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有一個“小說坊”，每年請一位華語作家來“坊”裏言傳身教，帶一些徒弟。做這樣的“師傅”可真不容易。因為小說寫作的教授一般來講是無從做起的，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經驗和體會，甘苦裝在心裏，要講出來卻頗有難處。我當這個“師傅”是高興的，一開始並沒有想得太多，在飛機上隻回憶十二年前兩次來港的愉快、一些朋友的麵孔。這次坊工要從３月做到６月，三個月的時間，對我來說正是一種學習的機緣。
走出機場海關，很快看到前來接機的區麗冰小姐—她旁邊是文學院長、詩人鍾玲。鍾院長有極繁忙的院務要做，卻親自來接我。一路上看著碧水青山，腦海裏常要閃過以前來香港的印象。
車子開得飛快。鍾玲再次介紹區麗冰說：“她叫黛安娜。”
香港女孩大多有一個英文名字。我同時發現麗冰叫我“張老師”的時候，“師”字拖得很長，而且是二聲發音。這在北方人聽來多麼有趣。我幾乎同時意識到了身上責任重大—我這個“老師”能教給坊裏學員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呢？
以前沒有來過浸會大學，也想不到這裏的文學氣氛這麼濃。寫作者在這樣的地方應該是欣愉的。小說坊招收學員向校內外敞開，其他學校師生及教育係統的職員皆可提交一篇作品，然後由我這個“師傅”從中選定30到40名。
我問鍾院長怎麼講才好？她微笑道：每個作家講法是不一樣的，從分析具體篇章到一般技法，結合個人寫作經驗—也有的作家側重講做人與作文的關係呢。
扳指算來，我的寫作生涯已有三十多年了，這麼長的時間當然有許多話可說，問題是這些話不要浮淺無物才好。坊裏學員從二十多歲到七十多歲，這樣的年齡跨度也預示了他們經驗的廣度和深度，也不能不讓我心中忐忑。
黛安娜專門負責小說坊的事務，認真和專注令我欽佩。我每天有怎樣的活動安排，她必然會在前兩天發到我的信箱裏，並且還會有一份打印的表格從門下塞進來。奇怪的是本來胸無成物的坊間“師傅”，當盯著一份份簇新清晰的表格時，心裏卻真的湧上了許多“小說作法”。
魯迅先生當年一再告誡青年人，說不要相信那些“小說作法”之類。於是我就在坊裏盡可能將這些“作法”化為閑談和聊天—當大家笑起來的時候，我也就放鬆了許多。
學員們時有提問，這就吸引我去想許多以前未曾涉及的問題。每次都有課間茶歇，這會兒除了坊裏備下的吃物，還有學員從家裏帶來的分享。大家邊吃邊談，也就成了精神與物質的一場場聚餐。
黛安娜仔細地把每一次授課實錄下來。其中有一小段課時漏錄了，她還根據自己的筆記工工整整地抄給我。這些錄音後由浸會大學和萬鬆浦書院整理出來，去掉一些囉嗦，就成了這本小書。
三個月過得真快。我這期間講了約二十多個課時，想想看不自覺地說了多少謬言妄語—因為害怕誤人，現場總是強調小說寫作的“無法之法”。現在想：個人經驗與體會如果還有一點價值，那也隻能是隨時拎來商榷和批判的用處吧。
在機場分手時，又一次聽到了黛安娜拖長的“師”字和二聲發音。再見了，美麗的香港、浸會大學、小說坊—所有所有的朋友……
2010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