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你藏在靴底的乞降，更來自
一城人微弱的心跳。
人花模糊的正月，大地從沒有停止荒蕪，城牆上的血跡從沒有枯竭。
潮濕的江風起身上岸，大霧又
迷茫了人的眼睛。沒有方向的生死，沒有選擇的餘生，種出饑餓的疾病。
在你單純的用力下，所有的糾結都無法理順。
每一天仿佛都從墓前走過，每一步仿佛都在跨越生死，時間的城牆上，宋的旌旗在硝煙裏遍植死亡。
失去重慶失去糧食和水，釣魚城
單薄的棉衣扛不住北風凜冽，
城有多大，孤獨和恐懼就有多大。
國事飄搖，饑餓無期，風一天天
吹瘦人一天天減少，被閑置的
深宮大院無人會意，被感傷的抱負不能按理想行事。
一城人的生死清角吹寒，廢池喬木裏沒有沽名釣譽，時間的長河裏沒人能留下幹淨名聲。即使頑固的石頭，也會被時間刪繁就簡。
如果用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來給趙曉夢這首長詩定下審美品格，那就是勁健與悲慨。勁健具體點就是：詩人心神坦蕩如同廣闊的天空，氣勢充盈好像橫貫的長虹。讓真切內容充實作品，用剛強的氣勢來統帥始終。這恰是詩人英雄主義情懷的展現，勁健是這首詩的精神，讓這首長詩變得鏗鏘有力。而悲慨是這首詩的味道，也是內容，核心就是“壯士拂劍，浩然彌哀”，翻譯過來就是壯士拔劍自歎，抒發滿腔悲哀。這首詩悲的是戰爭，是人類，也是不可控的命運和人性之殤。而從中折射出來的悲憫與同情正是這首詩柔軟與感人之處，更是這首詩的格調和美。
那麼這首詩到底寫了什麼？作者為什麼寫作這首詩？就摘作者後記中的一段話來回答大家，也結束這篇文字：“以詩歌的名義，去分擔曆史緊要關頭，那些人的掙紮、痛苦、糾結、恐懼、無助、不安、坦然和勇敢。試圖用語言貼近他們的心跳、呼吸和喜怒哀樂！感受到他們的真實存在，與他們同步同行，甚至同吃同睡。這樣可以最大限度還原他們的生活日常，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理解他們所有的決策和決定。 ”
我相信這首長詩的閱讀者都會跟我一樣，從中看到詩人趙曉夢為我們創造的另一個世界，當然，毫無疑問這個富有魅力的創造，已經讓現實中的釣魚城成為一則新的神話。是為序。
2019年3月1日原載《光明日報》2019年4月10日14版堅守釣魚城
——序趙曉夢長詩《釣魚城》
◇呂進
一
對於詩來說，分量不必一定表現為數量。“以少少許勝多多許”恰好是詩的特征與優勢。有的優秀詩篇，僅僅幾句就是一部長篇小說的分量。但是，生活給長篇敘事詩也留下了寬闊的平台，詩並不隻是屬於抒情短章。
翻開詩史，可以輕易地發現，優秀的詩人除卻寫出了膾炙人口的短詩，也毫無例外地總是擁有敘事長卷。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的艾青是影響了一兩代人的詩人，他也被稱為“太陽與火把的歌手”：“太陽”是抒情短章，而“火把”則是長篇美製。如果把《向太陽》《火把》《吹號者》《他死在第二次》《古羅馬的大鬥技場》和《清明時節雨紛紛》這些長篇敘事作品拿掉，艾青將是不完整的，他的曆史地位也許會重寫。隻有既研究“太陽”，又研究“火把”，研究“太陽”與“火把”的內在聯係，才能從總體上更好地把握艾青。
把話題拉回古代，中國是崇尚抒情短詩的國度，但是古代民間的敘事詩也源遠流長，《陌上桑》《孔雀東南飛》《十五從軍征》《木蘭詩》均為名篇。至唐代元白之後，文人敘事詩出現，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幾乎婦孺皆知。
最近幾年，好些詩人都在嚐試寫敘事長詩。現在趙曉夢又捧出了一千三百行長詩《釣魚城》，這似乎是他的第一部長詩。
二
曉夢是故土情結比較濃厚的詩人。他是合川人，而占地2.5平方公裏的釣魚城就位於合川的嘉陵江南岸五公裏處。何況，釣魚城從來就落滿了曆代詩人的目光。記得在世紀之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釣魚城詩詞釋賞》一書時，未曾蒙過麵的主編王利澤先生就曾請我為這本書寫過序，記得那本書收入了古今書寫釣魚城的詩詞一百多首。
古代那場持續了三十六年之久的“釣魚城之戰”，是宋蒙（元）戰爭中強弱懸殊的生死決戰。成吉思汗之孫、蒙古帝國大汗蒙哥親率部隊攻城，但“雲梯不可接，炮矢不可至”，釣魚城堅不可摧。蒙哥派使者前去招降，使者被守將王堅斬殺，蒙軍前鋒總指揮汪德臣被飛石擊斃。1259年，蒙哥本人也在城下“中飛矢而死”。於是，世界曆史在釣魚城轉了一個急彎，正在歐亞大陸所向披靡的蒙軍各部因爭奪可汗位置而發生內鬥，急速撤軍，全世界的戰局由此改寫。釣魚城因此被譽為“上帝折鞭處”，南宋也得以延續二十年。
三
敘事詩的結構有幾種基本類型：紀事型、感事型、故事型。曉夢的《釣魚城》應該屬於紀事型。曉夢在史料搜集上，看來花了許多功夫。但是，詩隻是詩，不是史學。以詩補史，不是詩人曉夢的使命。敘事詩是詩，它的紀事當然就不同於散文的紀事。尋找人性的複雜與美，探索人的內心世界的衝突與期盼，這是詩人回望曆史時感興趣的天地。情節第一，情節統馭結構是散文；而情味第一，情味統馭結構才是詩。作為詩的一個品種，敘事詩與其說是在講故事，不如說是在唱故事。既是詩，魂魄必是情味，詩意、詩境、詩趣由此而生。敘事詩回避過分複雜的情節，簡化過分眾多的人物，以便給情味以空間。從古到今，敘事詩往往喜歡選取讀者早就熟悉的故事，以便在敘述上節省筆墨，把詩行讓給情味的書寫。依照情節發展的幹巴巴的敘事，詩就難免會“喪魂落魄”了。
《釣魚城》的故事並沒有依照曆史的時間連貫性而次第展開，它由攻城者、守城者和開城者三個方麵的主要人物的內心自白構成全詩，一共三章。
第一章《被魚放大的瞳孔》，以蒙哥大汗開始，皇後出卑、前鋒總指揮汪德臣押後，披露了這三個人在彌留之際的遺憾、痛苦、仇恨、掙紮的心。派招降使者，挖地下通道，都遭失敗，最後是飛石結果了汪德臣，重傷了蒙哥。曾經是“天下再大，不過是馬蹄的一陣風”的蒙哥，曾經是所向披靡的蒙哥，現在遇到的卻是“客死他鄉的宿命” ——我要的城還在
僅僅打濕了腳背
第二章《用石頭釣魚的城》，展開了釣魚城守將餘玠、王堅、張玨的內在世界：堅強，鎮定，耐力，以及“白鹿洞書生”餘玠“舌尖上的烏雲\/是山風無法辯解的判決詞”的無奈，王堅“錦袍上的神韻拾不起散落的月光”的鬱憤和張玨“從釣魚者到被釣者”的悲涼。
第三章《不能投降的投降》，王立、熊耳夫人、西川軍統帥李德輝相繼登場。全章的中心人物是守土如命的王立。南宋大勢已去，蒙哥有屠城“遺詔”，他必須在“名節”和全城十萬民眾“生死”二者之間做出選擇：後世的非議，我已經無暇顧及！
王立的傾吐內心積愫，他的無私無畏的選擇，使人想起清人趙藩作於成都武侯祠的那首楹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王立敞開了“審勢”的心靈打鬥，人格在打鬥中從“忠君”升華到了“愛民”，從小我升華到了大我。
