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飯吹號召集體操，這有點不大合於衛生，但這些都沒有排在上課時間裏，因為那時間是整個的被洋文漢文所占去了，所以隻好分配到上課的前後去了。新生隻舞弄啞鈴，隨後改玩那像酒瓶似的木製棍棒，有點本事的人則玩木馬，雲梯及杠幹等，翻跟鬥，豎蜻蜓的把戲，雖然平日功課不大好，但在大考時節兩江總督會得親自出馬，這些人便很有用處，因此學校裏對於他們也是相當的看重的。每星期中爬桅一次，這算是最省事，按著名次兩個人一班，爬上爬下，隻要五分鍾了事，大考時要爬到頂上，有些好手還要蝦蟆似的平伏在桅尖上，平常卻隻到一半，便從左邊轉至右邊，走了下來了。最初的教習是林老師，乃是本校老畢業生，年紀並不大，因為吃鴉片煙，很是黑瘦，他隻是來喊幾句英語號令，他的本領大概也隻能玩那種棍棒而已。後來更換來了新軍出身的梅老師，那是一位很有工夫的人，諸事都整頓起來了，但是爬桅也歸了他指導，這於他多少是覺得有點別扭的。兵操在晚飯以前，雖然不是天天有，但一星期總有四次以上吧。梅老師之前教操的是一位徐老師，不知道他的履曆，仿佛聽說也是陸軍出身，平時下操場他自己總還是穿著長袍，所以空氣很是散漫，隻是敷衍了事。到得考試時候，照例有什麼官來監考，多是什麼“船主”之類，那一天裏他這才穿起他的公服來，水晶頂的大帽，身穿馬褂，底下是戰裙似的什麼東西，看去有點滑稽，仿佛像是戲台上的人物。
四〇 點名以後
出操回來，吃過晚飯之後，都是學生自己所有的時間了。用功的可以在燈下埋頭做功課，否則也可以看閑書，或者找朋友談天，有點零錢的時候，買點白酒和花生米或是牛肉，吃喝一頓，也是一種快樂。到了九點三刻，照例點名，吹號不久，即由監督同著提了風雨燈的聽差進來，按著號舍次序走過去，隻看各號門口站著兩個人便好，並不真是點呼，這樣就算完了。十點鍾在風雨操場上吹就眠的號，那裏有廚房裏所養的兩隻狗，聽了那一套號聲，必定要長嗥相和，就是發出那做狼時代的叫聲，數年來如一日，可是學生們聽了卻毫不關心，要用功或談天到十二點一點都無所不可，問題隻是燈油不夠，要另外給錢叫聽差臨時增加，因為一個月三百文的洋油，每天一定的分量是不大多的。兩堂宿舍中以管輪堂第十六至三十號這一排為最好，因為坐東朝西，西麵是門，有走廊擋住太陽，東窗外是空地，種著些雜樹，夏天開窗坐到午夜，聽打更的梆聲自遠而近，從窗下走過，很有點鄉村的感覺。後來回想起來，曾寫過一首打油詩以為記念，其詞雲：
“昔日南京住，匆匆過五年。炎威雖可畏，佳趣卻堪傳。喜得空庭寂，難消永日閑。舉杯傾白酒，買肉費青錢。記日無餘事，書盡一編。夕涼坐廊下，夜雨溺門前。板榻不覺熱，油燈空自煎。時逢擊柝叟，隔牖問安眠。”題目乃是“夏日懷舊”，原是說暑假中的事情的。所說打更的人，便是那位都司君，那時已有六十多歲的光景，一個人住在關帝廟裏，養著幾隻母雞，有時隔著窗門來兜售他的雞蛋，我因為住在路東的第二十三號宿舍，所以多有機會，和他打這種交道的。
星期日照例是宿舍一空，凡是家住城南的學生都回家去了，一部份手頭寬裕的也上夫子廟去遊玩，其次也於午後出城到下關去，隻有真是窮得連一兩毛錢都沒有的才留在學堂裏閑坐。這所謂周末空氣，在星期六下午便已出現，出操回來之後，本城學生便紛紛告假回去，大抵要到星期日點名前才回校來，但也有少數的節儉家特別要吃了星期六的晚飯後才去，次日也於飯前趕回學堂，魯迅曾很挖苦他們，說在陰間七月半開放地獄門，有些鬼魂於飯後出來，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獄去吃晚飯，可以說是刻畫盡致了。往城南去大抵是步行到鼓樓，吃過小點心，雇車到夫子廟，在得月台吃茶和代午飯的饅頭麵，遊玩一番之後，迤走到北門橋，買了油雞鹹水鴨各一角之譜，坐車回學堂時，飯已開過，聽差各給留下一大碗白飯，開水一泡，如同遊是兩個人，剛好吃得很飽很香。若是下關，那很可以步行來回，到江邊一轉，看上下水輪船的熱鬧之後，在一家鎮江揚州茶館坐下，吃幾個素包子，確是價廉物美，不過這須是在上午才行罷了。學生告假出去，新生和低班學生總喜歡穿著操衣，有點誇示的意思，老班則往往相反，大都改穿了長衣，這原因很有點複雜，有的倚老賣老，有的世故漸深，覺得和光同塵，行動稍為方便，但有的也由於要躲避人家的耳目，有如抽兩口鴉片煙，在每班裏這種仁兄也總是會有個把人的。
四一 老師一
在學堂裏老師不算少，計算起來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師父似的傳授給一種本事的卻並沒有。即如說英文吧，從副額時由趙老師奚老師教起，二班是湯老師，頭班是鄭老師，對於這幾位我仍有相當敬意，可是老實說，他們並沒有教我怎麼看英文，正如我們能讀或寫國文也不是哪一個先生教會的一樣，因為學堂裏教英文也正是那麼麻胡的。我們讀的是印度讀本，不過發到第四集為止，無從領解那些“太陽去休息，蜜蜂離花叢”的詩句，文法還不是什麼納思菲耳，雖然同樣的是為印度人而編的，有如讀《四書章句》，等讀得久了自己了解，我們同學大都受的這一種訓練。於我們讀英文有點用處的，隻是一冊商務印書館的《華英字典》，本是英語用漢文注釋，名字卻叫作“華英”，意思是為國家爭體麵，華字不能居於英字的底下，我們所領到的大約還是初版所印，用薄紙單麵印刷，有些譯語也非常的純樸，一個極少見的字，用學堂的方言用語可以叫做“契弟”的，字典上卻解作“賣屁股者”，這也是特別有意思的。可是比我們低一級的人，後來所領來的書裏已經沒有這一項，書名也不久改正為“英華字典”了。本來學堂裏學洋文完全是敲門磚，畢業之後不管學問的門有沒有敲開，大家都把它丟開，再也不去讀它了，雖然口頭話還是要說幾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冊英文本的《天方夜談》，引起了對於外國文的興趣，做了我的無言的老師，假如沒有它，大概是出了學堂，我也把那些洋文書一股腦兒的丟掉了吧。有些在兵船上的老前輩，照例是沒有書了，看見了我的這本《天方夜談》，也都愛好起來，雖然這一冊書被展轉借看而終於遺失了，但這也還是愉快的事情，因為它能夠教給我們好些人讀書的趣味。
我的這一冊《天方夜談》乃是倫敦紐恩士公司發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畫本，原來是贈送小孩的書，所以裝訂頗是華麗，其中有阿拉廷拿著神燈，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揮著短刀跳舞的圖，我都還約略記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異可喜，正如普通常說的，從八歲至八十歲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會忘記，隻要讀過它的幾篇。中間篇幅頂長的有水手辛八自講的故事，其大蛇吞人，纏身樹上，把人骨頭絞碎，和那海邊的怪老人，騎在頸項上，兩手揢著脖子，說得很是怕人，中國最早有了譯本，記得叫作“航海述奇”的便是。我看了不禁覺得“技癢”，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個強盜》來做試驗，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覺得很有趣味，陸續把它譯了出來。雖說是譯當然是用古文，而且帶著許多誤譯與刪節，第一是阿利巴巴死後，他的兄弟凱辛娶了他的寡婦，這本是古代傳下來的閃姆族的習慣，卻認為不合禮教，所以把它刪除了，其次是那個女奴，本來凱辛將她作為兒媳，譯文裏卻故意的改變得行蹤奇異，說是“不知所終”。當時我的一個同班朋友陳作恭君定閱蘇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將譯文寄到那裏去，題上一個“萍雲”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分期登出，而且後來又印成單行本，書名是“俠女奴”。譯本雖然不成東西，但這乃是我最初的翻譯的嚐試，時為乙巳（一九〇五）年的初頭，是很有意義的事，而這卻是由於《天方夜談》所引起，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在學堂裏學了英文的成績，這就很值得紀念的了。
四二 老師二
漢文老師我在學堂裏隻有一個，張然明名培恒，是本地舉人，說的滿口南京土話，又年老口齒不清，更是難懂得很，但是他對於所教漢文頭班學生很是客氣，那些漢文列在三等，雖然洋文是頭班，即是那螃蟹似的那麼走路的仁兄，在他班裏卻毫不假以詞色，隻為他是隻以漢文為標準來看的。說到教法自然別無什麼新意，隻是看史記古文，做史論，寫筆記，都是容易對付的，雖然用的也無非是八股作法。辛醜十一月初四日課題是：
“問漢事大定，論功行賞，紀信追贈之典闕如，後儒謂漢真少恩，其說然歟？”我寫了一篇很短的論，起頭雲：
“史稱漢高帝豁達大度，竊以為非也，帝蓋刻薄寡恩人也。”張老師加了許多圈，發還時還誇獎說好，便是一例。那時所使用的，於正做之外還有反做一法，即是翻案，更容易見好，其實說到底都是八股，大家多知道，我也並不是從張老師學來的，不過在他那裏應用得頗有成效罷了。所以我在學堂這幾年，漢文這一方麵未曾學會什麼東西，隻是時時耍點拳頭給老師看，騙到分數，一年兩次考試列在全堂前五名的時候，可以得到不少獎賞，要回家去夠做一趟旅費，住在校裏大可吃喝受用。所看漢文書籍於後來有點影響的，乃是當時書報，如《新民叢報》，《新小說》，梁任公的著作，以及嚴幾道林琴南的譯書，這些東西那時如不在學堂也難得看到，所以與學堂也可以說是間接的有點兒關係的。
我說在學堂裏不曾學到什麼漢文，那麼我所有的這一點知識是從哪裏來的，難道是在書房裏學的麼？書房裏的授業師，有三味書屋的壽鑒吾先生和洙鄰先生父子兩位，那是很好的先生，我相當的尊敬他們，但是實在也沒有傳授給我什麼。老實說，我的對於漢文懂得一點，這乃是從祖父那裏得來的。他是個翰林出身的京官，隻懂得做八股文章，而且性情乖僻，喜歡罵人，那種明比暗喻，指桑罵槐的說法，我至今還很是厭惡，但是他對於教育卻有特殊的一種意見，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說，而且有點獎勵，以為這很能使人思路通順，是讀書入門的最好方法。他時常同我講《西遊記》，說是小說中頂好的作品。豬八戒怎樣的傻，孫行者怎樣的調皮，有一次戰敗逃走，搖身一變，變做一座古廟，就隻有一根尾巴無處安放，乃把它變成一枝旗竿，豎在廟後麵。哪裏有光是一枝旗竿，而且豎在廟後麵的呢，他又被人所識破了。講這故事時似乎是很好笑的樣子，他便自己嗬嗬的笑了起來了。不過在杭州寓裏，他隻有一部鉛印的《儒林外史》，我們所常拿來看的。等到戊戌秋間回到家裏，我就找各種小說來亂看，在母親的大廚角落裏，發見一部《綠野仙蹤》，這就同《七劍十三俠》一起的看。及到南京時差不多大旨已經畢業，隻有《野叟曝言》未曾寓目，但從同學借來石印的半部，沒有看完，卻還了他了。我的讀書的經驗即是這樣的從看小說入門的，這個教會我讀書的老師乃是祖父，雖然當初他所希望的“把思想弄通”，到底是怎樣一個情形，而且我的思想算不算通，在他看來或者也還是個疑問，不過我總覺得有如朱穎叔批的考卷，所謂“文氣近順”罷了。一九二六年我曾寫過一篇《我學國文的經驗》，敘說這一段情形，裏邊說道：
