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傑的煙幕還不止於此。雜史記載：狄仁傑晚年好財成癖。狄仁傑財迷的一麵出現的時間正是他暗中準備匡複李唐大業之際。試想一個有著崇高理想的人，為了這個理想的實現不惜斷頭，怎麼會愛財如命呢？其實，這也是狄仁傑在施放煙霧。如果也算一計的話，就稱作自穢計吧。如果他表現得過於高潔，就可能引起武派疑忌。個人博得高潔的名聲和匡複大業相比，狄仁傑更重後者。
狄仁傑的自穢，可以從他與二張的關係上看出來。二張聲名狼藉，朝中輿論對他們不斷抨擊。而狄仁傑和二張交往頻繁，關係似乎還不錯。李顯複儲前，二張還曾向狄仁傑探求自安之術。看來，狄仁傑在二張中虛與委蛇，不惜自己在朝中遭受抨擊和鄙視。在和二張的交往中，一方麵，他與張昌宗賭博，另一方麵，他竟然將贏得的千金之裘在歸途中賞給了他的家奴。這是財迷嗎？這是何等的豪氣。他忍辱負重、圖謀深遠、常人不能見其跡，連武則天也被騙過了，終於換來了女皇對他的高度信任。
久視元年（公元700年），狄仁傑覺得自己大去之期不遠了。他可以含笑瞑目，因為他已布置妥當，人事已盡，其餘將聽命於天了。這年九月，狄仁傑與張柬之密談一番之後，遂與世長辭了，他臨終時知道朝政付托得人，毫無掛慮，時年71歲。他知時機一到，張柬之就會起事，無須他自己動手。
長安四年（公元704年），由於李派的又一重要骨幹姚崇的再次推薦，張柬之終於登上宰相位。當時，姚崇的官職是相王府長史兼任夏官尚書，還是宰相班子的成員。不久，姚崇向武則天上疏說：“臣在相王身邊，如果還掌管兵權，恐怕不好，這倒不是臣惜命，唯恐對相王不利。”姚崇的潛台詞是：相王李旦不是太子，可是我這個掌兵權的人卻在他的府上任職，恐怕無論對太子李顯還是相王李旦都不是自安之計，對武周的穩定不利。武則天認為他的想法很對。她認為姚崇是一個愛護她的人，所以將他改為春官（禮部）尚書。
隨後，姚崇受到張易之兄弟的排擠。九月，姚崇出任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在八月至九月短短的時間內，調動了三個宰相：韋安石、唐休璟、姚崇。而現在，武則天正處多病之秋，她迫切地感到，需要一個有能力的宰相。於是，武則天問姚崇，在外司諸臣中，誰具有做宰相的才能？趁此機會，姚崇在臨行之際，推薦了張柬之。他回答武皇說：“張柬之深厚有謀，能斷大事，他的人已經老了，請陛下從速重用他。”武則天終於接受了推薦。十月，時任秋官（刑部）侍郎的張柬之登上相位，年已八十。兩個月後，他就發動了政變。
姚崇的推薦，應該看做是狄仁傑推薦的繼續。姚崇是與狄仁傑接近的人物，他本人就是被狄仁傑推薦上來的。由於他主動讓出了兵權，增加了武則天對他的信任，推薦才得以成功。
張柬之被任命為宰相後即著手挑選領導政變的幹部，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任命楊元琰為右羽林將軍。任命之時，張柬之提醒楊元琰道：“使君身當此任，並非無故。月夜江上之言當未忘懷，願共勉力。”史書記載：高宗駕崩不久，諸王公遭幽禁之時，張柬之接替時任荊州長史的楊元琰，兩人曾於黑夜之中泛舟於江心，因為船在江中，密談不怕有人聽見。談到武後幽禁唐室王公，二人目眥欲裂。楊元琰慨然有匡複李唐之誌。
到政變前夕，張柬之已經串聯了桓彥範、敬暉、崔玄、袁恕己，形成了政變的領導核心。桓彥範任禦史中丞，袁恕己任右台中丞、相王府司馬，敬暉被用為中台右丞，加銀青光祿大夫，崔玄是武則天欣賞並一手提拔起來的大臣，在長安四年被任命為宰相。