《釣魚城》都是詩中的人物在表白，詩人從所寫對象裏退去了，這首詩的突出結構特征就是釣魚城和曾經與它結緣的各種人物仿佛在自出現、自說話，不需要詩人的解釋或解構，也不需要詩歌的再現或再造。其實，在“自出現、自說話”裏有詩人在，他是高明的導演，躲在曆史舞台的後麵。這是曆史的外在痕跡和詩人內心生活的和諧，仿佛是曆史現實本身，其實是詩的太陽重新照亮的曆史天空。
在全詩的敘事結構中有一個黏合劑和推進器，這就是反複出現的“再給我一點時間”。蒙哥說：“再給我一點時間——長生天\/讓我醒來，給草原的遺囑留點時間。 ”王堅說：“再給我一點時間。我不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古老的山頂太吵太亂！ ”王立說：“再給我一點時間。一城人的心跳嚴重脫水……”時間的基本特點是它的單向性：時間總是從過去流向未來，不可能從現在流向過去。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條河流。 ”時間無時不在流淌，世界每刻都在變化。所以，“再給我一點時間”其實是一種遺憾，一股苦痛，一份擔當。人說：“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對於攻城者，對於守城者，對於開城者，其實都難以“以不了了之”，真是“長使英雄淚滿襟”啊！
四
《釣魚城》的靈感語言的光彩令人心動。
這首長詩可以說是曉夢嘔心瀝血之作。作為一家大型都市報的常務副總，他是一個整天忙得跳腳尖舞的人。這半年裏，稍有閑暇，曉夢就立即回到這首詩的世界裏，字斟句酌，幾易其稿。據我所知，詩人梁平也給了他許多精當的指點。當我讀到2018年9月底的成稿時，我的眼睛亮了。大的結構沒有變化，但是詩的張力和亮度大大加強了。好多精彩的詩行，叫人愛不釋手，擊節讚賞。這就是宋代王安石說的“詩家語”呀：詩家語不是特殊語言，更不是一般語言，它是詩人“借用”一般語言組成的詩的言說方式。一般語言一經進入這個方式就發生質變，外在的交際功能下降，內在的體驗功能上升；意義後退，意味走出；成了具有音樂性、彈性、隨意性的靈感語言，內視語言，用薄伽丘的說法，就是“精致的講話”。
下麵是我隨意的摘句：
蒙哥汗——
沒有進取心的道路，丈量不出
馬蹄的腳步
出卑皇後 ——
遺囑的空白，自會在貴族的寬袍大袖裏飛汪德臣——
他們驕傲的態度，埋葬了我馬背上的天賦餘玠——
朝天的城門外，是冬日寒冷的清晨。瘦金體的淺灘裏，船工的號子走得艱難王堅——
風停在胡須上，魚停在石頭上，血凝固在夕陽裏。我隻是揮了揮手：把所有城門都打開吧，讓大夥透透氣張玨——
這些樹的春天，草的春天，一城人的春天，都得我來扶王立——
酒杯裏的江山脆薄如紙，酒杯裏的名聲慘白如霜熊耳夫人——
亂世的秋千把我蕩到釣魚城，卻蕩不出我想要的歸宿李德輝——
城有多大，孤獨和恐懼就有多大
字是尋常字，意卻不是尋常意了。這些字不具有辭典意義，因為它們構成了詩家語。詩人的最大無能無非是自造一些忽悠讀者的艱澀語言，或者，直白地說出詩情的名稱，而靈活鑄造詩家語則是詩人資格的證明，曉夢是獲得了這份證書的。
詩的靈感語言、內視語言能否出現，和詩人的意象手腕有密切聯係，意象是詩人深入對象和深入自己的結晶。意象提高了詩的可感性，增添了詩的豐富性。從某個角度來說，意象就是深度。詩是無言的沉默。用一般語言很難道盡詩的情味，國外有人甚至說：口閉則詩在，口開則詩亡。克服這種困境的辦法就是求助於靈感語言，求助於意象，就是中國古論說的：“盡意莫若象”“立象以盡意”。
《釣魚城》這首長卷的“石頭”和“魚”的意象值得留意。詩人以心觀物，在詩中，物因心變，詩的意象就出來了。傳說在遠古，三江之地洪水泛濫，突然從天上降下來一位巨人，他站在山巔的巨石上麵，手執長長的釣竿，從滾滾滔滔的洪流中釣起來無數鮮魚，讓災民渡過饑餓的難關，這是釣魚城名稱的緣起，這個石頭城正在釣起蒙軍這條大魚。
詩中“石頭”與“魚”給全詩增添了簡約性和生動性，給讀者以想象空間的遼闊，省略了許許多多散文語言。正是“石頭”與“魚”的不精確性帶來了詩的豐富性。
五
“雄視三江”的釣魚城是英雄的城。世紀初，周穀城先生曾揮毫寫下“堅守釣魚城”五個大字，把釣魚城那股英雄氣和同樣需要“堅守”的當今時代接通。我們生活在崇高與卑鄙並存、美麗與醜陋共生的轉型時代，我們難道不需要發揚一股正氣，“堅守釣魚城”嗎？
熱愛生我養我的祖國，以鮮血保衛母親的土地，需要“堅守釣魚城”；以人民的生死為第一選擇，拋棄個人私心雜念，需要“堅守釣魚城”；在當今聲色犬馬的諸多誘惑裏，保持純淨和淳樸，也需要“堅守釣魚城”。從這個視角，長詩《釣魚城》述說的豈止是一個曆史事件？詩從來就是一個多麵體的藝術，“詩無達詁”，手握這卷長詩，讀者將有發揮自己想象力的無限空間。
六
趙曉夢是一位早慧詩人和作家。從初中到高中到大學，由於他出眾的寫作能力，一路“保送”和“特招”。現在，他已步入中年，已經是一位資深的媒體人了。他“特招”到西南師範大學後，我就認識他，也很看重他。1993年，他的第一本詩集《給雨取個名》就是由我作的序。現在，長詩《釣魚城》問世，我要向曉夢致以祝賀和祝福。也許，這首長詩，將會讓詩歌圈更多的人熟悉詩人趙曉夢。我也要祝賀和祝福釣魚城，可以預計，這部長詩一定會給這座英雄城增添動人的旋律和詩的遐想。
2018年國慶節於西南大學原載《詩選刊》2019年第4期〈作者簡介〉
呂進，1939年9月28日生於四川成都。當代著名詩評家，西南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7年由講師破格晉升為教授，創辦原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曆任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主任、重慶市文聯主席、重慶市政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多屆評委、中國聞一多研究會副會長、重慶市現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等。1993年（韓國）世界詩歌研究會授予第七屆世界詩歌黃金王冠，2017年全國詩歌報刊網絡聯盟授予“新詩百年獎——評論貢獻獎”，2018年（香港）國際華文詩人筆會授予“中國當代詩人傑出貢獻金獎”。撰寫和主編詩學著作、詩集、隨筆集四十一部，共七十八卷，多部獲獎。代表著作有《新詩的創作與鑒賞》《中國現代詩學》《呂進文存》（共四卷）等。
“再給我一點時間”：《釣魚城》的悲憫情懷◇王本朝