“我在南京的五年，簡直除了讀新小說以外，別無什麼可以說是國文的修養。”這便是繼承了上邊的經驗，由舊小說轉入新小說的一個段落了。
四三 風潮一
學堂裏的生活照上邊所說的看來，倒是相當的寫意的，但是那裏的毛病也漸漸的顯現出來，在我們做了二班學生的時候，有好些同學不約而同的表出不滿意來了。其一是覺得功課麻胡，進步遲緩，往往過了一年半載，不曾學得什麼東西。因此大家都想改良環境，來做這個運動。壬寅冬天總辦換黎錦彝，也是候補道，卻比較年輕，兩江總督又叫他先去日本考察三個月，校務令格致書院的吳可園兼代。聽說他要帶四名學生同去，覺得這是一條出路，我便同了胡鼎，張鵬，李昭文四人，往找新舊總辦，上書請求，結果說是帶了畢業生去，這計畫也完全失敗了。胡鼎又對江督及黎氏上條陳，要怎樣改革學堂，才能麵目一新，大概因為理想太高，官僚也於改革缺少興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一點影響。
其二是烏煙瘴氣的官僚作風，好幾年都是如此，以我進去的頭兩年為最甚。魯迅在《朝花夕拾》裏，說他在水師學堂過了幾個月，覺得住不下去，說明理由道：
“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這烏煙瘴氣的具體的例，可以我的壬寅（一九〇二）年中所記的兩件事作為說明，都是在方碩輔做總辦時代的事情。正月廿八日，下午掛牌革除駕駛堂學生陳保康一名，因為文中有“老師”二字，意存譏刺雲。又七月廿八日，下午發贍銀，聞駕駛堂吳生扣發，並停止其春間所加給的銀一兩，以穿響鞋故，響鞋者上海新出紅皮底圓頭鞋，行走時吱吱有聲，故名。在這種空氣之中，有些人便覺得不能安居，如趙伯先，楊曾誥，秦毓鎏等人，均自行退學，轉到陸師或日本去了。可是這不但總辦有這樣威勢，就是監督也是著實厲害，或者因為是本家的緣故，所以更加關心也說不定。《朝花夕拾》裏記有一段說：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騤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這位本家的老輩便是管輪堂的監督椒生公，他是道學家兼是道教的信徒，每天早上在吃過稀飯之後要去淨室裏朗誦幾遍《太上感應篇》的。他有一回看見我寄給魯迅的信，外麵隻寫著公元的年月，便大加申斥，說是“無君無父”，這就可以見一斑了。
但是不平和風潮的發現，並不是在方碩輔時代，而是在黎錦彝新接任的這一個月裏，這雖似乎是偶然的矛盾，卻是有時勢的因緣在裏麵的。當時講維新，還隻有看報，而那時最為流行的是《蘇報》，《蘇報》上最熱鬧的是學堂裏的風潮，幾乎是天天都有的。風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學”的學生退學，以後接續的各地都發生了，仿佛是不鬧風潮，不鬧到退學便不成其為學堂的樣子，這是很有點可笑的，卻也是實在的事情。這時候新總辦到來，兩堂的監督都已換了人，駕駛堂的姓詹，管輪堂的姓唐，椒生公則退回去單做國文教習，雖然沒有新氣象，卻也並不怎麼樣壞。我們四個人——即我和胡鼎，江際澄，李昭文的小組，可是覺得水師學堂是太寂寞了，想響應《蘇報》，辦法是報告內情，寫信給報館去。內容無非說學生的不滿意，也順便報告些學堂的情形，卻是很幼稚的說法，如說管輪堂監督姓唐的綽號“糖菩薩”，駕駛堂的姓詹，綽號就叫“沾不得”，這些都沒有什麼惡意，其重要的大約還是說班級間的不平，這事深為老班學生所痛恨。這是四月中間的事，到了四月廿八日學堂遂迫令胡鼎退學，表麵理由是因為他做“穎考叔茅焦論”，痛罵西太後，為大不敬，以稟製台相恫嚇，未幾胡君遂去水師，轉到陸師去了。
四四 風潮二
汪仲賢先生在一九二二年所寫的《十五年前的回憶》中，曾經說道：
“校中駕駛堂與管輪堂的同學隔膜得很厲害，平常不很通往來。據深悉水師學堂曆史的人說，從前兩堂的學生互相仇視，時常有決鬥的事情發生，有一次最大的械鬥，雙方都毆傷了許多人，總辦無法阻止，隻對學生歎了幾口氣。”這一節話當出於傳聞之誤，我們那時候兩堂學生並無仇視的事情，雖然隔膜或未能免，倒是同屬一堂的學生因了班次高低很不平等，特別是頭班對於二班和副額，如不附和他們做小友，便一切都要被歧視，以至受到壓迫。例如學生房內用具，都向學堂領用，低級學生隻可用一頂桌子，但頭班卻可以占兩頂以上，有時便利用了來打牌。我的同班吳誌馨君同頭班的翟宗藩同住，後來他遷住別的號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分去了那裏所有的三頂之一，翟某大怒罵道：“你們即使講革命，也不能革到這個地步！”過了幾天，翟某的好友戈乃存向著吳君尋釁，說我便打你們這些康黨，幾乎大揮其老拳。又有高先澍也附和著鬧，撒潑罵街，大家知道這都是那桌子風潮的餘波。查癸卯（一九〇三）年的舊日記，有好幾處記著高先澍的罵街的事：
“三月初三日，禮拜二，晴。夜看《蘇報》，隔巷寒犬，吠聲如豹，聞之令人發指。”
“初五日，禮拜四，晴。夜看《夜雨秋燈錄》，讀將終卷，吠聲忽作，蛙鳴聒耳，如置身青草池塘，陶子縝詩雲，春蛙逞煩吠，嗚呼，可憎也。古人雙柑鬥酒，聽兩部鼓吹，以為雅人深致，惜我身無雅骨，殊不耐也。一笑。”這因為是高某的宿舍適在我的貼夾壁，所以他故意如此，是罵給我聽的，日記裏也就沒有明寫，隻以隱喻出之，對於其人的品格倒亦是適合的。
但是後來事情也並不鬧大，隻是這樣的僵持下去，直到甲辰（一九〇四）年頭班畢業離校為止。本來對於學生間的不平等，想要補救，空談是無用的，隻能用實行來對抗，剝削役使一切不承受，也不再無理地謙遜，即如上文說過的上飯廳的時候，盡管老學生張開了螃蟹的臂膀在踱著方步，後邊的人就不客氣的越過去，他們的架子便隻好擺給自己看了。這種事情積累起來，時常引起衝突，老班隻有謾罵恫嚇，使用無賴的手法，但是武力不能解決問題，經過一次爭鬧，他們的威風也就減低一層，到後來再也抖不起來了。而且他們也有很大的缺點，往往為學校所查獲，而我們卻沒有，這是於我們很有利的。如上邊記高某謾罵的第二天，就記著道：
“初七日，禮拜六。點名後炒麵一盆，沽白酒四兩，招升叔同吃，微醉遂睡。少頃監督來，有惡少數人聚賭為所獲，此輩平日怙惡不悛，賭博已二閱月矣，今已敗露，必不免矣。”這裏所謂惡少數人，蓋有高某在內。
那時候我們做二班的隻注意於反抗頭班的壓迫，打破不平等，這事總算終於成功了。但這隻是消極的一麵，以後升了頭班，決不再去對別班擺架子，可是並沒有更進一步的做，去同他們親近交際，班次間的不平等是沒有了，但還存在著一種間隔，可以說是疏遠，這風氣不知道後來什麼時候才有轉變，——總不會因此而釀成那樣的大械鬥的吧？
四五 考先生
上邊所說差不多全是客觀的，集體的事情，沒有多少是我個人的事，但是我原是在這個集體之中，那麼這裏也可以有我的一份行動在內。現在卻要來說我個人的事情了。我在學校裏前後六個年頭，自光緒辛醜（一九〇一）九月至丙午（一九〇六）七月，十足也隻是五年罷了，告假在家的時候要占了一年有餘，有好幾次幾乎離脫學堂了，卻不知以何種關係，終於得以維係住，想起來是極有意思的。現今就把這個來敘述它一下。
我到南京以後，第一次回家去，是在壬寅年的四月裏，初一日接家信，知母親患病，祖父諭令歸視，遂於初三日同了頭班的胡恩誥君離寧到滬，胡君原籍安徽，說到杭州分路，其實卻是家住上海，所以到了上海就不動了。我乃獨自旅行，於初七日到家，則母親病已快好了，遂於十四日離家，十九日重返學堂了。是年六月二十四日記項下有雲：
“二十四日，禮拜，晴。下午接家信，促歸考，即作答曆陳利害，堅卻不赴。”這是很嚴重的一個誘惑，可是勝利的拒絕了。為什麼說是嚴重的呢？緣因是由於混過幾回的考場，對八股的應付辦法也相當的得到訓練，所以在庚子年的縣府考時，以“周珠”的名義應試，雖是在二三圖裏滾上滾下，最高也到過第二圖的第五名，即是總數第五十五名，縱使距及格的四十名還差得遠，但是比戊戌年的第十圖三十四即四百八十四名看起來，實在已經進步不少了。當時家裏的人大概還覺得當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於本家文童的力勸，也未可知，而同時在學堂本身也存在著這樣的空氣，這是很奇妙的，雖然是辦著學堂，實際卻還是提倡科舉，即如我們同班丁東生告假去應院試，進了秀才，總辦還特別掛虎頭牌，褒獎他一番呢。這事不記得這一年了，但總之這乃是方碩輔當總辦的時候的事，那是無可疑的，那麼這總當在癸卯以前吧。這樣裏外夾攻的誘惑可以說是很厲害了吧，但是它也幹脆的被擊退，因為這時我的反漢文的空氣也很嚴重。如十月二十四日項下雲：
“今日漢文堂已收拾，即要進館，予甚不樂。人若有以讀書見詢者，予必曰否否，寧使人目予為武夫，勿使人謂作得好文章也。”又十一月十六日項下雲：
“上午作論，文機鈍塞，半日不成一字，飯後始亂寫得百餘字，草率了事。顧予甚喜，此予改良之發端，亦進步之實證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懺悔，然欲心有所得，必當盡棄昔日章句之學方可，予之拚與八股尊神絕交者，其義蓋如此。”
癸卯年兩江師範學堂成立，秋天仍舉行鄉試，夫子廟前人山人海的，算是絕後的熱鬧，因為甲辰年以後科舉遂永遠停止了。那年暑假適值魯迅回來，我也回到家裏，於七月十六日偕至上海，魯迅往日本去，我則同了伍仲學坐長江輪船，一路與“考先生”為伍，直至南京。今抄錄當時的日記兩節於後：
“晚九下鍾始至招商輪船碼頭，人已滿無地可措足，尋找再三，始得一地才三四尺，不得已暫止其處。天熱甚，如處甑中，二人交代看守行李，而以一人至艙麵少息。途中倦甚，蜷屈倚壁而睡，而間壁又適為機器房，壁熱如炙，煩燥欲死，至夜半尚無涼氣。四周皆江南之考先生，饒有酸氣，如入火炎地獄，見牛首阿旁，至南京埠，始少涼爽。”
“江南考先生之情狀，既於《金陵賣書記》中見之，及親曆其境，更信不謬。考先生在船上者，皆行李累累，遍貼鄉試字樣，大約一人總要帶書百許斤，其餘家居用具靡不俱備，堆積如山，飯時則盤辮捋袖，疾走搶飯，不顧性命。及船至埠，則另有一副麵目，至入場時，又寬袍大袖，項掛卷袋，手提洋鐵罐，而闊步夫子廟前矣。”其時對於“考先生”的印象既然十分惡劣，那麼自己之得以幸免，當然很是可以喜慶的事了。
四六 生病前
癸卯暑假的日記改了體例，不再是按日填注，改為紀事體，有事情的時候寫它一段，以詳實為主，因此這半年——實在隻有一個月半裏的日記顯得比較實在。起頭是記魯迅的從家出發，到上海上輪船的情形，第一節是七月十六日，題目為“冒雨之啟行及珠岩之泊”：
“予與自樹（魯迅當時的別號）既決定啟行，因於午後束裝登舟。雨下不止，傍晚至望江樓少霽，舟人就岸市物，予亦登，買包子三十枚，回舟與自樹大啖。少頃開舟，雨又大作。三更至珠岩壽拜耕家，往談良久，啜茗而返，攜得《國民日報》十數紙，爇燭讀之，至四更始睡。雨益厲，打篷背作大聲。次晨，至西興埠。”這裏且來讓我作一點注解，是關於望江樓的包子的。所謂包子，實在用的乃是普通話，在紹興是不論有餡無餡，統稱饅頭的，其無餡的則特別稱為實心饅頭。這是紹興城內的名物，個子很小，隻有核桃那麼大，名為“候口饅頭”，正好一口一個，分肉餡和糖餡兩種，都是兩文錢一個。望江樓照那名字看來，一定是座高大洞橋，上有樓閣，因為否則哪能夠望得見江呢？豈知這地方是在大街正中，居水澄橋與江橋的中央，雖然是道橋，可是階層隻有一級，底下通著河流，但是走過去的人不容易發見，因為這橋上有屋頂，兩麵是有牆壁遮住的。為什麼是這樣的呢，誰也不能知道，向來就是這樣的嘛。而這饅頭店又是特別得很，它隻有一個攤，擺在橋上邊，帶著缸灶，鍋鑊蒸籠，一邊做著一邊蒸，生意十分興隆，但是買的人隨來隨買，也不用排隊，不曉得什麼緣故。因為饅頭個子很小，所以兩人吃三十個是綽有餘裕的，這也是值得說明的。
