職觀念，還是如桑巴特所言的貴族的“奢侈”以及猶太教的經濟理性主義觀念、條文主義和猶太教宗教領袖的商業精神？抑或來自馬克思所言的那種作為資本的人格化的資本家“狂熱地追求價值增值”的無限衝動？抑或如凱恩斯所言的那樣是來自企業家的某種不斷擴張自己企業的“動物精神”？還是最後回到亞當·斯密那裏，認為這種近現代“企業家精神”是由人所秉有自利追求與人有喜好交易的天性所轉化生成的？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是：人的這些天生秉性與不同的宗教信仰的關係又是怎樣的？這種人類所秉有的追求自利最大化以及喜好交易的天性是否隻能在憲政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構和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製度框架中才能轉化為桑巴特、韋伯和熊彼特所說的那種“企業家精神”（或言“資本主義精神”）？這些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探討和予以理論回答的問題。
根據上述的理論梳理，這裏所能得出的一些初步結論隻能是：宗教信仰——具體來說指基督教信仰——確實在西歐和北美近代早期的製度生成與社會變遷中以及在近現代法治化的市場經濟的興起中起到一些深層次且根本性的作用，但這些作用也許並不如韋伯所斷言的那樣是來自清教徒的節儉、禁欲和天職觀念，也不像桑巴特所斷言的那樣是貴族的奢侈、猶太教教義和猶太人的商業精神導致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現在看來，至多我們隻能說韋伯、桑巴特以及懷特海隻看到了西方社會興起的文化原因的某一個麵相，而且他們所看到的可能還不是一些基本的麵相。認真研讀人類近現代曆史上的一些思想巨擘的文著是必要的，但顯然還不能完全“躺”在他們的結論上，盡信他們的理論斷言。今天，我們應該走向思想的深處和曆史的源頭，發掘更新、更深以及更有價值的思想文獻和曆史材料。曆史史實——或言社會科學理論要展示的曆史真相，也許並不盡在於某些思想大家基於他們某時的曆史觀察所做的理論推斷裏，而總是存在於理論界諸多學人積累性探索的一些“邊際增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