我自己雖然不搞詩歌研究，但文學研究者都是從喜歡文學開始的，詩歌又是文學中的文學，喜歡自在情理之中。趙曉夢曾經被作為文學特招生，直接從合川進入西南師範大學（西南大學前身）中文係，那時的我，就成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任課老師。按課表規定雖僅隻一年時間，但私下接觸卻非常頻繁，走得很近。當時他所寫的散文和小說，我幾乎都認真讀過，還為他的創作寫過一篇名為《夢繞家園，心係雨象：論趙曉夢》的評論，刊於《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他的才情和敏思讓我深有感觸，認為：“他以一顆聰穎敏慧之心統攝生活種種物象，融化為優美而樸實，清純而又情深的文字，抗拒著虛假與享樂對生活的侵蝕，堅守孤獨與良知所構築的生命之城，抵達理想的輝煌。 ”到了今天，他的思想和語言已上升到了新高度，但當時我卻在文章裏留下這樣的期盼：我們“以‘家園意識’和‘雨象設置’作為解讀趙曉夢文學創作的兩條途徑，從而敞明出他審美世界鮮明的個性特征，同時，我們也看到他文學創作潛藏著一定局限，比如對‘家園意識’的曆史層麵開掘不深，沒有完全走出故鄉與親情的時空限定，如把筆觸由此而伸向更廣更遠的曆史或民族及人類之域，會使他的創作躍上一個新境界”。當我再讀到《釣魚城》時，就有著被實現的興奮和如願的驚喜。
《釣魚城》是一首大詩，是精神的、靈魂的、情感的、曆史的大詩。作為曆史事件中的釣魚城，應該是比較清晰而確定的，但文學的“釣魚城”則不斷呼喚著史詩性和經典化的創作。人們經常說到，是沈從文把湘西帶進了文學，是魯迅把紹興帶進了現代文學史，那麼，有誰能把釣魚城帶進當代文學史呢？在我看來，趙曉夢的《釣魚城》就實現著這樣的文學追求。它的最大特點就是詩人對曆史的親近、想象和穿透，從回望曆史，撫摸曆史，到走出曆史，並以溫潤而悲憫之心表現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和曆史遺跡的感懷和反思。英雄不死，人性永恒，詩歌永在。一般書寫曆史容易變成英雄主義讚歌，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讚歌也是需要的，但《釣魚城》卻是以個人視角、以悲憫眼光看待曆史，這尤其難能可貴。特別是釣魚城的書寫已經被各種曆史的、社會的、政治的和地理眼光所聚焦和遮蔽的時候，一視同仁的悲憫和超越曆史的反思意識尤其能夠呈現詩人的人性情懷和智者眼光，即使是大曆史、大戰爭、大人物，都剝離了華麗的光環，抖落了曆史的灰塵，褪去了權力的戰袍，而回到了真實的內心，有著普通人的生死、悲傷和孤獨。在詩人眼裏，曆史與現實相通，英雄和常人相連，在輝煌、榮耀的背後則是痛苦、寂寞和迷茫，將柔軟鮮嫩的手心翻過來成了經絡暴突的手背。
《釣魚城》以詩歌方式打量曆史，釣魚城的“攻”“防”和“放”在曆史事件中擁有不同的立場與力量，但在詩人那裏卻是可以通融的，與曆史對話，讓曆史說話，成了詩人寫作的話語方式。趙曉夢並不想為釣魚城樹碑立傳，沒有為一座石頭城放聲歌唱，而是獨白地抒情，讓曆史人物開口說話，自言自語，或如曆史戰火冷卻之後的低吟淺唱。詩人不為他們頒獎，隻為他們療傷。作者抽去了曆史的事件性，而回到時間的生命意義，曆史如煙，篝火燃盡，卻響起了自我傾訴的小夜曲。《釣魚城》分三章寫了九個人。每個人開始都采用“再給我一點時間”，將人物生命置於有限狀態，向死而生，如同臨死時的告別，自己為自己開追悼會，寫下自己臨終的告別辭。這樣的設計就很有些意味深長。詩歌第一章“被魚放大的瞳孔”，寫蒙哥“被魚放大的瞳孔”，希望“讓我醒來，給草原的遺囑留點時間。\/彎弓揚鞭，一塊石頭來得太突然，\/忘了讓誰繼承我的江山？ ”他有過“憤怒和恥辱關不住牙齒的穿堂風”的榮耀，有“天下再大，不過是馬蹄的一陣風”，“沒有哪麵城牆能阻擋\/鐵騎揚起的沙塵”，“牧群和鳥群創新定義飛禽走獸，\/河流忙著糾正山脈走向”的威武，但更多則是“不可救藥”的無助，“合州東十裏那塊來路不明的石頭，\/截住了大軍的去路和退路”，他想“鞭打這長了脾氣的釣魚城”，但最終卻“被石頭暫停的時間，生命進入\/倒計時，一個異鄉人即使有\/鷹的名字，在垂直的噩夢裏，\/也走不出魚的沼澤地”。“落滿星辰的酒杯，眼淚碎了一地”，“我已無力安頓自己”，“所有的開始和結束，都緣於一塊\/來路不明的石頭，放大了夜的瞳孔。\/瞳孔裏麵，回放著我不可救藥的\/一生”。
接著，書寫蒙哥夫人的悲哀和醒悟：“再給我一點時間”，“記住石頭和河流的宗教，仇恨和遺憾隻會越走越危險”，“荒草隻有\/深埋雪下才能孕育生機，人隻有\/懂得敬畏才知道進退，放過石頭\/也就是放過自己。這世上\/隻有人的心，馬的心，\/才能奔跑出石頭無邊的邊際”。這就有些哲學的意味了。再寫汪德臣的自我反思：“再給我一點時間——讓我醒來”，“他們驕傲的態度，埋葬了我\/馬背上的天賦”。表達對權力傲慢的認識和被支配的宿命：“我所有的天賦，\/不過是鞭子給予的尺度”，“我所有的天賦，\/不是和鞭子一起任性飛奔，就是陪\/一塊石頭玩耍。這世襲的忠誠，\/積極的無聊，不過是貴族強調的\/一種傳統。而我的悲傷和你的\/固執一樣，都端著體麵的架子”，“我走了那麼多的山路，最終還是\/沒能逃脫客死他鄉的宿命”。
第二章“用石頭釣魚的城”，先寫餘玠的無力：“再給我一點時間。我得給自己\/尋找一個敞開的城門”。“不知道該出發還是回家的人，\/能在黑暗裏走多遠？ ”“血在荒原上亂飛，人在暗夜裏奔走”，“馬不停嘶鳴”，“人不停流血”，“早已跌進時間的黑洞”，“十萬條鞭子十萬次抽打，卻不能\/阻止城外大麵積的荒蕪。吊影\/分飛的孤雁，輾轉千裏尋回的\/隻是月光的影子。 ”“起落的世道，早已將所有人拖入\/深淵。 ”“蜀地三千裏繁華隻剩下幾根爛柱。 ”留給他的除了孤獨還是孤獨：“暮天風景裏，\/白衣書生遙不可及的夢想，\/被安置在黃昏撞破黑夜的孤獨裏”。“以自己的輕戰勝不可一世的重，\/以一根釣魚竿繼續完成使命”。接著，書寫王堅的鬱憤：“再給我一點時間。我不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 ”“大地可以寬恕荒蕪，墓碑可以\/原諒文字，河流盡頭的山嵐，\/不知寧靜有多久？晨曦有多遠？\/歌舞何時休？ ”所有這一切都隨風而去，而他隻能咀嚼著鬱悶的味道。再寫張玨的悲涼：“再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從釣魚者\/到被釣者，仿佛從未邁出魚的輪回”。他體會到：“我們單純的努力，\/拚接不起散落一地的王朝”。