第二節是記十七日在杭州的事，題目是“白話報館之寄宿”：
“大雨中雇轎渡江，至杭州旅行社，在白話報館中，見汪素民諸君。自樹已改裝，路人見者皆甚為詫異。飯後自樹往城頭巷醫療齒疾，予著外套冒雨往清和坊，為李複九購白菊，苦甚，中道迷路問行人，答甚詳，以予洋服故也。又得一老人，亦往清和坊者，同行始得達，途中彼問予是紅毛國人否，予告以係越人，似不信。回來已晚，夜宿樓上。次日伍仲學來訪，雲今日往上海，因約定同行。下午予兩人乘舟至拱辰橋，彼已先在，包一小艙同住，舟中縱談甚歡。”伍仲學是魯迅的路礦同班，當時也在東京留學，他是南京的人，回家去後隨複往日本去了。我到了學堂裏遇見許多的朋友，在城南聚會了一次，這就是日記的第七節紀事，題目是“三山街同人之談話”，是七月二十九日的事：
“前一日得鍔剛信，命予與複九至城南聚會，當日乃偕俠耕複九二人至承恩寺萬城酒樓，為張偉如邀午餐，會者十六人。食畢至劉壽昆處，共拍一照以為紀念，名氏列後，張蓂臣，孫竹丹，趙伯先，濮仲厚，張偉如，李複九，胡俠耕，方楚喬，王伯秋，孫楚白，吳鍔剛，張尊五，江彤侯，薛明甫，周起孟，劉壽昆。散後複至鐵湯池，晤張伯純，及回城北已晚。”
以後是“江幹兩次之話別”，係送張偉如往浙及李複九往日本去的，又一節是“明故宮之印象”，與王伯秋王毅軒鍾佛汰劉壽昆共“往吊明故宮”，裏邊含有民族革命的意思，則已是八月十四日的事了。從這上邊的事情看來，神氣非常旺盛，可是才過了一星期卻不意生了病，竟至纏綿四閱月之久，於是那日記也就中斷了。
四七 生病後
我到了南京才得一個月，卻不料就生起重病來。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正逢禮拜，患了近似時症的病，當初昏不知人，樣子十分沉重。學堂裏的醫官照例是不高明的，所以醫藥毫無效驗，朋友們勸去住醫院，那時這隻有外國教會所開的醫院，窮學生怎麼住得起呢，承蒙同班的柯采卿自動的借給我六七塊錢，俠畊從陸師趕來，雇車送我進了美國醫院。這所醫院設在鼓樓，大概創辦人的名字是啤勃（Beebe）吧，一般的人都稱它作“啤啤醫院”。我是下午進院的，辦好手續，交了飯費，大約這所住的是免費的一種吧，所以不記得要收住院費用。但是因此待遇也就特別的糟，我被放在一大間裏，住有十多個病人，那時我還發著高熱，睡在眾人中間，好像是在長江輪船的散艙裏，覺得騷擾不堪，這中間有一個腰腿不便的病人，在地上爬著行走，卻特別顯得活潑，一忽兒到這邊床前說些話，一忽兒又跑到那邊去了。這很令人想起多年不見的“孔乙己”來，但是孔乙己盤著腿在地上拖，兩隻手全是烏黑的泥，他的樣子又十分頹唐，所以叫人感到一種憐憫，但這個瘸子卻隻令人發生厭惡之感罷了。這一天的夜裏真是不好過，況且進院以後醫生也沒有來看過，我便在第二天決心搬出去，辦好退院交涉之後，又要等廚房算還飯錢，麻煩了好半天這才算清楚了。但是回學堂來病仍是沒有好，虧得別的朋友幫忙，這回是劉壽昆君招我到他的店裏去住。他的底細我不知道，隻曉得他是湖南人，暗中在做聯絡革命的工作，在貢院左近臨時開了一家書店，收羅當時時務書以及禁書，以備來鄉試的考先生們的願者上鉤，結果自然是像薑太公的一無所得。我的床便放在書架後麵，有興致時可以自己抽看，一麵也聽著買書人的說話，與站在櫃台前無異。劉君應付著主顧，又隔日同我去找香山鄧雲溪看病，煎藥煮稀飯，忙得要命，我也十分過意不去，一直住了十多天光景，病已漸見輕減，才回到學堂去，那時已是重陽前後了。這書架子後邊的生活，我到後來還不能忘記，回想起來也很是有趣，但特別感到困難的，乃是大小便的時候，因為這樣的臨時小店中是沒有便所的設備的。所以在那時候必須走出門去，而且走的相當的遠，在一塊空地裏在人家的後牆下，找兩塊斷磚來墊腳，構成急就的廁所，這在有病的人是相當吃力的。書店主人在醫藥飲食方麵，都想得很周到，唯獨對於這一件事覺得無能為力了。不過這種經驗也是很難得的，我在南京這幾年裏頭，在野地裏拉屎，這也隻是第一次哩。
我回到學堂裏來，不意又生起病來了。這回卻不是舊病重犯，乃是一種新的病，——我也不明白從前生的是什麼病，這回的又是什麼，這其間有沒有因緣的關係，總之這回所患的病是兩腳從膝蓋以下都腫脹了，後來是連麵部都顯得浮腫起來。我因為不相信學堂的醫官，所以也並不去請教他，隻是由它拖著。這回好意的自動來給我幫助的，卻不是我的朋友和同學，乃是學堂裏的聽差。他名叫劉貴，想來也是應付公家的姓名，是南京本地人，平日看他很是粗魯，對我卻相當關心，有一天午飯時他忽然拿來一個盤子，說這是烏魚，用火煨熟，可以治水腫，隻是要淡吃，一次吃完才好。我謝謝他的好意，如法的吃了，雖然病依然沒有好，但他的意思總是很可感謝的。劉貴平時對頭班的老爺們很不客氣，如吃點心的時候問他要，他硬不肯給，說已經有人定下了，卻拿來給我們。我和柯采卿同住在二十三號，離聽差的房間不很遠，但是我們不願學頭班那樣，在自己房裏大聲叫嚷，所以總走到穿堂那裏去叫，可是一叫就來了。他便是這樣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回想到過去，自己受過人家的照顧很是不少，有的就此分散，連生死的消息也不知道，很覺得有點悵然，這兩位劉君的事正是最早的一例了。
病既然沒有好，賴在學堂裏也不是辦法，湊巧這時候椒生公被辭退了國文教習，正要回家去，就順便帶了我回紹興了。這是九月二十九日的事情，於十月初三日抵家，請包越湖診治。包越湖是諸暨縣人，在“諸暨冊局”應診，我坐轎子隔日一去，轎錢來回隻要兩角，比較的還不算貴。到了十一月腿腫已經消了，左側項上在耳朵背後忽然生了一個大疽，這地位既已不好，況且癤子在冬天發生，更不是尋常的事。這是第三種的毛病，不但苦痛，也很覺得危險，據說這名為“發際”，因為生在頭發邊沿的關係，特別有了名稱，便是不好醫治的證據。幸虧得南街的外科醫李介甫給我開刀，加上“潤子”，——這是一種紙撚，加藥插入瘡口，防止它的愈合，與現代的紗布有同樣的效用，經過了月餘的治療，這才逐漸的好起來了。李介甫是三味書屋的同學李孝諧的父親，也是大舅父怡堂的親家，本來也是大家子弟，因為自己喜歡搞這一門，所以做了外科，否則外科地位很低，多少與剃頭修腳相像，平常人是不肯幹的。他到了晚年，稱呼卻仍是“李大少爺”，這可見是他初做外科時人家這樣叫他，表示尊重，就一直沿用下來了。癸卯年底我差不多已經複原了，可以到大街去蹓躂，甲辰（一九〇四）年二月遂決行回學堂去，乃於初五日啟行，初十日到了南京了。
四八 祖父之喪
我於壬寅癸卯年間，曾經三次回到家裏，卻沒有遇著祖父大發雷霆罵人的事情，好像是脾氣已經改過了，或者是對於跑出在外的孫子輩表示嚴厲，沒有什麼意思了吧。但是這時候沒有了“挑剔風潮”的人，也是一個大的原因。在壬寅十一月二十七日項下有雲：
“仲翔叔來信雲，五十（即衍生的小名）已於十八日死矣，聞之雀躍，喜而不寐，從此吾家可望安靜，實周氏之大幸也。”據說在衍生死信傳出的時候，祖母聽了不禁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她是篤信神佛，決不是幸災樂禍的人，但這時也就忍不住表出她的感情來了。話雖如此，祖父就隻不再怒罵而已，平常怪話還是時常有的，譬如伯升在學堂考試得了個倒數第二，我則在本班第二名，他便批評說：
“阿升這回沒有考背榜，倒也虧他的。阿魁考了第二，隻要用功一點本來可以考第一的，卻是自己不要好。”這樣的話，聽慣了也就不算什麼了。這裏隻須說明一句，學堂榜上的末名稱為“背榜”，或稱“坐紅椅子”，因為照例於末了的這一名加上朱筆的一鉤。阿魁則是我的小名，因為當日接到家信的時候，有一個姓魁的京官去訪他，所以就拿來做了小名，這是他給孫子們起名字的一個定例。
我於癸卯年在家裏養病過了年，至第二年二月始回到南京，但是過了四個月又是暑假，我便又到家裏來了。不過這一回不湊巧，正趕上祖父的喪事，差不多整個假期就為此斷送了。祖父當時六十八歲，個子很是魁梧，身體向來似乎頗好的，卻不知道生的是什麼病，總之是發高燒，沒有幾天便不行了。他輩分高，年紀老，在本台門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裏要算是最長輩了，親丁也不少，但是因為脾氣乖張的關係，弄得很是尷尬，所以他的死是相當的寂寞的。講到排場，當然有那一大套，甚至還弄什麼“門訃”，以及大門口釘上麻布等，和尚道士的“七七做，八八敲”自然是不用說了。他的長子早死了，照例要長孫“承重”，但是魯迅也在日本，於是叫我頂替，我迫於大義，自不得不勉為其難。但是不久在學堂裏的伯升奔喪回來了，我以為可以卸責了吧，可是不行，一定要我頂替下去，我不知道這是禮教所規定的呢，還是隻因為他是庶出的緣故，所以對他特別歧視的。倘若是後麵的原因，那麼我倒替伯升說一句話，這實在是極不公平的。平心的說，伯升的立場倒無寧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我們那時雖是多數，但是被損害與被侮辱者，他不去附和那強者的那邊，這或者是他的聰明處，但是也很可佩服。他對蔣老太太恭而有禮，過於看領他大的潘姨太太，有一回彼此鬧別扭，他不肯叫一聲“媽”，便不給他綿袴穿，害得他終於“拉稀”——這就是患肚瀉，後來經蔣老太太的幹涉，這才穿上了綿袴。伯升是十二歲的時候從北京回去的，隨後學得了一口紹興話，常有一句口頭禪，是“伊拉話啦”，普通話就是說“他們說的”，在講了一通海闊天空，難以置信的話以後，必定添一句“伊拉話啦”，極有天真爛漫之趣。他因為生長在北京，故極愛京戲，在南京時極醉心於當時的旦角粉菊花，幾乎每星期日必跑往城南去聽戲。監督公想法羈縻他，特於前晚對他說道：
“你明天早上來我這裏吃稀飯，有很可口的揚州小菜。”伯升唯唯，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就溜了出去，床上隻留帳子低垂著，床前擺著一雙馬靴，像是還高臥著的樣子，及至監督覺察，這時人已走遠，差不多已經過了鼓樓了。又有一回遇見非常的窮困，禮拜日無聊心想出去，問我借錢，適值我也沒有，隻剩了三角小洋，他乃自告奮勇，說到城南買點心去，果然徒步來回走了三四十裏路，從夫子廟近旁的稻香村買了好些很好吃的點心來，在宿舍裏飽吃一頓，現在說了也覺難信，那時候的點心的確這樣的價廉而物美。他似乎平時很是樂天，所以總是那麼吊兒郎當的，有時又似乎世故很深，萬事都不大計較的樣子，所以他對於我的充當承重孫也別無什麼不滿意。其後祖母去世，家裏沒有他的長輩了，但他仍舊守著“長嫂如母”的古訓，著實不敢放肆，就是母親給他包辦的婚姻，他也表示接受，雖然這事結果弄得很是不幸，卻終不明白反抗。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三月我從紹興往北京，知道他的兵船在寧波停駐，就特地繞道前去相會，在率春樓吃了晚飯，是為最後的一次會見，至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得到二十三日家信，得知他已經在南京病故了，享年三十七，剛過了“本壽”，與伯宜公是一樣的。身後遺留下來，一位傅氏太太，沒有子女，要母親留養她到百草園故家賣去，隨後分了錢走散，一位在外的徐氏太太帶著一個小孩，並且還有遺腹兒未生，則不知行蹤若何，這也是十分遺憾的事。他的正式官名是“聯鯨兵輪輪機正海軍上尉周文治”，在公文書上是這樣稱呼的。我在記祖父的喪事這一節裏，趁這機會講他一番，聊作紀念。
四九 東湖學堂