為了使政變順利實現，張柬之將許多政變集團的中堅分子塞進禁軍裏。張柬之已任楊元琰為右羽林衛將軍。宮廷衛士及京都衛戍兵力各有數隊，步兵騎兵俱有。南衛專掌京城巡警，保持京城的安定，北衛專司保衛皇城。南北衛又分為若幹部，由六個上將軍統領，其中以左羽林衛大將軍最為重要。被派往禁衛軍中的人物除了楊元琰還有敬暉、桓彥範、李湛等。張柬之等所以能將大批黨羽派往禁衛軍，原因之一是他們在禁衛軍內部找到了一個地位很高的同盟者，這就是左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沒有李多祚的支持，張柬之要把這麼多人塞進禁衛軍中是不可能的。
李多祚是靺鞨族人，在禁衛軍已有二十多年曆史，是禁衛軍中老資格的成員。張柬之和他密談，首先挑動起他對先帝的哀思。
“將軍今日之富貴，是誰賜予的？”
“是大帝。”他所說的大帝，指高宗李治。
張柬之趁機說：“大帝的兒子已處於張易之兄弟的威脅之下，將軍難道能袖手旁觀，不起來報大帝的恩德嗎？”
“我要報德！”被感動的李多祚，對天發誓，“我一切聽你吩咐！”
然而，若要使政變取得成功，還必須取得太子李顯、相王李旦的支持。李顯是政變集團擁戴的人物，政變的目的，就是要將他推上皇帝寶座，使李唐皇室複辟。李顯具有號召全局的政治地位，政變若想成功，就必須以李顯的名義。敬暉承擔了動員李顯的任務，他尋找與太子接近的機會。當時李顯在宮城的北門起居，桓彥範和敬暉謁見李顯，密陳政變之計，李顯答應了。負責疏通與李旦關係的是袁恕己，袁恕己也完成了使命。
一切準備妥當後，張柬之派人去請為官在外、任靈武道大總管的姚崇，姚崇自百裏之外趕來京師。張柬之聽說了姚崇的到來，喜道：“一切完備了。”
在李派忙於準備之時，武則天的勢力日漸衰弱。長安四年（公元704年）底，武則天的身體狀況嚴重惡化，長期深居洛陽宮的寢殿長生院裏。從這年的最後幾個月起，女皇臥病不起，有二張侍在寢側。長久臥床，武則天信息渠道不暢通了，如同一隻年老的老虎失去了嗅覺和視力，她已經不能有效掌握外朝的動靜了，這給她的決策帶來巨大的不便。
長安四年十二月，洛陽街頭出現了許多榜文，沒有署名，但內容都是相同的：說二張要謀反。謀反要有兵權，而張氏兄弟沒有一個是掌兵權的。與二張接近的人，大都是些文士，也沒有一個是掌兵權的。隻是在張柬之大範圍的人事調動之後，張易之等人產生了疑懼，才推薦武攸宜出任右羽林大將軍。實際上，委任武攸宜以軍職，也是由張柬之安排的，是穩住二張的一種策略。然而，從另一方麵看，張氏兄弟的能量也不可低估。沒有掌握兵權的二張，卻掌握著一種特殊權力，那就是武皇的寵信。二張可以被稱為天子的近臣，是接近權力頂峰的人物。如果二張兄弟利用這種權力，為己圖謀或打擊政敵，那是很可怕的。比如，他們突然假傳聖旨，罷免張柬之等人的職務，乃至廢黜李顯的儲位，會令李唐派措手不及。所以，李唐派不能容忍這種情況延續下去。宰相崔玄試圖將張易之兄弟從武則天身邊驅走。武則天病稍愈，宰相崔玄對女皇說：“皇太子、相王，都是有孝心的，都可以服侍陛下湯藥。宮禁重地，請陛下千萬不要讓異姓的人出入。”武則天沒有理睬。看來，說二張要謀反是張柬之他們放出來的煙霧，為製造政變尋找借口；而頻繁調動禁軍首領則更是政變的前兆，如果武則天敏銳的話，這種信號她是不會無所察覺的。這也許就是老年政治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