第三章“不能投降的投降”。先寫王立的“躊躇”“迷茫”和“悲傷”，“廢墟中的釣魚城，生命進入了枯水期”，守城二十五年，已是軍心不穩，眾人恐懼，還要在饑餓裏掙紮，釣魚城“雖托不起一個王朝的沒落，\/卻能挺出一根江山的脊梁”。他麵臨兩難困境：“一城人低於糧食和水的緊迫，\/足以打開英雄氣短的城門，足以\/逶迤群山的良心，直指虛偽、貪婪、\/苟且偷安的軟肋”。他也知道“亂世裏活著不需要那麼多過場，\/我們不過是一粒沒有故土的塵埃，\/即使我能主宰一塊石頭的飛行，\/也不能擦去石頭的淚痕”，於是毅然決然打開城門，因為“後世的非議，我已經無暇顧及”。接著，寫熊耳夫人的“惆悵”和深宮後院的“孤獨”，作為流浪的過客，她感到：“社稷不過是貴族的綢緞，繡不出\/煙熏火燎的花紋。”並提醒後來者，“你們看到的未必\/就是已發生的”。曆史是麵多棱境，曆史也是一堆碎片和殘片，即使拾起來也複不了原來的樣子。最後，寫西川軍統帥李德輝深感“複仇的私欲”帶來“罪孽”，“時間的城牆上，\/宋的旌旗在硝煙裏遍植死亡”，在“時間長河裏沒人能\/留下幹淨名聲。即使頑固的石頭，\/也會被時間刪繁就簡”。“也會被過去的體麵輝煌所累。\/無奈彩雲易散，無奈琉璃易碎”。“時間是幹涸的波浪，如同久遠的擁抱，\/在失去中親吻柔軟滄桑的心壁，\/如花戰栗”。但他相信釣魚城之戰，“在曆史的緊要關頭，\/走了一步好棋”，“釣魚城能走多遠，\/你和靴子就能走多遠”，曆史會記住這一切，並且還會如花朵般的開放，“過去變得遙遠。過去發生的一切\/都可能在未來重演。猶如這雙靴子，\/解開生與死的距離，丈量出忠誠與\/背叛的距離。等風再起，等霧再散，\/大地重回寧靜與潮濕，曆史與個人，\/都將往來於各自無法反悔的旅途”。一切都將歸於平靜和安寧，“用石頭釣魚的城已經降下旌旗，\/被魚放大的瞳孔已入土為安，\/馬背上的鞭子再不用投鞭斷河，\/日落後的釣魚城從三江額頭站起，\/如一輪明月，照亮播州百萬夷人的\/重生”。
吉狄馬加在《釣魚城》序裏說：“整首詩是一條滔滔東去的大河，更是展示詩人的心靈史。洶湧時是他的情感在釋放，低緩時是他的思想在凝聚和結晶，而更多的時候出現的沉鬱和細細的憂傷是他對人類的悲憫心在嗚咽和彌漫。從中可以看出趙曉夢是一個細心又有慈悲心的詩人，是一個對人類心靈著迷，自己又有著深邃而美好心靈的詩人。 ”我對詩人的“悲憫心”很有同感。《釣魚城》是一首有哲思和情懷的抒情詩，它的哲思是對曆史的輝煌與人物的渺小、權力的榮耀與人性的自私、生命的堅韌和心靈的孤獨的思考，它的悲憫則體現在對崇高與渺小、偉大與卑微、身份與人性的平等立場和包容心態。事物具有多樣性和反複性，一切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一句話，《釣魚城》有著“石頭”般硬實的思想和“魚”樣靈活的語言，它的抒情方式也值得細細觸摸和研究。
2020年6月3日，重慶北碚
〈作者簡介〉
王本朝，現為西南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第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老舍研究會副會長，重慶市現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長詩《釣魚城》：特異麵貌與總體性詩人◇霍俊明
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長詩寫作一度作為現象級的寫作在不同的時間節點出現。顯然，四川和重慶一直是寫作長詩的重鎮，在不同時期貢獻出了重要的詩人和文本。但是從2000年來，這一帶有總體性特征的具有重要代表性的長詩文本卻整體處於不斷的弱化之中。這與整個詩壇的寫作碎片化趨向有關，也與詩人的寫作能力和精神能力的弱化有關。現代人的日常經驗已然愈益分化，當下中國詩壇充斥的正是隨處可見的“即事詩”“物感詩”。在日常經驗泛濫的整體情勢下，“現實”是最不可靠的。唯一有效的途徑就是詩人在語言世界重建差異性和個人化的“現實感”和“精神事實”，而這正是中國詩歌傳統一直漫延下來的顯豁事實。
一
在寫作越來越碎片化的整體時代情勢下，我們急需“總體性詩人”來應對閱讀和寫作所麵對的整體焦慮。
在這個渙散莫名而自我又極其膨脹的年代，能夠曠日持久地堅持精神難度和寫作難度的詩人實屬罕見。更多的情況則是，你總會發現你並不是在發現和創造一種事物或者情感、經驗，而往往是在互文的意義上複述和語義循環——甚至有時變得像原地打轉一樣毫無意義。這在成熟的詩人那裏會變得更為焦慮，一首詩的意義在哪裏？一首詩和另一首詩有區別嗎？由此，詩人的“持續性寫作”就會變得如此不可預期。而在一定程度上長詩可以作為一個時期詩歌創作的綜合性指標。尤其是在“個體詩歌”和碎片化寫作近乎失控的時代正需要重建詩歌的整體感和方向性，我們需要詩歌精神立法者的出現。
趙曉夢一千三百行的長詩《釣魚城》則是近年來不多見的在詩歌寫法上具有某種發現性的作品。這首長詩印證了一個當代詩人與曆史化傳統之間的深入互動和對話關係。
從一個更長時效的閱讀時期來看，長詩與總體性詩人往往是並置在一起的，前者在精神深度、文本難度以及長久影響力上都最具代表性。“達爾維什晚期的巔峰之作長詩《壁畫》，讓我閱讀之後深受震撼，這個版本也是薛慶國先生翻譯的。達爾維什早期的詩歌基本都是抗議性的詩歌，當然它們也是極為優秀的，但是從人類精神高度的向度上來看，《壁畫》所能達到的高度都是令人稱奇的。我個人認為正因為達爾維什有後期的那一係列詩歌，他毫無懸念地成為20世紀後半葉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吉狄馬加《在時代的天空下——阿多尼斯與吉狄馬加對話錄》，《作家》2019年第2期）顯然，長詩《釣魚城》印證了趙曉夢作為一個總體性詩人的努力與嚐試。與此同時，每個詩人和寫作者都會在現實、命運以及文字累積（尤其是長詩）中逐漸形成“精神肖像”乃至“民族記憶”，盡管這一過程不乏戲劇性甚至悲劇性。
尤其對於趙曉夢而言這首長詩寫作是曠日持久的，“生平第一部長詩，一千三百行《釣魚城》終於寫完了。在秋九月一個細雨終於綿綿的夜晚。自中午開始蔓延的酒意還未散去，又增添了幾分小感動。但那個夜晚，我終於睡了一回安穩覺”（趙曉夢《一個人的城》）。
這首長詩《釣魚城》使得趙曉夢的詩歌特質和詩人麵目更為清晰，也更具辨識度。質言之，一個詩人的區別度在任何時代都是至為關鍵的，而詩歌評價尺度是一個複雜的動態的綜合係統，必然會涉及美學標準、現實標準、曆史標準和文學標準。即使單從詩人提供的經驗來看，也包含了日常經驗、公共經驗、曆史經驗以及語言經驗、修辭經驗在內的寫作經驗。評價一個詩人還必須放置在“當代”和“同時代人”的認知裝置之中。我們必須追問的是，在“同時代”的視野下一個詩人如何與其他的詩人區別開來？一個真正的寫作者尤其是具有“求真意誌”和“自我獲啟”要求的詩人必須首先追問和弄清楚的是：同時代意味著什麼？我們與什麼人同屬一個時代？因此，從精神的不合時宜角度來看，詩人持有的是“精神成人”的獨立姿態，甚至在更高的要求上詩人還應該承擔起奧威爾意義上的“一代人的冷峻良心”。