椒生公在南京學堂的勢力與地位開始漸漸的下降，由提調而監督，又由監督而國文教習，末了連教習也保不住了，便隻好回家吃老米飯去。不過他在本地還是一時有聲望的，因為一向在外邊辦學務多年，縱使不很高明，辦學的經驗總是有的。所以他回到紹興，最初也得到相當的地位，便是請他去當紹興府學堂的監督。這裏名稱雖是監督，實際乃是校長，權力很大，而同時有一個副監督，這人卻不好相與，此人非別，即是後來過了三年實行暗殺造反的徐伯蓀即徐錫麟便是。這兩個人共處一堂辦起事來，其不能順利進行，蓋是必然的道理。一個是矮胖擁腫的身材，身穿一件“接衫”，上半截的白布，有下半截綠綢的三分之二的長，——接衫者穿在馬褂底下的襯袍，因為有馬褂遮蓋著的緣故，為節省綢料起見，用白布替代，古時馬褂特別的長，故下邊露出的綢料隻有三分之一，——蹣跚行來，看來的人都不禁要喝一聲彩，說好一個“蕩湖船”的老爺出來也。又一個則是蒼老精悍的小夥子，頂上留著一個小頂搭和一條細辮子，夏天穿著一件竹布長衫，正在教學生們兵操，過了一會兒他叫學生走到牆陰地方，立定少息，自己便在太陽地裏曬著。這是兩個人形象具體的描寫，是我親自看來的。後來監督公還自誇口，說他在三年前就知道他是亂黨，自己有先見之明呢。他既然有了職業，不成什麼問題了，可是對於我在南京還是不放心，假如參加了亂黨，這怎麼辦呢，不如叫回紹興來，便可以不負當初介紹的責任了。這回湊巧我因祖父的喪事，在家裏耽擱很久，他便勸我去教英文，地方在東湖，這也算是近時名勝之一，所以我就答應去試試看。幸而這事隻試了兩個月，我便仍舊回學堂裏去，不然的話就會教書下去，於未來生活發生一個巨大的變化了。
東湖的這個學堂，門前扁額上寫著“東湖通藝學堂”，不知道是什麼性質，是私立呢還是公立，隻有問那創辦人陶心雲去才曉得。在一九三一年出版尹幼蓮所編的《紹興地誌述略》第十四章說名勝古跡的地方，東湖底下注道：
“東湖在城東十裏，有陶氏屋，麵山帶水，風景頗佳。”這話說得很含蓄而得要領，因為地是官地，用的是公款修造，但是房屋卻為陶氏占為私有，為敷衍門麵計，分定作三種辦法。其一是所謂“稷廬”，即是東頭的一部份純粹是該觀察公的私人住宅，遊人不得闌入的。其二是中間也就是靠近西頭的幾間，作為“學堂”，這是要和學堂有關係的人才能進出。其三是一片水麵和幾條堤防，說是“放生池”，是公開給大眾的，但是東湖的建築是在箬山即繞門山的腳下，和北岸隔著一條運河，運河上架有一座石橋，卻在稷廬之東，從這橋繞道入湖，便要走過住宅部分，這是斷乎不可，但遊人既無翅膀，又不會水上行走，如要看看放生池的風景，勢非用船不可，從學堂東邊的“濠梁”橋進去，而這橋下卻有鐵門鎖著，若要開時須出“酒錢”，請陶府的做工的人特別來開鎖才行。因此之故，這個公開地方倒實在是很閑靜的，平常管領著這大片土地的也就是稷廬陶家有關的幾個人罷了。
我到東湖學堂去是教英文，學生記得是兩班一共三個人，初級是陶望潮，是陶心雲的本家，現今尚健在，高級是陶緝民，乃是心雲的承繼的孫子，那時還隻是十二三歲的小孩，現在卻已經故去了，還有一個忘記了名字，但總之不是姓陶的。每天上午是由我教英文，下午由兩位教員分教國文和算學。教室便在一間大屋內，東湖的屋都建造在一道築成的堤上麵，所以進身都不能很深，這間要算頂大的了，麵北兩扇黑漆大門，上邊紅地黑字，大書道：“臨淵無羨，大德曰生。”這對聯以文句論，以筆畫論，都要算是屋主人的最成功的傑作，東湖所有的大小扁額柱聯無一不是他的手筆，實在紹興人已經看的厭了，隻這八個字似乎還沒有那種呆板相。我的住房便在“臨淵無羨”那一邊的耳房裏，那裏又分為南北二間，南邊的一間稍為大點，隻是因為北牆臨運河，隻有一個很高的窗，西麵又是房屋盡頭，不好開窗門，所以很是黑暗，蚊子非常的多，但是因為臨河的關係，回家去時在那裏等候趁“埠船”，卻是很方便的。當初口頭說好，每月薪水是二十元，學堂供給食宿，但是到了下旬時節，有一個自稱是觀察公的表姪的會計走來找我，說什麼經費困難，隻能姑且奉送這麼多，就送來英洋十六元。我也無意於較量多少，便同意收下了，到了第二個月也是如此，但是兩個月快滿，學堂方麵通知椒生公說，因為學生們說英文口音不大準確，所以擬不再聘請了。南京同學碰巧也這時來信，說要冬季例考了，趕緊前來銷假，我遂即回去，學校是十二月初一日起舉行考試，大概是在十月中回到學堂裏的。
東湖時代的學生雖然不多，可是與我卻是有緣，長久保持著聯絡，如陶望潮君，關於他的事後來還要說及。陶緝民君於民國二十一二年時，來北京大學，見麵多次，當時曾寫了一幅字送他，現在便抄在這裏，作為紀念。原文收在《夜讀抄》的苦雨齋小文裏邊，題目是“書贈陶緝民君”：
“繞門山在東郭門外十裏，係石宕舊址，水石奇峭，與吼山仿佛。陶心雲先生修治之，稱曰東湖，設通藝學堂，民國前八年甲辰秋餘承命教英文，寄居兩閱月，得盡覽諸勝，曾作小詩數首紀之，今稿悉不存，但記數語曰，岩鴿翻晚風，池魚躍清響，又曰，瀟瀟數日雨，開落白芙蓉。忽忽三十年，懷念陳跡，有如夢寐，書此數行以贈緝民兄，想當同有今昔之感也。廿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平。”
五〇 東湖逸話
我在上邊隻是講得東湖學堂，對於東湖本身還沒有講到，現在就來補說幾句話。東湖在紹興如以山水論，那是沒有什麼值得說的，因為它的奇怪不及吼山的水石宕，若欲和西湖對峙，那簡直是笑話了。但是它在近時卻非常有名，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這第一是因為它離城近，交通方便，往往可以順路去一瞻仰，不比別的名勝多在偏僻地方，去走一趟要費一天的工夫。第二是因為這是近來新添出來的，看的覺得新鮮，不管這好看不好看。其實看它當初造成的原因，就可以看出它的特色來，這也就是缺點。我們這裏姑且借用張宗子的《越山五佚記》中說曹山的話，來做個石宕的山水的說明。原文雲：
“曹山，石宕也。鑿石者數什百指，絕不作山水想，鑿其堅者，瑕則置之，鑿其整者，碎則置之，鑿其厚者，薄則置之。日積月累，瑕者墮則塊然阜也，碎者裂則巋然峰也，薄者穿則砑然門也。由是堅者日削，而峭壁生焉，整者日琢，而廣廈出焉，厚者日磥，而危巒突焉，石則苔蘚，土則薜荔，而蓊翳興焉，深則重淵，淺則灘瀨，而舟楫通焉，低則樓台，高則亭榭，而畫圖萃焉。”正因為這奇峭的山水是因為采取山石而成功的，故長處在於它的雕琢，而這雕琢也就是短處，張宗子記他的祖父張雨若的檄語雲：
“誰雲鬼刻神鏤，竟是殘山剩水”，為此種名勝最確切的評語，連吼山也在其內。李越縵在《七居》中第六說到吼山，也說道：
“其山劖削，其水瀏疾，故其人罕壽，而性剽急。”還有一層，我是在那裏住過兩個月的，所以深知道夜景的可怕，為白天遊湖的人所不曾見到的。我在室外南廊下站著，麵對著壁立千仞的黝黑的石壁，在微細的月光下，恍然如見法國陀勒的有名的《神曲》中地獄篇的插畫，別有一種陰森淒慘的可怖景象，覺得此地不宜長住，不僅是辦學校和醫院是非所宜，別的事情也辦不來，——除非是圖謀造反，這才是適合的背景。哪知事有湊巧，這恰成為革命計畫的原始地，而是與徐錫麟有密切的關係的。
原來徐伯蓀的革命計畫是在東湖開始的，不，這還說不到什麼革命，簡直是不折不扣的“作亂”，便是預備“造反”，占據紹興，即使“占據一天也好”，這是當日和他同謀的唯一的密友親口告訴我說的。當初想到的是要招集豪傑來起義，第一要緊的是籌集經費，既然沒有地方可搶劫，他們便計畫來攔路劫奪錢店的送現款的船隻。那時紹興錢店一禮拜裏有一次送款的船，由一個店夥押送，坐了腳踏的小船前去，因為往東走，大約是經過曹娥往寧波去的吧，也應該有往西到杭州去的，但因為西路太是熱鬧，所以不曾計畫也說不定。而且，這與東湖的預謀地點也有關係，遂決定在東路實行了。
他們的計畫是借東湖辦什麼事業，主要卻是夜間，由徐伯蓀和他的同謀陳君二人，在湖中練習劃船，這時期大概也不很早，在我教書去的一二年前吧。學會了劃船之後，便於“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出外實行路劫，錢店店夥和小船船夫由他們一人對付一個，請他們吃了“板刀麵”，把洋錢搶了來，做“造反”的本錢。這個計畫實在迂緩得很，但是他們竭力進行，正在這個時節卻來了一位軍師，一席話把這可笑的計畫全盤推翻，他們同意這種小生意沒有做頭，決心來大幹一番。這位軍師即是陶成章號煥卿，乃是陶觀察的一位本家，他主張聯絡浙東會黨，招集各地豪傑，都“動”起來，然後大事可成，這是他的“光複會”的主張，民族革命的一張大纛。徐伯蓀聽從了他的話，便去運動人替他出錢捐候補道，到安徽省去候補，結果做了那驚天動地的一幕，卻不料這事發端是在東湖，也是在那裏定策的。和他同謀的陳君名字叫一個“濬”字，號曰子英，比較不大知名，他在安慶事發的當時逃到東京，時常到魯迅所住的公寓裏來，這是當時聽他自己所講，由我聽著記了下來的。現在他也久已逝世，大約聽過他講這故事的人也隻有我存在，今因說到東湖，就把它記錄下來，且當作一則東湖的逸話講講吧。
五一 我的新書一
我們的英語讀本《英文初階》的第一課第一句說：“這裏是我的一本新書，我想我將喜歡它。”我的第一本新書，使我喜歡看的，在上邊已經說過，乃是英國紐恩斯（Newnes）公司的送禮用本《天方夜談》，裝訂的頗精美，價值卻隻是三先令六便士。我有了這部書，有事情做了，就安定了下來，有如阿利巴巴聽來的“胡麻開門”的一句咒語，得以進入四十個強盜的寶庫，不再見異思遷了，同時也要感謝東湖學堂，假如要我在那裏教書，那也就將耽誤了我的工作，不及趕那笨驢去搬運山中的寶貝了。我回到學校，感謝功課教得那麼麻胡，我也便趕上考試，而且考得及格，隻是告假過多，要扣分數，結果考在前五名以外，這半年的贍銀也多少要少得一兩，這就算是我的損失了。
但是我的新書並不隻限於這《天方夜談》，還有一種是開這邊書房門的鑰匙，我們姑且稱它的名字是“酉陽雜俎”吧。因為它實在雜得可以，也廣博得可以，舉凡我所覺得有興味的什麼神話傳說，民俗童話，傳奇故事，以及草木蟲魚，無不具備，可作各種趣味知識的入門。我從皇甫莊看來的石印《毛詩品物圖考》——後來引伸到木板原印，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所刊的舊本，至今還寶存著，和《秘傳花鏡》，已經被引入了唐代叢書的《藥譜》裏，得了《酉陽雜俎》卻更是集大成了。在舊的方麵既然有這基礎，這回又加上了新的，這便有勢力了。十多年前，我做了一首打油詩，總括這個“段十六成式”所做的書，現在引了來可以做個有詩為證：
“往昔讀說部，吾愛段柯古。名列三十六，姓氏略能數。不愛餘詩文，但知有雜俎。最喜諾皋記，亦讀肉攫部。金經出鳩異，黥夢並分組。旁得金椎，灰娘失玉履。童話與民譚，紀錄此鼻祖。抱此一函書，乃忘讀書苦。引人入勝地，功力比水滸。深入而不出，遂與蠹魚伍。”
