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兩會”上，中國政府決策層已明確把控製通脹作為年度“宏觀經濟管理”的首要任務。溫家寶總理在3月14日“兩會”閉幕後答中外記者問時，曾明確表示，在2011年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各項工作中，已“把抑製通貨膨脹擺在了第一位”，他還形象地說：“通貨膨脹就像一隻老虎，如果放出來，就很難再關進去。”
決策層把2011年宏觀經濟管理的首要任務定位於控製通脹，可以理解。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加速，尤其是伴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和資本資產頭寸的迅速膨脹，中國經濟的貨幣化不斷加快。從2000年到2010年10年多的時間裏，中國經濟體內的廣義貨幣M2從13萬億快速膨脹到目前的73萬億，M2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由1.4上升到目前的1.82。盡管2010年以來央行已經9次提高商業銀行法準金率和3次加息，但麵對這樣巨量的主要由儲蓄存款所構築起來的廣義貨幣，全社會乃至政府決策層似乎仍感到貨幣流動性存量的積累對物價上漲的壓力甚大。近年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行，尤其是國際食品價格不斷走高，以及美國、日本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為刺激本國經濟複蘇而采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美元貶值，這會繼續推動石油、食品和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通脹管理”看來難度不小，實在不容樂觀。
更為麻煩的是，在目前這樣一個國際環境和國內宏觀經濟格局中，單憑央行提高商業銀行法準率和加息，不能把已放出來的73萬億廣義貨幣這隻老虎再“收回到”央行的魔瓶中去了。另外，多年來中國外彙儲備的不斷積累，已導致貨幣對衝外彙的央票差不多高達5萬億了。盡管這近5萬億的央票在過去數年減少基礎貨幣增發上起了一定的緩衝作用，但到期後還是要央行贖回的，因而最終還是要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量。
為什麼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廣義貨幣如此迅速地攀升？這個問題不從理論上弄明白，老是堅持經典貨幣主義的貨幣超發論，就不可能製定出真正有效的宏觀貨幣政策。從本係列研究的上述幾篇專欄文章中，我們沿著後凱恩斯主義“銀行貸款創造存款從而創生廣義貨幣”的“貨幣內生說”的思路，已經基本上理清了這些年來中國廣義貨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這些年來，中國經濟體內廣義貨幣之所以快速增加，除了外彙儲備不斷積累導致基礎貨幣不斷被動增加外（在2010年末央行賬麵外彙資產餘額已高達20.67萬億元人民幣），主要是由於房地產、企業上市融資等資本資產頭寸增加所衍生出來的作為企業和家庭個人存款的劇增而產生的。而2008年12月份以來25萬多億的廣義貨幣增加，直接原因是在發改委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促動下銀行貸款迅速膨脹的結果。
弄清了基建投資的急劇擴張以及相應的銀行信貸快速膨脹是近兩年中國廣義貨幣快速增加的主要推手，那麼，進一步的問題自然是：這兩年多來20多萬億銀行信貸都流向哪裏了？
目前，從央行和其他研究機構的資料庫中，我們還找不到2010年全年全國信貸按所有製構成來劃分的流向數據，因而還不能對這兩年商業銀行信貸的整體流向作一個全麵的評估，但至少從目前所能得到的2009年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粗略地估算到，即使把各商業銀行向“鄉鎮企業”的貸款也算作是對民營部門的貸款，這20多萬億的商業銀行的貸款80%以上，仍流向了國有部門以及各級政府所發動的投資項目（包括與各級政府有關的地方融資平台）。
認清這一點非常重要。之所以說重要，首先是這一數字事實可以對前一段中國學界頗有爭議的“國進民退”和“中國模式”問題進行了確鑿的驗證。在過去兩三年中，不但在政府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的“追加投資”大都投向了國有部門所主導的鐵、公、基投資項目，就連銀行貸款的絕大部分也隨著政府投資流向而貸給了國有部門和各級政府所主導的基建項目。現在，我們必須超前地認識到，依靠過去兩年多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所促動的商業銀行信貸的迅速膨脹，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外部情況下中國經濟保持了一個9%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但這種主要靠銀行信貸所推動的以基建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卻為未來數年乃至數十年的長期增長留下了巨大的隱患。隨著各級地方政府公開和隱形負債的不斷增加，一些不收費的公益性項目以及建成後會常年虧損的投資項目將如何償還銀行貸款？這一問題遲早要被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