二
趙曉夢《釣魚城》這一長詩的寫作之所以說具有發現或開創性，是因為這是三重奏、獨白體的命運史詩、精神史詩和心靈史詩。此處使用的“史詩”更多指向了“曆史”和“長詩”的結合，而並不是我們慣常意義上的“史詩”概念。
該長詩對應的是長達三十六年的釣魚城之戰。
“釣魚城”在趙曉夢的長詩文本中已經不再是符號化和抽象化的曆史空間，也不是現實地圖上的那個小小的標點或者旅遊者眼中的驚奇之地，而是具有了個體主體性前提下的地方性知識和精神構造。這是時間化的空間，是曆史構造本身。釣魚城作為一個特殊的空間已經成為具有對話和召喚結構的精神共時體，是時間、空間和人三者之間的深入互動。正如布羅茨基在評價溫茨洛瓦的時候所強調的，一個詩人與地方空間的關係十分重要，“每位大詩人都擁有一片獨特的內心風景，他意識中的聲音或曰無意識中的聲音，就衝著這片風景發出。對於米沃什而言，這便是立陶宛的湖泊和華沙的廢墟；對於帕斯捷爾納克而言，這便是長有稠李樹的莫斯科庭院；對於奧登而言，這便是工業化的英格蘭中部；對於曼德爾施塔姆而言，則是因聖彼得堡建築而想象出的希臘、羅馬、埃及式回廊和圓柱。溫茨洛瓦也有這樣一片風景。他是一位生長於波羅的海岸邊的北方詩人，他的風景就是波羅的海的冬季景色，一片以潮濕、多雲的色調為主的單色風景，高空的光亮被壓縮成了黑暗。讀著他的詩，我們能在這片風景中發現我們自己”。
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不再是傳統詩學的“以詩為史”或“以史為詩”，也拒絕了全知全能的宏大曆史判斷，而是體現了個人化的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誌以及精神複原的能力。
我這裏提到的“史詩”更多是指涉麵對曆史的文本，是抒情化的東方敘事類長詩。這體現了詩人的曆史態度和寫作態度，即個人化的曆史想象力以及個人化曆史的全景展現。詩歌中的“曆史”並不是史傳中的史實，而是語言化和精神化的“現實”。質言之，詩歌視界中的曆史既是修辭問題又是實踐問題，這可以具化為題材、主題和意識形態方麵的可寫的和不可寫的、允許寫的和不允許寫的。
詩歌的“曆史功能”是以語言為前提的，“詩人作為詩人對本民族隻負有間接義務；而對語言則負有直接義務，首先是維護，其次是擴展和改進。在表現別人的感受的同時，他也改變了這種感受，因為他使得人們對它的意識程度提高了”（艾略特：《詩的社會功能》）。而《釣魚城》的“曆史敘事”就十分有力地印證了這一點，即詩人的個體主體性、精神能力以及重新組合曆史的能力。
這首長詩中無疑有一些屬於“失敗者”的角色，失敗者似乎總是曆史的相伴相生之物，“我總是熱愛眼淚、天真和虛無主義；愛那些無所不知的人，也愛無知而有福的人；愛失敗者和孩童”（E.M.齊奧朗：《眼淚與聖徒》）。
這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敘事詩，而是抒情化和個體主體性極其強調的帶有敘事因子的詩，整個意象和場景以及空間繁茂而富有彈性、詩性和張力。三個核心人物構成了三個聲音主調——類似於舞台上的獨白，各自支撐而又相互獨立，從而形成了區別於傳統敘事長詩寫作的非重心抒寫。這是詩性和抒情調性的曆史話語，注重人物的命運和靈魂的立體化呈現。與此同時，這是精神剖析式的長詩，人物的精神困境和靈魂淵藪得到了最大化的揭示。這使得主次、明暗、高低和正反不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是立體透視和散點透視的結合。
三
對於這段震古爍今的罕見曆史事件來說，任何人企圖重構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趙曉夢在這首長詩中呈現的是時間化的曆史、修辭化的曆史和精神化的曆史。
趙曉夢沒有充當一個慣常意義上的結構者或者解構者的角色，沒有求證曆史的細枝末節，也沒有窮盡個人能力去解釋曆史的吊詭和複雜，因為它們都不是曆史本身。這是敘事的抒情化和曆史的命運化，既是人物獨白又是詠歎調。
趙曉夢的這首長詩印證了詩歌不是真理，也不是常識，而是個體的精神認知方式。李敬澤先生則認為趙曉夢這首長詩的選材非常好，“我們民族的曆史中有很多至今不為人熟知的英雄業績，‘釣魚城之戰’就是其中之一，它在一個世界規模的事件中發揮了影響，一根釣竿釣起了世界之重，它值得被書寫。詩人趙曉夢做了個‘大夢’ ”，“對曆史上這樣一個非常宏大、複雜的大規模事件進行創作，很有挑戰性，但趙曉夢用了一個很巧的辦法，史詩包含著大規模的人類行動，是大規模的人類行動的記憶。行動包含著敘事，你就要講事。現在不僅不是講事的問題，趙曉夢把筆都放到了每個人的內部，也就是說對人的外部的觀察度舍棄了，直接從內部去看，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膽和非常有意思的辦法”。同時，李敬澤也從更高的要求出發指出趙曉夢的《釣魚城》還沒有寫完，值得反複地深化和不斷地去完成，“像《釣魚城》這樣一個偉大史詩值得反複斟酌、反複去寫、反複發現。目前這個《釣魚城》是第一版，甚至可以寫到二、三、四版，寫到八十歲。到時候，我們可能會看到一部真正的銘刻著我們民族的偉大的業績和記憶的，同時又蘊含著我們這個時代對於時間、空間、曆史、文明、生死等一係列基本問題深刻思考的這樣一部偉大的史詩，我們非常期待”。
從思想意識和語言能力的方向來看，長詩《釣魚城》也是詩歌作為“精神事件”的寫作，這凸顯了一個詩人的精神詞源。特雷 ·伊格爾頓曾經提出“文學事件”的概念，這涉及語言、經驗和曆史之間的互動關係，“承認意義不僅是某種以語言‘表達’或者‘反映’的東西：意義其實是被語言創造出來的。我們並不是先有意義或經驗，然後再著手為之穿上語詞；我們能夠擁有意義和經驗僅僅是因為我們擁有一種語言已容納經驗”（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
詩歌寫作之所以構成“語言事件”和“精神事件”，其核心就在於對精神自我以及世界和曆史的重新發現。“精神事件”總是需要一個個場景、物象以及人物來支撐的，這些相關的物象或心象既可以是曆史的又可以是虛構的，它們需要用精神予以深度關聯。這在長詩《釣魚城》中同樣有著鮮明的體現。
這個時代的詩人並不應該滿足於寫出一般意義上的“好詩”，而是要寫出具有“重要性”的詩。這也是對自身寫作慣性和語言經驗的不滿——這關乎自我認知度，就像晚年的德裏克 .沃爾科特一樣，其目標在於寫出《白鷺》這樣的綜合了個人一生風格和晚年躍升的總體性作品。甚至在一首終極文本中我們同時目睹了一個“詩人中的詩人”的精神肖像和晚年風貌。