舊書堆裏沒有怎麼深入，這回卻又鑽進了新書裏去，雖然也還是“半瓶醋”，可是這一回卻是泡得很久，有一次曾經說過，自己的那些“雜學”，十之七八都是從這方麵來的。我的一個從前的朋友，曾說我是“橫通”，這句褒貶各半的話，我卻覺得實在恰如其分的。沒有一種專門知識與技能，怎麼能夠做到“直通”呢？我弄雜學雖然有種種方麵的師傳，但這《天方夜談》總要算是第一個了。我得到它之後，似乎滿足一部份的欲望了，對於學堂功課的麻胡，學業的無成就，似乎也沒有煩惱，一心隻想把那夜談裏有趣的幾篇故事翻譯了出來。那時我所得到的恐怕隻是極普通的雷恩的譯本罷了，但也盡夠使得我們向往，哪裏夢想到有理查白敦勳爵的完全譯注本呢，就是現在我們也隻得暫且以美國的現代叢書裏的選本為滿足，世間尚有不少篤信天主教的白敦夫人，白敦本就不見得會流行吧。這《阿利巴巴與四十個強盜》是誰也知道的有名的故事，但是有名的不隻是阿利巴巴，此外還有那水手辛八和得著神燈的阿拉廷，可是辛八的旅行述異既有譯本，阿拉廷的故事也著實奇怪可喜，我願意譯它出來，卻被一幅畫弄壞了。這畫裏阿拉廷拿著神燈，神氣活現，但是不幸在他的腦袋瓜兒上拖著一根小辮子，故事裏說他是支那人，那麼豈能沒有辮子呢，況且有了它也很好玩，小時候看那變把戲的人，在開始以前說白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說話未了隻把頭一搖，那條辮發便像活的蛇一樣，已蟠在額上，辮梢頭恰好塞在圈內。這怎能怪得畫家，要利用作材料呢，但是在當時看了，也怪不得我得發生反感，不願意來翻譯它了。還有一層，阿利巴巴故事的主人公是個女奴，所以譯了送登《女子世界》，後來由《小說林》單行出版，卷頭有說明道：
“有曼綺那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機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盜穴為所殺，盜複跡至其家，曼綺那以計悉殲之。其英勇之氣頗與中國紅線女俠類，沉沉奴隸海，乃有此奇物，亟從歐文移譯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倘若是譯出阿拉廷的故事為“神燈記”，當然就不能出這樣的風頭了。
五二 我的新書二
《俠女奴》單行本是在光緒乙巳，我所有的一冊破書已是丙午（一九〇六）年三月再版，《玉蟲緣》刊行在於《俠女奴》之後，初版的年月是乙巳年五月，這是書本的紀錄。再查日記，可惜這不完全了，甲辰年隻有十二月一個月，乙巳年至三月為止，但在這寥寥一百二十天的記載裏邊，卻還有點可以查考，今抄錄於後。甲辰十二月十五日條下雲：
“終日譯《俠女奴》，約得三千字。”這大概不是起頭，可見這時正在翻譯，十八日寄給丁初我，這是《女子世界》的主編，也是上海《小說林》的編者之一。乙巳正月初一日雲：
“元旦也，人皆相賀，予早起譯書，午飲於堂中。”至十四日，又記雲：
“譯美國坡原著小說《山羊圖》竟，約一萬八千言。”二十四日寄給丁初我，至二月初四日得到初我回信，允出版後以書五十部見酬。十四日條下雲：
“譯《俠女奴》竟，即抄好，約二千五百字，全文統一萬餘言，擬即寄去，此事已了，如釋重負，快甚。”由是可知《俠女奴》著手在前，因在報上分期發表，故全文完成反而在後了。二十九日條下雲：
“接初我廿六日函，雲《山羊圖》已付印，易名‘玉蟲緣’。又雲《俠女奴》將印單行，有所入即以補助女子世界社。下午作函允之，並聲明一切，於次日寄出。”這裏那兩本小書的譯述年月已經弄明白，即虛假的署名，一個是萍雲，一個是碧羅，而且都是女士，也均已聲明，雖然無此必要，因為這在編者原是一目了然的。
“玉蟲緣”這名稱是根據原名而定的，本名是“黃金甲蟲”（The Gold-bug），因為當時用的是日本的《英和辭典》，甲蟲稱為玉蟲，實際是吉丁蟲，我們方言叫它做“金蟲”，是一種美麗的帶殼飛蟲。這故事的梗概是這樣的，著者的友人名萊格闌，避人住於蘇利樊島，偶然得到一個吉丁蟲，形狀甚為奇怪，頗像人的枯顱，為的要畫出圖來給著者看，在裹了吉丁蟲來的偶從海邊撿得的一幅羊皮紙上，畫了圖遞給著者的時候，不料落在火爐旁邊了，經著者拾起來看時，圖卻畫得像是一個人的髑髏。萊格闌仔細檢視，原來在畫著甲蟲的背麵對角地方，真是髑髏的圖，是經爐火烘烤出現的，而在下方則顯出一隻小山羊，再經洗刷烘烤，乃發見一大片的字跡，是一種用數字及符號組成的暗碼。他的結論是這是海賊首領甲必丹渴特（Kidd）的遺物，因為英語小山羊的發音與渴特相同，而髑髏則為海賊的旗幟，所以苦心研究，終於將暗號密碼翻譯了出來，掘得海賊所埋藏的巨額的珍寶。這是安介亞倫坡（Edgar Allan Poe 一八〇九—一八四九）所作中篇小說之一，坡少孤受育於亞倫氏，故兼二姓，性脫略耽酒，終於沉醉而死，詩文均極瑰異，人稱鬼才，我後來在《域外小說集》裏譯有他的一篇寓言《默》，此外亦不能多譯。這篇《玉蟲緣》的原文係依據日本山縣五十雄的譯注本，係是他所編的《英文學研究》的一冊，題目是“掘寶”。所以在譯本後邊，有譯者的附識道：
“譯者曰，我譯此書，人勿疑為提倡發財主義也。雖然，亦大有術，曰有智慧，曰細心，曰忍耐。三者皆具，即不掘藏亦致富，且非獨致富，以之辦事，天下事事皆可為，為無不成矣。何有於一百五十萬弗之巨金。吾願讀吾書者知此意。乙巳上元，譯竟識。”
這是還沒有偵探小說時代的偵探小說，但在翻譯的時候，《華生包探案》卻早已出版，所以我的這種譯書，確是受著這個影響的。但以偵探小說論，這卻不能說很通俗，因為它的中心在於暗碼的解釋，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組織上，因此雖然這篇小說是寫得頗為巧妙，可是得不到很多的外國讀者，實在是為內容所限，也是難怪的。因為敝帚自珍的關係，現在重閱，覺得在起首地方有些描寫也還不錯，不免引用在這裏：
“此島在南楷羅林那省查理士頓府之左近，形狀甚奇特，全島係砂礫所成，長約三英裏，廣不過四分之一，島與大陸毗連之處，有一狹江隔之，江中茅葦之屬甚茂盛，水流迂緩，白鷺水鳧多棲息其處，時時出沒於荻花蘆葉間。島中樹木稀少，一望曠漠無際，島西端盡處，墨而忒列炮台在焉。其旁有古樸小屋數椽，每當盛夏之交，查理士頓府士女之來避塵囂與熱病者，多僦居之。屋外棕櫚數株，綠葉森森，一見立辨。全島除西端及沿海一帶砂石結成之堤岸外，其餘地麵皆為一種英國園藝家所最珍重之麥妥兒樹濃陰所蔽，島中此種灌木生長每達十五尺至二十尺之高，枝葉蓊鬱，成一森密之矮林，花時遊此，芬芳襲人，四圍空氣中，皆充滿此香味。”
五三 我的筆名
我的別名實在也太多了，自從在書房的時候起，便種種的換花樣，後來看見了還自驚訝，在那時有過這稱號麼，覺得很可笑的，不值得再來講述了。現在隻就和寫文章有關係的略為說明，這便是所謂“筆名”，和普通一般的別名不同，是專用作文章的署名的。
我的最早的名字是個“魁”字，這個我已經說明過，原來乃是一個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訪問我的祖父，那一天裏他得到家信，報告我的誕生，於是就拿來做了我的小名，其後檢一個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壽”字，那麼連我的“書名”也就有了。但是不湊巧，木部找不著好看的字，隻有木旁的一個魁字，既不好寫，也沒有什麼意思，就被派給我做了名字，與那有名的桐城派大家劉大櫆一樣。他的大名為什麼也弄得這樣怪裏怪氣的呢？這個理由，我也還沒有機會查得清楚。總之我覺得沒有意思，而且有北鬥星的關係的號——“星杓”，也不中意，還不如叫做槐壽的好，雖然木旁一個鬼字，但比較鬼在踢鬥總要好得多了。後來因為應考，請求祖父改名，他命改為同音的“奎綬”，這仍舊不脫星宿的關係，而且“奎”又訓作“兩髀之間”，尤其是不大雅馴，但隨後看見有名的坤伶，名字叫作“喜奎”，頗疑心是促狹的文人的作怪呢。奎綬雲者，也不過是掛在前麵的闊帶子，即古代之所謂黻也。
我既然決定進水師學堂，監督公用了“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給我更名，又起號曰樸士，不過因為叫起來不響亮，不曾使用，那時魯迅因為小名曰“張”，所以別號“弧孟”，我就照他的樣子自號曰“起孟”。這個號一直沿用下來，直到後來章太炎先生於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間寫一封信來，招我們去共學梵文，寫作“豫哉啟明兄”，我便從此改寫啟明，隨後《語絲》上麵的豈明，開明以及難明，也就從這裏引伸出來了。
如今說話且退回去，講那萍雲女士吧。這萍雲的號也隻是那時別號之一，如日記上見著的什麼不柯，天欷，頑石一樣，不久也就廢棄了吧。但是因為給《女子世界》做文章的關係，所以加上女士字樣，至於萍雲的文字大抵也隻取其漂泊無定的意思罷了。碧羅是怎麼來的呢，那已經忘記是什麼用意，或者是“秋雲如羅”的典故吧，或者隻是臨時想起，以後隨即放下了也未可知。萍雲的名字在《女子世界》還是用著，記得有一回抄撮《舊約》裏的夏娃故事，給它寫了一篇《女禍傳》，給女性發過一大通牢騷呢。少年的男子常有一個時期喜歡假冒女性，向雜誌通信投稿，這也未必是看輕編輯先生會得重女輕男，也無非是某種初戀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種表示吧。自己有過這種經驗，便不會對於後輩青年同樣的行為感到詫異與非難了。
離開南京學堂以後，所常用的筆名是一個“獨應”，故典出在《莊子》裏，不過是怎麼一句話，那現在已經記不得了。還有一個是“仲密”，這是聽了章太炎先生講《說文解字》以後才製定的，因為《說文》裏說，周字從用口，訓作“密也”，仲字則是說的排行。前者用於劉申叔所辦的《天義報》，後來在《河南》雜誌上做文章也用的是這個筆名，後者則用於《民報》，我在上邊登載過用“仲密”名義所譯的兩篇文字，其一是斯諦普虐克的宣傳小說《一文錢》，現在收入《域外小說集》中，其二是克羅泡金的《西伯利亞紀行》，不過這登在第二十四期上，被日本政府禁止了，其後國民黨（那時還是同盟會）在巴黎複刊《民報》，卻另外編印第二十四期，並未將東京《民報》重新翻印，所以這篇文章也就從此不見天日了。
其後翻譯小說賣錢，覺得用筆名與真姓名都不大合適，於是又來用半真半假的名氏，這便是《紅星佚史》和《匈奴奇士錄》的周逴。當初隻讀半邊字，認為從卓聲，與“作”當是同音，卻不曉得這讀如“綽”，有點不合了，不過那也是無礙於事的。民國以來還有些別的筆名，不過那是另一段落的事了，現在這裏姑且從略，——我隻可惜不曾使用那“槐壽”的筆名，這其實是我所很喜歡的名字，很想把它來做真姓名用呢。
五四 秋瑾
乙巳（一九〇五）年裏我在南京有一件很可紀念的事，因為見到一位曆史上有名的人物，雖然當時一點都看不出來，她會得有那偉大的氣魄。此人非別，即是秋瑾是也。日記裏三月十六日條下雲：
“十六日，封燮臣君函招，下午同朱浩如君至大功坊辛卓之君處，見沈翀，顧琪，孫銘及留日女生秋瓊卿女士，夜至悅生公司會餐，同至辛處暢談至十一下鍾，往鍾英中學宿，次晨回堂。”至二十一日項下，有記錄雲：
“前在城南夜，見唱歌有願借百萬頭顱句，秋女士笑雲，但未知肯借否？信然，可知作者亦妄想耳。”據當時印象，其一切言動亦悉如常人，未見有慷慨激昂之態，服裝也隻是日本女學生的普通裝，和服夾衣，下著紫紅的裙而已。這以前她在東京，在留學生中間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發表取締規則，這裏當然也有中國公使館的陰謀在內，留學生大起反對，主張全體歸國，這個運動是由秋瑾為首主持的。但老學生多不讚成，以為“管束”的意思雖不很好，但並不限定隻用於流氓私娼等，從這文字上去反對是不成的，也別無全體歸國之必要，這些人裏邊有魯迅和許壽裳諸人在內，結果被大會認為反動，給判處死刑。大會主席就是秋女士，據魯迅說她還將一把小刀拋在桌上，以示威嚇。當時還有章行嚴等人是中間派，主張調停其間，但是沒有效，秋瑾的一派便獨自回來了。她其時到了上海，但沒有立刻回紹興去，卻溯江而上來到南京，那天的談話似乎也沒有談到，看她的態度似乎很是明朗，仿佛那一件事的成功失敗，都沒有多少關係的樣子。第二年丙午初夏我因為決定派往日本留學，先回到家裏一走，這時秋女士已經在紹興辦起大通學堂來，招集越中綠林豪傑，實行東湖上預定的“大做”的計畫，但是我那時不曾知道，所以沒有到豫倉去訪問。其時魯迅回家來完婚，也在家裏，談起取締規則風潮的始末，和那一班留學生們對於“鑒湖女俠”的恭順的情形，也就把她那邊的事情擱下了。及至安慶的槍聲一舉世震驚，秋女士隻留下“秋雨秋風愁殺人”的口供，在古軒亭口的丁字街上被殺。革命成功了六七年之後，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藥》，紀念她的事情，夏瑜的名字這是很明顯的，荒草離離的墳上有人插花，表明中國人不曾忘記了她。
五五 大通學堂的號手
秋瑾從日本歸國後，據傳略裏說，“主講潯溪學校，旋在上海主持同盟會通訊機關，嚐與陳墨峰會同造炸彈，彈藥爆炸創甚，幾以此被捕，因無左證得免。尋辦《中國女報》，以母喪返浙，居於徐伯蓀所創辦之大通體育會，往來江浙，連絡會眾，得數千人，編為光複漢族大振國權八軍，以徐為長，己副之，張恭等為分統。”這時候已經在徐伯蓀進日本陸軍學校不成，捐了候補道，到安徽去候補，陶成章則在蕪湖的皖江中學教書，監督是張伯純，名通典，是候補道中的開明人物。陳子英的行蹤未明，大約仍住在紹興東浦，與徐伯蓀是同村的人，後來安慶事發，他便是直接從那裏逃往日本去的。
大通體育會即是大通體育學堂，是徐伯蓀等人所設，用以收羅綠林豪傑的機關，表麵說是學堂，但是那些不三不四的赳赳武夫說是學什麼好呢？隻有體育還說得過去，所以這名字定得恰好，可以和東湖通藝學堂競爽的。造反的計畫始於東湖，而終於大通，這是紹興鬧革命的一幕。大通學堂設在豫倉，我沒有到來那地方，但是那學堂卻和我有過一番交涉。這一時期我沒有寫日記，所以月日無可考了，但總之是在乙巳（一九〇五）年的下半年吧。有一天接到封燮臣君的一封信，說大通學堂要找一名吹號的人，叫我給他們介紹一個。那時我們大家真是胡塗，大通學堂如有吹號，照例應當是陸軍的，理應給他們去陸師學堂找一個德國式的號手才對，我們水師所用係是英國式的，當然不能適用。但是那時大家都是稀裏胡塗一起，封君和我隻是自己在水師裏，聽慣了英國的號聲，以為這就是了。我於是找管輪堂的號手來一談，托他介紹一位，他當然欣然承諾，不久便前去赴任去了。我的介紹就此完了，但事情還不完了，因為此後還有那包抄豫倉的大通學堂的這一件事呢。
我介紹號手在一九〇五年，第二年離開學堂往日本去了，就不曾知道那裏的消息，大概這兩年間總是平安無事的吧。包抄的結果，大家都知道犧牲了秋女士，其餘的傷亡的人大約也有吧，範文瀾君的回憶文中便說，有人中槍斃命，人家當作他的堂兄，混了過去，即此可以知道。但是我所介紹的號手呢，就此信息杳然，他本來是江北人，異言異服的很容易被人注意，可能就捉將官裏去了。
事過十餘年之後，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封燮臣君又在北京遇見，這才聽到這位號手的消息。原來他倒是運氣，仍然回到他的故鄉去了，生性來得機警，又熟知號聲的緣故，大概曉得來勢不善，所以越牆而遁，虧他在“人生路弗熟”的地方，逃出了性命。這是他親自告訴給他介紹的原經手人的。我很高興，他能夠逃出“豫倉”，——因為這個地方，經民國後改為“民團”總部，乃是風水很不好的地方，誰進去了就不容易出得來的。
上邊說到“民團”，不免蛇足的來說明幾句。民團這東西本是地主鄉紳的武裝勢力，民國初年便由徐伯蓀的兄弟仲蓀來擔任團長，這已經很是滑稽了，而徐團長卻又做得不甚好看。聽說有一回民團槍斃強盜，團長騎了高頭大馬，親來監刑，在強盜已經中彈斃命之後，團長再親手打他一手槍。這事就出在豫倉，我說豫倉風水不好，意思裏就有這故事包含在內的。
五六 武人的總辦
在學堂方麵這時也有了一個變更，這事大約是在乙巳年三月以後，因為日記上沒有記載。所謂變更乃是又換了總辦，總辦換人也是常事，但是這回換的不是候補道，不是文人而是武人，是一位水師的老軍官。這或者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因為無論軍事或非軍事的學堂，向來做總辦的人總是候補道，似乎候補道乃是萬能的人，怎麼事都能夠包辦的。可是這回到來的卻不是官樣十足的道台，隻是一介武弁，他的姓名是蔣超英，官銜是“前遊擊”。為什麼不寫現在的官銜的呢？因為他沒有現在的官，隻是從前做過遊擊，——這是前清的武官的名稱，地位居參將之次，等於現在的中校，本是陸軍的官名，但那時海軍也是用的陸軍的官製。他做著遊擊的時候，還是光緒甲申（一八八四）以前的事吧，據說他帶領一隻兵船，參加馬江戰役，後來兵敗，船也沉掉了，有人說是他自己弄沉的，但是這或是謠言也說不定，總之是船沒有了而人卻存在，因此犯了失機的罪就把他革了職。聽說凡是官革職，是革去現在的職務，他本身所有的官銜——誥封三代所留下的自己這一代，還是存在的，所以他還是“前遊擊”，而且可以用那前遊擊的“藍頂子”的三四品頂戴。前頭說過管輪堂監督椒生公有一個侄兒，最早進水師學堂，分在駕駛班，這位蔣超英其時擔任駕駛堂監督，因為和椒生公有意見，便藉口功課不及格，把他開除了。這人便是曾在宋家漊北鄉義塾教過英文的周鳴山，在學校的名字是周行芳，他本人和椒生公都這樣說，歸罪於監督的不公平，其實功課不行或者是真的，監督隻是不留情麵而已，說是由於什麼惡意，恐怕未必如此，這是我從他來做總辦以來觀察所得，可以替他說明的。武人做總辦，他與文人很有點不同。他第一是來得魯莽些，也就率直些，不比文人們的虛假。方碩輔是一股假道學氣，黎錦彝比較年輕漂亮，但是很滑頭，總之是不脫候補道的習氣。蔣總辦的作法便很是不同，他在“下車伊始”，即開始擬訂一種詳細規則，大約總有幾十條之多，指導學生的生活，寫了兩大張，貼在兩堂宿舍的入口。條文都已忘記了，隻是有一條因為成為問題，所以還記得。那一條的意思是說，宿舍內禁止兩個人在一張床上共睡。學生們看了都是心照不宣，但是覺得這種所謂契弟的惡習雖然理應嚴禁，可是這樣寫著“堂而皇之”的貼在齋舍外麵，究竟不大雅觀，便推派代表去找學堂當局，請求適當處理。其時學堂裏又新添了提調一職，由總辦的一個同鄉同事姓黃的充任，這人身體不很高大，又因姓黃的關係，所以學生們送他一個徽號叫“黃老鼠”，可是話雖如此，這卻是別沒有什麼惡意，因為他也是很漂亮，與學生相處得很是不錯。代表去找他一說，他隨即了解，便叫人用了一細長條的白紙，把那禁令糊上，這樣一來那滿紙黑字的掛牌中間，留有一條空白，是這事件所遺留下的痕跡。還有一回，我們下操場出操，蔣總辦親臨訓話，也無非鼓勵的話，但是措辭很妙，他說你們好好用功，畢業便是十八兩，十六兩，十四兩，將來前程遠大，像薩鎮冰何心川那樣的，都是紅頂子，藍頂子。這一篇訓話雖然後來傳為笑柄，但是他的直爽處卻還是可取的。又如有一回我們同班的福建同學陳崇書，因事除名，我們幾個人代表全班前去說情，結果是不成功，但總辦的態度還不十分官僚的，這或者是由於他夾說英語的關係，他連說“埃姆索勒”，這雖是一句口頭語，但因為意思可以解作“我很抱歉”，所以在聽者也就少有反感了。
五七 京漢道上
甲辰（一九〇四）年冬天，上一班的頭班學生已經畢業，我們升了頭班，雖然功課還是那麼麻胡，但留學轉學都沒有辦法，大抵隻好忍耐下去，混過三年再說了。想不到剛過了一個年頭，忽然有了新的希望，北京練兵處（那時還沒有什麼海陸軍部）要派學生出國去學海軍，叫各省選送。我們便急起來運動，要求學堂裏保送我們出去，一麵又各自向本省當道上稟請求，浙省計有林秉鏞柯樵和我三名，就聯名上書，此外也代別省同學做過稟帖，可是都如石沉大海，一去沒有消息，隻有山東給了一個回電給學堂裏，應允以在學的山東學生魏春泉補充，那時山東巡撫不知道是什麼人，就這一件事看來，可以說是勝於東南各省的大官遠甚了。學校裏沒有法子規定，為免得大家爭吵起見，乃決定將頭班學生都送往北京應考，由練兵處自己選擇。手邊留有一本《乙巳北行日記》，實在隻有兩葉，簡單的記著事項，還可以知一個梗概。
“十一月十一日，晴。上午因北上應考事，謁見兩江總督，又至督練公所。夜，赴總辦餞行之宴。
十二日，晴。整理行李。上午六點鍾至下關，宿於第一樓旅館，同行者學友二十三人，提調黃暨聽差二人。
十三日，晴。侵晨至頓船，候招商局江孚上水船，至下午不至，後知因機損不能來，複回至第一樓宿。
十四日，晴。晨兩下鍾下怡和公司瑞和船，上午九點到蕪湖，下午六點到大通，十二點到安慶。
十五日，陰。晨到湖口，上午十點到九江，下午五點到蘄州，七點到黃石岡即赤壁，九點到黃州。
十六日，晴。晨四點到漢口，寓名利棧。”長江一路，無事可記，唯船泊九江的時候，曾登岸遊覽，偶過一瓷器店，見有一種茶盅，白地藍邊，上有暗花，以三角錢買得十個。今年在北京新街口的店中，見有飯碗亦是此種質地和花紋，心甚喜愛，亟買兩個，價共九角四分。
十七日在漢口大智門車站上火車，八點開車。那時京漢鐵路雖已通車，隻是夜間是不走的，所以從漢口到北京要走上四天，若是有特別情形，還要加上一天的工夫。是日下午六點到駐馬店，宿連元棧。
十八日上午六點開車，下午三點到黃河，即渡河，至八點始到達對岸河北，火車已開，宿三元棧。這時候黃河鐵橋大概在修理吧，車到南岸，用船過渡，河北岸火車等著，九點可到新鄉住宿。可是那一天過河特別困難，有橋的地方雖隻有六裏三分的路程，河中間卻有一條沙埂，船須逆流上行，繞越過去，這一來便成了五倍多，到岸時已是八時了。河水流甚迅速，所以舟行十分困難，舟夫甚至赤體竄入河中背纖，那時已是陰曆十一月冬至前後的天氣，艱苦生涯可以想見，但中途勒索酒資，其勢洶洶，也狠覺可怕。好容易船靠了岸，看見岸邊的黃土大塊的坼裂下來，整個兒的掉下河裏去，這也顯得黃河的可怕，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其時火車早已開走，我們隻得在河邊住下，僥幸那裏也有客棧，或者是專為渡河誤了車的人們開設的吧，牆壁隻用蘆柴編成，上麵也不抹灰，床也是蘆幹所編的，同學魏春泉君站了上去想打開鋪蓋，剛一用力，兩隻腳踏斷了蘆柴，就陷了下去了。客棧裏歡迎我們，特別殺雞煮飯，飯米也不壞，煮飯的當然都是黃河裏的水，所以飯吃起來卻是有沙的。
“十九日，晴。下午四點上火車，七點開行，九點到新鄉縣，屬衛輝府，寓源和棧。
二十日，陰。上午十點半鍾開車，下午五點二十分到順德府，寓聚豐棧。
廿一日，晴。上午八點開車，下午八點到北京，寓西河沿全安棧。因屋隘不能住下，予與柯樵林秉鏞魏春泉三君分居新豐棧。”
五八 在北京一
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變後的第五年，當時人民創痛猶新，大家有點談虎色變的樣子，我們卻是好奇，偏喜歡打聽拳匪的事情。我們問客棧的夥計，他們便急忙的分辯說：
“我們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實是並沒有問他當不當過拳匪，隻是問他那時候的情形是怎麼樣罷了。可是他們恰如驚弓之鳥，害怕提起這件事來，這實在也是難怪的。因為我們雖然都還有辮子，卻打扮得不三不四，穿了粗呢的短衣，戴著有鐵錨模樣的帽徽的帽子，而且口音都是南方人，裏邊雖然也有山東河南的同學，但在老北京看去也要算是南邊，這便是一群異言異服的人，那樣的盤問他，不知是何用意。何況在那時的形勢之下，有誰不是反對“毛子”的人呢？民國初年錢玄同在北京做教員，雇有一個包車夫，他自己承認做過拳匪，但是其時已經是熱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裏供有耶穌和聖母馬利亞的像，每早禱告禮拜很是虔誠。問他什麼緣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當道：