我們需要的是這個時代具有啟示錄意義的詩歌，顯然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正在朝這一寫作前景努力著。
〈作者簡介〉
霍俊明，河北豐潤人，文學博士後，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委員、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詩刊》副主編。著有《轉世的桃花——陳超評傳》《喝粥的隱士》（韓語版）、《詩人生活》等專著、詩集、散文集等十餘部。曾獲政府出版獎提名獎、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第十五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第十三屆河北省政府文藝振興獎等。曾參加劍橋大學徐誌摩國際詩歌節、黑山共和國拉特科維奇國際詩歌之夜、第八屆澳門文學節。
長詩《釣魚城》的文化脈絡
◇李瑾
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任何一個文藝工作者都不可能回避時代，更不能與時代隔絕。在闡釋“詩”與時代關係問題上，《詩刊》主編李少君的說法最為精當，他認為：“詩人總是成為感知時代的先鋒，詩歌總是成為時代的號角和第一聲春雷。 ”既然新時代為中國詩歌提供了新的機遇，賦予了新的使命，詩人為了發出聲音，必須如曼德爾施塔姆夫人所言“首先要確定自己在我們眼前形成的這個世界中究竟處於何種位置”。四川詩人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的出版，就是立足時代唱出的一曲抒發中國情感、表達民本情懷、呈現人文精神的“大風歌”。
文學藝術關注時代問題有兩個基本路徑，一是立足當下，一是回溯過去，無論哪種方式，都猶如《新時代詩歌遂寧宣言》所說：“在詩的世界與公共生活之間架設起寬闊的橋梁，讓人民成為滋養詩歌創作的源頭活水，讓詩歌成為照亮人民心靈的藝術火炬。 ”一千三百行的長詩《釣魚城》吟詠的是13世紀中葉發生在重慶合川嘉陵江南岸五公裏處的釣魚城之戰，這場持續三十六年的攻守是發生在宋蒙（元）間強弱懸殊的生死之搏。其時，蒙古帝國大汗蒙哥親率部隊攻城，“中飛矢而死”，由是，蒙（元）軍在歐亞大陸中的戰略布局全部易變，而世界曆史在方圓2.5平方公裏的釣魚城被悄然改寫。在《釣魚城》一詩中，趙曉夢的筆觸雖然立足整個宏大的戰爭，但並沒有按照曆史\/時間邏輯鋪陳戰爭的演進，而是通過三個章節、九個曆史當事人的內心獨白，深入描摹了當事人的內心跌宕，並借以構建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
按照亞裏士多德的觀點，中國是一個史詩大國，且不說少數民族三大史詩《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中國第一部詩歌集《詩經》就是一部華夏文明的史詩彙編。不過，就《詩經》而言，和西方傳統的史詩比如荷馬史詩有著本質區別，頌唱、描寫的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人民群眾和他們展現出來的主體\/文化精神。讓我們回到《釣魚城》，這部長詩真正的主角不是浮在文本表麵的蒙哥及夫人、汪德臣、餘玠、王堅、張玨、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九個獨白者，而是一座城，按照趙曉夢的說法，是一座“英雄的城、折斷‘上帝之鞭’的‘東方麥加城’、延續南宋國祚二十年的城、改變世界曆史的城、獨釣中原的城、不能投降又投降的城……古今中外的史書上對它有著太多贅述。但對我來說，它是我老家的一座城，是我生命中永遠無法繞開的一座城”。
西方學者海德格爾曾說：“詩人的天職是還鄉。”趙曉夢通過詩歌回到釣魚城，不是要成為無數個離鄉者的代言人，也不是以所謂靈魂還鄉完成自己的精神救贖，而是試圖借助這樣一座石頭城，展現一個重大曆史事件中“何者為人”“人能何為”乃至華夏文化何以綿延不息這樣一個命題。長詩中，第一章《被魚放大的瞳孔》以自我詠歎的形式，表現了蒙哥及其夫人、蒙（元）先頭部隊總指揮汪德臣彌留之際的遺憾、痛苦、掙紮，特別是蒙哥，“天下再大，不過是馬蹄的一陣風”，在小小的釣魚城下，最終落得“客死他鄉的宿命”。這種悲歎，是侵犯之敵宏圖難酬的哀鳴。第二章《用石頭釣魚的城》通過自我陳述，將釣魚城守將餘玠、王堅、張玨堅強、鎮定、氣吞山河的內心世界展現得淋漓盡致。詞語之中，處處有傳統儒家文化“舍我其誰”的浩然之氣。第三章《不能投降的投降》，王立、熊耳夫人、西川軍統帥李德輝相繼登場念白，本章尤為精彩，作為守將的王立麵對“屠城”壓力，必須在個人名節和十萬民眾生死間作出抉擇。這種書寫意味著作者並沒有局限於戰爭的正義與否、人物的忠奸與否、行為的正確與否這樣的問題上，而是透過釣魚城內外的九個人折射華夏人民的苦難輝煌和華夏文化中的集體英雄主義，並借以反思戰爭、人類和中國作協副主席吉狄馬加評價《釣魚城》時所說的“不可控的命運和人性之殤”。
這樣，趙曉夢自覺接續了《詩經》這一文明史詩（有別於傳統的創世史詩、神話史詩和英雄史詩）的精神脈絡，創造了一種涵蓋中華文明\/文化特色和世界文明史詩文體特點的史詩範式，這種史詩描寫的主角不再是個人而是人民，體裁不再是神話的而是文化的，風格不再是虛擬的而是有事實依據的。也就是說，史詩在內涵上應該是一種建立在曆史事件、人物、場景基礎之上的弘揚一個國家或民族主體文化和精神的文學樣式。著名詩人梁平曾表示：“看重怎麼寫、看輕寫什麼在詩歌創作實踐中有目共睹。當前的不少詩歌作品，一味地玩技巧、玩概念、玩語言、玩獵奇，津津有味，樂此不疲，看不見批評。”他進一步指出：“麵對新時代，詩人更需要重新擔負起社會責任和藝術責任，走出自己用幻覺搭建的象牙塔，擯棄自娛自樂的自戀，密切關注人類實踐活動和社會現實，關注人類的生存和精神的成長，揭示現實生活的本質內涵，書寫人類豐富、飽滿的心靈世界。新時代也在呼喚與這個偉大時代相匹配的‘風雅頌’。”在這個意義上，趙曉夢主動擔負起“大國寫作”的責任，他通過釣魚城這個“彈丸之地”，試圖跨越狹隘的民族觀念走向一個偉大國家價值觀念的腹心，這個國家既是文化的共同體，也是人類共同體的一個縮影，亦即《釣魚城》采取一種趨向靈魂高度和難度的吟唱，對人民這個主體和時代這個載體表達出詩性的敬畏和關懷。這樣，趙曉夢的書寫符合肖洛霍夫的“藝術家”標準，這位著名的蘇聯作家說：“藝術具有影響人的智慧和心靈的強大力量。我想，那種把這一力量運用於創造人們靈魂中的美和造福於人類的人，才有權稱之為藝術家。 ”