“因為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菩薩不靈嘛。”這句話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在那時候，我第二次來北京，到西河沿去看過一趟，再也找不到客棧的一點痕跡，這其間雖然隻隔著十整年，可是北京的變遷卻很大，不但前門已經拆通，那比人行道窪下的道路也都不見了。我們的那客棧，想起來隻是一個小四合房，臨街的南屋是老板夫婦住房，本是旗人，都吸雅片煙，我們中間有林秉鏞君也吸幾口，所以他雖是滿口黃岩口音，卻主客很講得來，常在他們房裏閑坐。兩間南向的上房，便分給我們客人居住，林柯二人住在東邊，我和魏春泉君住在西邊，此外似乎不曾見有別的住客，顯得十分冷靜。白天多在外麵行走，吃飯也集中在全安棧，隻是晚上回來睡覺，在那沒有火氣的房間裏的冷炕上邊，所以留下來的是一個暗淡陰冷的印象。在學堂裏，我們穿的棉操衣袴，用紅青羽毛紗做的，也並不寒傖，但是大家不滿意，由學堂去代辦了黑色粗呢的製服來，原來是供應新軍用的吧，但隻是單層呢，雖然是頗厚實，此外各人預備了一套棉織衛生衣袴，用了這服裝就在北京過了一個寒冬。據那年的冬至算來，其時正是“二九三九”的天氣，我們那麼的在冷屋裏睡，寒風裏走，當初大家都有一件擬毛織的“一口鍾”大衣，經呂得元提議，畢瑟的披著走不大好看，以後便隻穿了呢製服挺去，結果誰也不曾傷風，可以說是很難得的。我們於廿一日抵京之後，隔了一天由黃老師率領了往練兵處，先見了提調達壽，隨後過了些時候徐世昌出來，他是那裏的頭兒吧，名稱不記得是練兵處大臣或是什麼了，照例慰勞幾句之後，回過頭去對那跟隨的人說道：
“北京天氣很冷，給他們做皮外套吧。”後邊站著的達壽等人都齊聲答應是是。我們聽了這話，當時以為可以得到一件北京巡警穿的那種狗皮領子的大衣了。豈知到出發那天仍舊毫無消息，這才知道是沒有希望了，但是究竟是說了話就不算，還是皮外套是報銷了，不過這實物卻並沒有呢，那就終於不能知道罷了。
五九 在北京二
我們到了北京，第一要做的事，是去訪問在北京學校裏的同鄉。次日是十一月廿二日，便同了林秉鏞柯樵二君至醫學館去看俞榆蓀君，俞君是台州黃岩人，又曾經在水師是同學，是從前相識的，此外又至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各處，卻不曾去找人。至初六日又訪榆蓀，同柯采卿（樵）三人照相，並在煤市街飯館吃飯，十六日同采卿訪榆蓀，見到溫州永嘉的胡儼莊，因同至廣德樓觀劇，十八日晚，同了柯采卿徐公岐吳椒如至榆蓀處告別。在初七那一天裏，曾經到大學堂，訪問紹興同鄉馮學壹，不料一見就是滿口北京話，打破了同鄉人的空氣，不覺興味索然，便匆匆別去，以後也就不再去找別的同鄉了。榆蓀因為是舊友，所以特別過往頻繁，而且為人也很誠實，在醫學館畢業後在北京做事，逐漸升為醫務處長。有一年東北鬧鼠疫，情形很是猖獗，他前去視察，已是任務完畢了，臨行因為往看一個病人，終於自己也染病而亡，這事問醫學界的朋友，或者還有人知道的吧。
我們於十一月廿五日至練兵處報到後，廿八日起在軍令司考試各項學科，至十二月初二日上午這才考畢。詳細情形已經不記得了，大抵隻是上午考一兩門，下午是休息吧。由軍學司長譚學衡來監考，他是廣東人，也是水師出身，與黃老師談得很投機，戴著藍頂花翎說英語，很是特別的事。考試完了以後，不知為什麼事又耽擱好久，至十九日才乘火車出京。據日記上說，火車是二等室，價二十九元，也實在貴得很，與民國後的京浦路二等車差不多了，不過那時所謂二等實際與頭等也相差無幾，四個人一間房，上下四個床位，但隻是這樣罷了，此外設備是什麼也沒有。火車仍舊要行走四天，便是第一天停在順德，第二天渡過黃河，停在鄭州，第三天停在駐馬店，第四天到漢口的大智門。這一次卻可以住宿車中，不要搬上搬下的住客棧了，所以方便得多，吃飯卻仍要到各站時自辦，其時賣東西的很多，不成什麼問題。記得梨子特別好吃，一路上買了不少，雖然小販因為我們是“外江佬”，多少要欺侮一點，仿佛是要一個“大子”（二分銅幣）一個，但在我們看來卻不算貴，便買了有半網籃，路上削了來吃，我當初不會旋轉削梨法，一路學著削，走了半路梨將要吃完，整個削梨，梨皮一長條接連不斷的削法也給我學會了。
說到北京的名物，那時我們這些窮學生實在誰也沒有享受到什麼。我們隻在煤市街的一處酒家，吃過一回便飯，問有什麼菜，答說連魚都有，可見那時候活魚是怎麼難得而可貴了。但是我們沒有敢於請教那魚，而且以後來的經驗而論，這魚似乎也沒有什麼了不得，那有名的廣和居的“潘魚”，在江浙人嚐來，豈不也是平常得很麼？至於烤鴨子，就是後來由於紅毛人的賞識而馳名世界的“北京鴨子”，也無緣享受，因為那時是整隻不能另售的。我們那時可以買得的北京名物，無非隻是一兩把王麻子的剪刀，兩張王回回的狗皮膏，和一兩幾十小粒的同仁堂萬應錠，俗稱“耗子屎”的一種可吃可搽的藥，回南京後狗皮膏的用處不得而知了，但這“耗子屎”卻幫助我醫好了腿上的瘡，是於我大有好處的。
六〇 北京的戲
北京的戲是向來有名的，我在上文說過潘姨太太在影抄石印小本的《二進宮》，伯升的每星期往城南看粉菊花，這似乎含有雙重意義，因為在這裏有著對於北京的“鄉愁”，是生長在北京的人所特別有的，此外則是對於那聲調的迷戀，這卻是很普遍的情形了。我們在北京這幾天裏，一總看了三回戲，據日記裏說：
“十一月初九日下午，偕采卿公岐至中和園觀劇，見小叫天演時，已昏黑矣。
初十日下午，偕公岐椒如至廣德樓觀劇，朱素雲演《黃鶴樓》，朱頗通文墨。”此外十六日還同了采卿榆蓀至廣德樓，和溫州胡君看過一回戲。三回看的不算多，但我看到了京戲的精華，同時也看了糟粕，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京戲的精華是什麼呢？簡單的回答是：小叫天的演戲，這總是不大會錯吧。譚鑫培別號“叫天”，大概是說他的唱聲響徹雲霄吧，他是清末的有名京劇演員，我居然能夠聽見他的唱戲，不能不說是三生有幸了。魯迅在他的《社戲》這一篇小說裏，竭力表揚野外演出的地方戲，同時卻對於戲園裏做的京戲給予一個極不客氣的批評。他說在近二十年中隻看過兩次京戲，但不是沒有看成，便是看得極不愉快。第一次他的耳朵被戲場裏的“冬冬喤喤”嚇慌了，而且又忍受不住狹而高的凳子的優待，所以不看而出來了。第二次呢，因為決心聽譚叫天，雖然也仍是“冬冬喤喤”，但是從九點鍾忍耐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結果他也隻得走了。那麼他終於沒有能夠聽見叫天的戲，而我卻是看見了，雖然那時已是昏黑，看不清他的相貌，然而模樣還是約略可辨的。那天因為演的是白天戲，照例不點燈，台上已是一片黑暗，望過去隻見一個人黑須紅袍，逛蕩著唱著。唱的怎麼樣呢，這是外行是不能讚一辭的。老實說，我平常也很厭惡那京戲裏的拿了一個字的子音拉長了唱，噯噯噯或嗚嗚嗚的糾纏不清，感到一種近於生理上的不愉快，但那譚老板的唱聲卻是總沒有這樣的反感的。
所謂糟粕一麵乃是什麼呢？這是戲劇上淫褻的做作。在小說戲劇上色情的描寫是不可避免的，但作公開的表演的時候這似乎總應該有個斟酌才對。京戲裏的，特別那時我所看到的那可真是太難了。我記不清是在中和園或廣德樓的哪一處了，也記不得戲名，可是仿佛是一出《水滸》裏的偷情戲吧，台上掛起帳子來，帳子亂動著，而且裏麵伸出一條白腿來，還有一場是丫環伴送小姐去會情人，自己在窗外竊聽，一麵實行著自慰。這些在我用文字表白，還在幾費躊躇，酌量用字，真虧演員能在台上表現得出來。這一麵與那時盛行的“像姑”製度也有關係，所以這種人材也不難找，若在後來恐怕就找不到肯演這樣的戲的人了。說到底，這糟粕也隻是一時的事，但是在我的印象上卻仍是深刻，雖然知道這和京戲完全是分得開的事情，但是因為當初發生在一起，也就一時分拆不開了。我第二次來北京以後，已經有四十餘年，不曾一次看過京戲，而且聽見“噯噯噯”那個唱聲，便衷心發生厭惡之感，這便是那時候在北京看戲所種的病根，有如吃貝類中了毒，以後便是看見蠣黃也是要頭痛了。
六一 魚雷堂
我們北京考試的成績都是及格的，那麼就算是考取了，在派遣出國以前暫時仍舊在學堂裏居住。這一群人中間差不多有一大半是本地人，他們樂得回家去，剩下來的也隻有十一二人了，不過人數雖少，在學堂方麵應付也頗有困難，因為他們雖是舊學生，卻又大半算是已經脫離了，把他們放在宿舍裏，和別的學生在一起，管理上不免有些不大方便。這大概是黃老師的計畫吧，的確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就是請這班仁兄們住到魚雷堂裏去。魚雷班停辦已經很久，幾間宿舍本來空閑著，又遠在校內西北角，與各處都有相當距離，在種種方麵是再也適當不過的了。那是向東開門的一個狹長院子，我住在內院朝南靠西的一間裏，東鄰是誰已記不得了，對麵朝北的兩間中間打通，南邊又有窗門，算是最好的房間，為徐公岐所得，與其他兩人共住，但因為稍為寬暢，也被指定為吃飯的地方，一天三次難免有些煩擾。外院即迤東的院子裏房屋大抵與內院相同，如何分配居住，不知怎的全不清楚了，隻是由宿舍撥來的聽差也即是徐公岐原來所用的王福住在那裏，那總是確實的。這裏與管輪堂等的宿舍不同，沒有走廊，所以下雨時候稍感困難，不但是小便時要走一段濕路，而且簷溜直落到窗門前麵來，也是很憂鬱的。魚雷堂在學堂西路的西北角，廚房則在於東路的中間靠東，冬天雨夾雪的時候從那邊送飯菜過來，總是冷冰冰的，這多少是一個缺點，除此以外，則因為環境特別，好處很多，寄住在那裏的兩三個月的光陰可以說是很愉快的了。
住在魚雷堂的幾個人因為是學生，所以仍是學生待遇，照舊領取贍銀，但一方麵又有點不是了，沒有功課，也沒有監督，出入也不必告假，晚上也不點名了。可是他們也還能自肅，那種濫用自由，夜遊不歸的人始終沒有，雖然或者打小牌是難免的。從前頭班學生夜半在宿舍裏打牌，窗上掛了被單，廊下布置巡風的事是有過的，這下一班的人是反對他們這樣的行動，所以自己不肯再犯，但是搬到這幽僻的地域來了之後，不免似乎受了暗示，有點技癢起來，在徐公岐的房裏便有時要打起麻將來，這差不多是半公開的了，所以也沒有那些巡風等的勾當。好在當時有一種不文律，或者是有過這樣的命令也未可知，在堂學生都不到魚雷堂裏來，所以也不至於有什麼壞影響。丙午（一九〇六）新年過去不久之後，有幾個同學缺少零用，走去找黃老師借支贍銀，他聽了微笑說道：
“以前發錢不久，輸去了麼？”大家也隻一笑，仍舊借了兩三元回來，其實他是在說玩笑話，這裏是不曾有過什麼輸贏的。我住在那裏的時候，隻記得右邊大腿上長了一個瘡，這並不很深，但是橢圓形的有一寸來長，沒有地方去找醫生，便用土醫方，將同仁堂的萬應錠，用醋來磨了，攤在油紙上貼著，這樣的弄了一兩月才算好了，但是把一條襯袴都染了膿血，搞得不成樣子了。此外一件事，是半做半偷的寫了一篇文言小說，——為什麼說“偷”的呢，因為抄了別人的著作，卻不說明是譯，那麼非偷而何？我當初執筆，原想自己來硬做的，但是等到那小主人公“阿番”長大了之後，卻沒有辦法再寫下去，結果隻好借用雨果——當時稱為囂俄，因為在梁任公的《新小說》上介紹以後，大大的有名，我們也購求來了一部八大冊的英譯選集，長篇巨著啃不動，便把他的一篇頂短的短篇偷了一部分，作為故事的結束。故事講一個孤兒，從小貧苦，藏身土穴，乞討為活，及長偶為竊盜，入獄作苦工，因為袒護同監的犯人，將看守長殺死，被處死刑，臨死將所餘的一點錢捐了出來，說道：“為彼孤兒。”這裏明明是說的外國事情，因為其時還沒有什麼孤兒院的設備，不過那是隻好不管，抄的乃是人家的“刊文”嘛。原本前一半卻是苦心的做了，說到那土穴的確用了點描寫的工夫，可惜原書既然沒有，也不可能來抄錄了，隻是有蛇在草間蜿蜒自去，卻拉扯到“天可見憐，蛇蟲也不見害”，未免有點幼稚可笑了。書名是“孤兒記”，有兩萬多字，賣給上海小說林書店，為“小本小說”的第一冊，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費，除在南京買了一隻帆布製的大提包以外，做了我後來回鄉去的旅費，輸給徐公岐他們的大概沒有什麼。
六二 吳一齋
我們進學堂的時候，隻考了一篇漢文，雖然很難，但是隻此一關，過了這關便沒事了。到北京練兵處考試，沒有這樣簡單了，學科繁多倒還沒有多大關係，問題是在於體格檢查，在這關上我們裏邊就有兩個通不過，因為都是眼睛近視。一個是我，一個是駕駛堂的吳秉成。在練兵處和學堂兩邊都沒有發表什麼，但是我們自己知道，牆上掛的那些字這個也不知道，那個也不明白，在視力這一項上總不能算是及格，那麼這整個的留學考試豈不是完了麼。可是不及格到底又不就是開除，所以結果仍是回來住在魚雷堂裏，和及格的同班一樣待遇，至於下文如何，誰也不能知道。我與吳君雖是同班，就是同一年裏進去的學生，但他是駕駛堂的學生，又是河南固始人，所以並無什麼交際，這回因有同病之雅，關係便密切起來，特別是春風得意的同學走了之後，於是吳一齋——這是吳君的號——成為我唯一的座上客了。他們去了的時候，魚雷堂又非關門不可，我們乃被請回駕駛堂和管輪堂去住，又不好放到宿舍裏去，吳君的住處記不清了，我的房間是在管輪堂門內東口第一間，以前是二班的湯老師所住的，房內設備很是不錯，但是門外有很深的走廊，那裏又是拐角，廊是曲尺形的，顯得房內更是陰暗。獨住倒也不妨，反正並不怕鬼，隻是每頓飯都是送進來獨吃，覺得十分乏味，這樣大概也住了有兩個月，比起魚雷堂來真是有天壤之殊了。
我同吳一齋成了學堂裏的兩個遺老之後，每天相見隻有愁歎，瞻望前途，一點光明都沒有，難道就是這樣請學堂供養下去，這又有什麼意思呢？大概是三四月時候，忽然聽差來說，江督視察獅子山炮台，順便來學堂裏，要叫考取留學而未去的兩個學生來一見，我們走到風雨操場，看見周玉山便服站在那裏，像是一個老教書先生，他問我們學過哪些學科，隨後回顧跟在後邊的一群官說道：
“給他們兩個局子辦吧。”照例是一陣回答“是是”。我們卻對他申明不想辦“局子”，仍願繼續去求學，他想了一想說道：
“那麼，去學造房子也好。”這會見的情形雖還不錯，但是我們有過了那皮外套的經驗，不敢相信這事就會成功，不過既然有了這一句話，我們總可以去請學堂去催詢，或直接上書去請求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這回周玉山所說的話，與水竹村人的迥不相同，大抵在一個月之後，就得到江南督練公所的消息，決定派遣吳一齋和我往日本去學建築，於秋間出發。不過督練公所的官在這裏小小的弄了一點手腳，便是於我們兩人之外，另外加添了一個周某一同去學“造房子”，這人不知道是何等樣人，也一直沒有見到過，但是這於我們是毫無損害的，所以就不管他了。我得著消息之後，就先回家鄉去一走，將來由上海上船，不再回到南京去，把一隻木箱托付了吳君，連治裝費代領了一並帶到東京。那是一隻笨重的木板箱，裏邊裝有八冊英文的雨果小說集，這是我的又一部新書，雖然不曾翻譯應用，可是於我很有影響，一直珍藏著，到了民國二十年左右才賣給北大圖書館的。此外又有一把茶壺，用黃沙所做，壺嘴及把手等處都做成花生菱角百果模樣，是孫竹丹君托帶，交給在東京留學的吳弱男女士的，孫吳都是安徽巨族，大概他們還是親族，還有一件羊皮背心，也托帶去，那個隻好收在我的帆布提包裏，後來由魯迅特地送了去，叫那官崎寅藏就是那自稱“白浪庵滔天”的代收轉交的。這隻箱子承他辛苦的送到下宿，連治裝費一百元，卻不知聽了哪個老前輩的忠告，還給兌換了日本的金幣，一塊值二十日圓的五個，結果又賠錢換回紙幣才能使用。幸虧他沒有完全聽了忠告，像魯迅在《朝花夕拾》所說那樣，買些中國的白布襪子來，那便是全然的廢物，除了塞在箱子底下別無用處，在日本居住期間，那足趾分作兩杈的日本布襪真是方便，隻是在包過腳的男子，因為足指重疊，這才不能穿用罷了。
六三 五年間的回顧
在南京的學堂裏五年，到底學到了什麼呢？除了一點普通科學知識以外，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但是也有些好處，第一是學了一種外國語，第二是把國文弄通了，可以隨便寫點東西，也開始做起舊詩來。這些可以籠統的說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國的人道主義，革命思想，也有傳統的虛無主義，金聖歎梁任公的新舊文章的影響，雜亂的拚在一起。這於甲辰乙巳最為顯著，現在略舉數例，如甲辰“日記甲”序雲：
“世界之有我也，已二十年矣，然廿年以前無我也，廿年以後亦必已無我也，則我之為我亦僅如輕塵棲弱草，彈指終歸寂滅耳，於此而尚欲借駒隙之光陰，涉筆於米鹽之瑣屑，亦愚甚矣。然而七情所感，哀樂無端，拉雜記之，以當雪泥鴻爪，亦未始非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也。先儒有言，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所恨，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不亦傎乎，然則吾之記亦可以不作也夫。甲辰十二月，天欷自序。”是歲除夕記雲：
“歲又就闌，予之感情為何如乎，蓋無非一樂生主義而已。除夕予有詩雲：東風三月煙花好，秋意千山雲樹幽，冬最無情今歸去，明朝又得及春遊。可以見之。
然予之主義，非僅樂生，直並樂死。小除詩雲：一年倏就除，風物何淒緊。百歲良悠悠，白日催人盡。既不為大椿，便應如朝菌。一死息群生，何處問靈蠢。可以見之。”這裏的思想是很幼稚的，但卻是很真摯，因為日記裏一再的提及，如乙巳元旦便記著：
“是日也，賀者賀，吊者吊，賀者無知，吊者多事也。予則不喜不悲，無所感。”又初七日記雲：
“世人吾昔覺其可惡，今則見其可悲，茫茫大地，荊蕙不齊，孰為猿鶴，孰為沙蟲，要之皆可憐兒也。”
那時候開始買佛經來看。最初是十二月初九日，至延齡巷金陵刻經處買得佛經兩本，記得一本是《投身飼餓虎經》，還有一本是經指示說，初學最好看這個，乃是《起信論》的纂注。其實我根本是個“少信”的人，無從起信，所以始終看了“不入”，於我很有影響的乃是投身飼虎的故事，這件浪漫的本生故事一直在我的記憶上留一痕跡，我在一九四六年做《往昔三十首》，其第二首是詠菩提薩埵，便是說這件事的，前後已經相隔四十多年了。
丙午（一九〇六）年以後，因為沒有寫日記，所以無可依據了，但是有一篇《秋草閑吟序》，是那年春天所作，詩稿已經散逸，這序卻因魯迅手抄的一本保存在那裏，現在得以轉錄於下：
“予家會稽，入東門凡三四裏，其處荒僻，距市遼遠，先人敝廬數楹，聊足蔽風雨，屋後一圃，荒荒然無所有，枯桑衰柳，倚徙牆畔，每白露下，秋草滿園而已。予心愛好之，因以園客自號，時作小詩，顧七八年來得輒棄去，雖裒之可得一小帙，而已多付之腐草矣。今春無事，因摭存一二，聊以自娛，仍名秋草，意不忘園也。嗟夫，百年更漏，萬事雞蟲，對此茫茫，能無悵悵，前因未昧，野花衰草，其遲我久矣。卜築幽山，詔猶在耳，而紋竹徒存，吾何言者，雖有園又烏得而居之？借其聲，發而為詩，哭歟歌歟，角鴟山鬼，對月而夜嘯歟，抑悲風戚戚之振白楊也。龜山之鬆柏何青青耶，茶花其如故耶？秋草蒼黃，如入夢寐，春風雖至，綠意如何，過南郭之原，其能無惘惘而雪涕也。丙午春，秋草園客記。”在這裏青年期的傷感的色彩還是很濃厚，但那些爛調的幼稚筆法卻已逐漸減少了。上文說過的詩句，“獨向龜山望鬆柏，夜烏啼上最高枝”，大抵是屬於這一時期的，這裏顯然含著懷舊的意味。乙巳二月中記雲：
“過朝天宮，見人於小池塘內捕魚，勞而所獲不多，大抵皆鰍魚之屬耳。憶故鄉菱蕩釣鰷，此樂寧可再得，令人不覺有故園之思。”這與辛醜魯迅的《再和別諸弟原韻》第二首所雲：“悵然回憶家鄉樂，抱甕何時共養花”，差不多是同一樣的意思。
六四 家裏的改變
自從甲辰年的冬天回到學堂，一直到了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夏天再回家去，時間隔的很長，所以家裏的情形也改變得不少了。第一是房屋的改變。以前我們“興房”派下的房子乃是在本宅的西北角一帶，這是宅內的第四五進，本來也有“立房”的一部分在內，後來“立房”的十二世子京身死無後，擬以伯升承繼，所以並入這一邊了。第四進計有前後五大間，南邊對著桂花明堂（院子），盡西頭的一間出典給了吳姓，隔壁即是祖父居住的地方，中間隔了一個堂屋，東邊的兩間原為祖母和母親的住房。路北院子的對麵即是第五進了，原來偏東的兩間劃歸“仁房”，院子裏對半分開，砌上了一個曲尺形的牆，西頭的兩間經了太平軍的戰亂已經殘毀，隻剩下南邊的一部分房屋尚可住人，與中堂相對的一間作為女仆們的宿舍，後邊朝北的一間則因樓板和窗戶都已沒有了，所以空著，隻供存放穀米之用，東偏一間即是在《魯迅的故家》裏所說的“橘子屋”，乃是子京所原住，他在這裏教書，掘藏，也在這裏發瘋的地方。樓上也是空著，卻比東邊倉間的樓上更是荒廢了，因為那邊隻是沒有樓板，空空洞洞的沒有什麼奇怪，這邊卻仍是一間空著的房子，卻是窗戶全無，隔牆又是梁姓的竹園，所以有種種鳥獸前來借住，往往在夏天黃昏時候，陣雨將要到來，小孩向北竊窺，看見樓上窗口伸出貓臉似的，或狗頭似的，不曉是什麼鳥獸的臉孔來，覺得又是害怕又是愛看，著實很有興趣。現在卻把這一部分全都改造了，東邊是一間南向的堂屋，後麵朝北的一間作為母親的住房，西邊朝南的是祖母的住房，後邊一間是通往第六進的廚房的通路，以及樓梯的所在。樓上也都修複了，共有兩間，則作為魯迅的住房。為什麼荒廢了幾十年的破房子，在這時候重新來修造的呢？自從房屋被太平天國戰役毀壞以來，已經過了四十多年，中間祖父雖然點了翰林，卻一直沒有修複起來，後來在北京做京官，捐內閣中書，以及納妾，也隻是花錢，沒有餘力顧到家裏，這回卻總算修好，可以住得人了。這個理由並不是因為有力量修房子，家裏還是照舊的困難，實在乃因必要，魯迅是在那一年裏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樓上兩間乃是新房，這也是在我回家之後才知道的。當初重修房屋與魯迅結婚的事情，我在南京仿佛事前並不得知，那時或者也曾信裏說及，不知怎的現在卻全不記得了。總之魯迅的結婚儀式是怎麼樣的，我不在場，故全然不清楚，想必一切都照舊式的吧。頭上沒有辮子，怎麼戴得紅纓大帽，想當然隻好戴上一條假辮吧？我到家的時候，魯迅已是光頭著大衫，也不好再打聽他當時的情形了。“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兒媳伯?夫人做媒成功的，伯?夫人乃出於觀音橋趙氏，也是紹興的大族，人極漂亮能幹，有王鳳姐之風，平素和魯老太太也頂講得來，可是這一件事卻做的十分不高明。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這些情形姑媳不會得不曉得，卻是成心欺騙，這是很對不起人的。本來父母包辦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當，這回並不是平常的媒婆，卻上了本家極要好的妯娌的當，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