當然，趙曉夢的這種範式創新或者創作努力絕非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眾所周知，蜀地是新詩創作也是長詩寫作的重鎮，比如吉狄馬加的《我，雪豹》、梁平的《重慶書》等作為具有史詩氣質的鴻篇巨製，一定程度上滋養了趙曉夢詩歌的精神架構。《我，雪豹》以“我”的名義自述展開了一部民族的心靈誌，而《重慶書》則以一個城市\/故鄉為切麵檢索時代的發展史，作為鄉黨和晚進的趙曉夢無疑會主動接過前輩手中的大旗，且集二家之長將釣魚城構思成一個會自我言說的“活化石”，它既秉持了時代對曆史的反思，也承載了曆史對當下的投射，從而讓《釣魚城》具有了文獻和文明的雙重價值。不過，必須意識到，趙曉夢的這種“大題材寫作”或“大時代寫作”追求，一定是有自己的主體意識和擔當精神的。要知道，在詩人不能代表時代主流的商品化時代，嘔心瀝血去創作一部史詩無疑是一種難度極大的自我挑戰。肖洛霍夫說：“我願我的書能夠幫助人們變得更好些，心靈更純潔，喚起對人的愛，喚起積極為人道主義和人類進步的理想而鬥爭的意向。如果我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我就是幸福的。”可以猜想，他心目中，一個好的文藝工作者不應該局限於狹隘、碎片的個人化寫作中孤芳自賞，而應該像艾青、賀敬之、李瑛等大家一樣主動參與到一個時代的偉大變革中來。
《釣魚城》記錄的雖非當下，但其強烈的曆史意識無異和不朽的“家國天下”精神共鳴共振，亦即為時代寫作（立功）、為人民寫作（立德）和為個人寫作（立言）是完美地統一在一起的，為人民、時代寫作就是為我寫作，為我寫作就是為人民、時代寫作，通過“大國寫作”或“大時代寫作”，詩人由“小我”升華為“大我”的價值追求。
原載《中國藝術報》2020年3月30日〈作者簡介〉
李瑾，山東沂南人，曆史學博士。有詩文在《人民文學》《詩刊》《中國作家》《星星》《詩歌月刊》《大家》《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幾十家報刊發表。作品入選《青年文摘》《思南文學選刊》等數十種選本。獲得李杜詩歌獎、2018中國詩歌網十佳詩人、名人堂2018年度十大詩人、海燕詩歌獎等獎項，出版詩集《孤島》《人間帖》《黃昏，閉上了眼》，散文集《地衣》，兒童文學《沒有胳肢窩的生活怎麼活呀》，評論集《紙別裁》《譚詩錄》，學術專著《未見君子——論語注解》等。
鈐於釣魚城曆史長卷上的一枚閑章——讀趙曉夢長詩《釣魚城》隨想◇劉紅立
長詩寫作是難度很大的創造性勞作，是對一位詩人天賦、才情、學養、見識、胸襟、毅力甚至體力的綜合檢驗和重要呈現。相對而言，中國缺乏長詩尤其是史詩寫作的傳統和典範，這既是中國詩歌曆史發展的客觀狀況，也可以說是當代詩歌寫作擁有可以期待、應該大有可為的空間。更何況，人類生活的豐富多樣、社會際遇的變幻莫測需要長詩、史詩這一詩歌形態來表達和豐沛。
“生平第一部長詩，一千三百行《釣魚城》終於寫完了”，青年詩人趙曉夢終於發出了如釋重負的感歎——他“終於睡了一回安穩覺”，這是2018年9月一個秋雨綿綿的夜晚。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選取了改變世界曆史的宋蒙（元）釣魚城之戰為背景，用詩歌獨有的抒情性語言、壯闊深邃的意境，描述、展示了中世紀中國大地上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發展過程中的衝突與較量、戰爭與災難以及江水滔滔般的融彙奔騰。這是迄今第一部以“釣魚城之戰”為題材的現代長詩開創之作，是一部體現了作者水準、具有史詩價值的好作品、大製作。
其一，正如作者所言，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寫作，從小耳濡目染、念茲在茲姑且不說，有意識的準備時間有十餘年之長，收集資料字數有數百萬之巨，寫作三易其稿，出版半年後再一次修訂，足見其寫作決心之大，下功夫之深，用力氣之足，收獲的成果當然令人豔羨。
其二，史實是宏大悠遠的背景，事件是壯懷激烈的鋪墊，“讓詩歌與那城人、那些生命，有了一次隔空對話”的機會和平台，這才是作者的初衷和匠心獨到之處。“我寫釣魚城，不是去重構曆史，也不是去解讀曆史”，而是做一個“跟隨曆史的當事人，見證正在發生的曆史”。探尋人性的幽微，揭示人性的繁複，書寫內心世界與外部事物的衝撞、抗爭、妥協、融合，這是詩人用現實眼光回望曆史之後，告訴讀者他所認知的“那些人的掙紮、痛苦、糾結、恐懼、無助、不安、坦然和勇敢”。
其三，記得中國作協副主席吉狄馬加說過：長詩最難的是結構問題。他批評現今市麵上的長詩大都是短詩的合成，這些所謂的長詩中缺少一種內在的氣韻。而《釣魚城》的成功就在於作者有了解決這一難題的絕技和路數，其獨到性、創新性，令人耳目一新。三十六年的戰亂紛繁，改朝換代的風雲際會，作者用三個獨立並列的主體：被魚放大的瞳孔（攻城的人）、用石頭釣魚的城（守城的人）、不能投降的投降（開城的人），九個典型人物：蒙哥、出卑、汪德臣、餘玠、王堅、張玨、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就演繹了那一段曆史的驚心動魄，就喚醒了城裏城外各色人等生靈活現的狀況，就把讀者帶進現場心潮澎湃、感慨萬千。
其四，記不得誰說過，作詩有兩種江湖：一種是忽視必不可少的詩的技巧的人，他以為隻要表現了精神與感情，便算是詩；一種是隻想借詩的技巧寫詩的人，他雖然得到了藝術家的熟練技巧，卻沒有一點靈魂與內容。《釣魚城》用尋常語言生發不尋常的意象，有優美詩句，有動人詩章，由此構成精美詩篇。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種震人心魄的力量，在“東方麥加城”“上帝折鞭處”“一根釣竿釣起了世界之重”（李敬澤語）的釣魚城，時至今日，“那城人仍然在曆史的深處捂緊心跳，你能感受到他們的存在”，這是作者和讀者共同的感受。這正應了歌德那句話：“並非語言本身有多麼正確，有力，或者優美，而在於它所體現出來的思想的力量。 ”趙曉夢用史詩的力量彰顯著精神的力量。
其五，“欲剔殘碑尋戰績，苔荒徑斷總茫然”（胡應先《釣魚城懷古》）。枕嘉、涪、渠三江之口的釣魚城，峭壁千尋，傳說紛繁，曆來為文人墨客懷古哀思之地。而今，因了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你聽得見隱身曆史之人，在這裏張開了石頭的硬嘴殼，用中古的音韻發聲，講述自己，講述他們，也講述後來的你們和我們。行文至此，不由得想起了我曾寫過的一首小詩《釣魚城，魚腹鼓脹著的南腔北調》。
物質形態的釣魚城，因為三十六年的驚心動魄而長存於世，成為長詩《釣魚城》的直觀現場和曆史注腳；精神形態的《釣魚城》，因為趙曉夢“曠日持久、胡須飄飛”的苦吟，昭示後人需要用遠遠長於七百六十年的時間咀嚼、品味、鑒賞，成為比石頭還要堅實的這座古城的精神守護者。我想，如果讚同詩人、教授邱正倫“釣魚城是加蓋在世界史扉頁上的一枚圖章”之觀點，那麼請同意我這樣的看法：長詩《釣魚城》是鈐於釣魚城這幅曆史長卷上不可或缺的一枚閑章！物質的釣魚城與精神的釣魚城，在《釣魚城》大江東去的詩語中相得益彰，源遠流長！
2020年6月5日
〈作者簡介〉
劉紅立，筆名老房子，四川西昌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文聯全委會委員，四川省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曾任四川省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中國檢察官文聯文學協會副會長，四川省檢察官文聯主席。獲首屆全球“杜甫詩歌獎”當代原創詩歌大賽總冠軍，“名人堂·2018年度十大詩人”等多種獎項，詩作入選《夏天還很遠成都@巴黎》《中國新詩·短詩卷》《中國2016年度詩歌精選》《中國年度詩選2017》《2018中國年度詩歌》等若幹詩歌選本。出版詩集《低於塵埃之語》等兩部、中英對照《老房子微詩選》一部、詩合集《朗誦愛情》等三部。
於曆史深處為心靈賦形
——評趙曉夢長詩《釣魚城》
◇李明泉呂嘉成
詩人威廉·布萊克曾寫道：“在一粒沙子裏看見宇宙，在一朵野花裏看見天堂。 ”詩歌如何在少則數行、多則萬句的抒寫中凝結精彩、看見天堂？特別是以史實為題材的長詩如何將煙消雲散、歸於塵土的曆史以詩的形式、思的述說寫史而非史，寫事而融情，生動表達詩人的情感訴求及其史學觀詩學觀美學觀，在跳躍的詩行中、在燃燒的字詞中凝聚智慧、看見宇宙？這一直是有追求的詩人們探討的課題。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對此作出了積極的探索和回答。一個試圖打撈曆史的詩人出生在史詩大國不知是幸耶還是不幸，漫長的曆史歲月裏藏著無數的故事和傳奇，但同樣卷帙浩繁的史誌、傳記、劇本、小說也橫亙在渴望著出彩、出新的詩人們麵前。
麵對王朝更迭、戰火與狼煙已成往昔，詩歌和史傳顯示出自身特點：詩歌以史實為基礎，卻以審美為旨趣；史傳收羅史料，奉真實為圭臬。文學與曆史看似是分岔的路，《釣魚城》卻找到了兩者隱秘的交叉點，趙曉夢懷揣深厚的故土情懷，稽古事之鉤沉，裁剪諸多史料，在曆史深處揮灑詩筆，為眾英雄心靈賦形，為一城池往事作傳。
一、研究性的詩歌寫作
傳奇史實當歌詠，詩人飽含著濃鬱的故土情懷與富有溫度的曆史意識，展開他對曆史的認知與審美把握。三江交彙之處的釣魚城在七百多年前的宋元交替的曆史舞台上充當著重要角色，從1235年蒙古帝國進攻四川到1279年開城投降，釣魚城一直在戰火中飄搖。麵對強大的蒙古鐵騎，釣魚城抵抗了半個世紀，它不僅擊斃了蒙軍前鋒總帥，更挫敗了雄心勃勃的大汗蒙哥侵吞四野的圖謀。這座固若金湯的城池讓蒙古帝國的皇帝為它而喪命，一城人之性命、南宋國祚、世界曆史“在這裏轉了個急彎”：蒙軍急速滅宋的計劃破產；在歐亞大陸勢不可當擋的蒙軍各部因爭奪汗位而發生內鬥，世界曆史因此改寫。最終，獨支一城難改時局大勢，又逢連年大旱，守城之將為保一城人生命不得不開城投降。
詩人趙曉夢生長在這座釣魚城下，自幼熟悉的釣魚城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便以它和它的曆史作為創作素材。詩人對故土和曆史不無虔誠與恭敬，為寫好長詩，準備了十餘年，掌握了幾百萬字有關釣魚城、有關兩宋、有關蒙古汗國和元朝的書籍與資料。與一千三百行詩相配的是五十多頁的注釋，地名、曆史人物、史實……詩人仿佛一位史學家，從眾多史書、地方誌、學術著作、古人詩文中扒梳材料，鉤沉。從史料走出的詩人，無意重構曆史和解讀曆史，而是“跟隨曆史的當事人，見證正在發生的曆史”。詩人意欲還曆史之原貌，他的辦法是用語言貼近曆史人物的生活日常與心跳，給予同情，理解他們在曆史中的所作所為，以“詩歌的名義，去分擔曆史緊要關頭”的人物所思所感。這是以曆史為題材創作詩歌所必須下的苦功夫。
二、“魚”的多重意象書寫
千行詩句如何容得下釣魚城曆經的波瀾壯闊，有太多的人和事等待書寫。趙曉夢以詩行為石壘，構建出自己結構森嚴的“釣魚城”。《釣魚城》淡化了曆史發生的線性時間，“召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九個人組成攻城者、守城者和開城者三個陣營，將全詩分為三章，每一章都有一首涉及釣魚城或川蜀抗蒙的古詩作為楔子，開啟該章；每一章都有一個“我的旁白”，即詩人自己進入文本，去講述自己創作時的心緒，成為理解詩人創作、情感和態度的憑證。“圍繞一塊石頭釣魚”，既是每個人物無可避免的命運，又是整合全詩和三章內部的核心意象。在釣魚城內外的蒙軍、宋將，抑或是帝王、將領、婦人，在魚、垂釣者、被釣者之間轉換。
第一章《被魚放大的瞳孔》的主人公是攻城者——蒙軍將帥。第一個出場的是帶著雄心而來，卻被一塊石頭——釣魚城阻撓了征戰的腳步，最後抱憾而死的蒙古大汗蒙哥；繼而是隨軍出征卻飽嚐喪夫之痛的皇後出卑，以及因血統和天賦而倨傲，最終客死他鄉的前鋒總帥汪德臣。“這是鷹和石的搏鬥，需要時間來發現對方的軟肋”，他們是騎在馬背上的剽悍“垂釣者”，是不可一世的草原雄鷹，江山宏圖是他們追逐的“大魚”。但是無論是所向披靡的大汗蒙哥還是自傲於血統與天賦的總帥汪德臣都有搬不走的“石頭” ——“合州東十裏那塊來路不明的石頭，\/截住了大軍的來路與退路”，“石頭隨手一個耳光，足夠我們在\/懸崖絕壁的深淵，回放自己的倒影”，誰都不曾想過久攻不下的小小山城竟然是自己的葬身之處。“三江彙合的\/半島太小，載不動沼澤泥淖裏慟哭的魚”，“一個異鄉人即使有\/鷹的名字，在垂直的噩夢裏，也走不出黑暗的沼澤地”。蒙軍被困在釣魚城外無法向前，生命陷於死亡的泥淖裏無法脫身，在麵對重創尊嚴與野心、嘲弄血統和天賦的“石頭”——釣魚城的時候，他們何嚐不是被無可奈何的命運所玩弄的“遊魚”？
第二章《用石頭釣魚的城》是南宋守城將士的篇章。精於運籌帷幄、大破蒙軍的餘玠，大挫蒙軍紓緩釣魚城危情的王堅，以及江河破碎的危局中苦苦支撐最終被囚的張玨，他們皆是忠勇無雙的驍勇之士，社稷將傾之際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把蒙軍鐵騎擋在釣魚城外。“用石頭的城釣魚。\/用內水外水做魚餌，\/用山的形狀做成魚竿，\/用激流和懸崖\/做成釣台\/……獨釣中原的石碑上，我不介意有無\/我的名字。 ”他們是釣魚人，以山石和江水為台。“仿佛隻差一步，我們就會被魚\/吞噬；仿佛隻差一步，魚就會咆哮湧入城門”，“青黃不接的一城人，\/像別人網兜的魚，想要翻身已是困難”。激流麵前，他們緊握釣竿，他們的“魚”是南宋朝廷岌岌可危的江山社稷，是包括他們在內的釣魚城一城軍民，也是來勢洶洶、勢在必得的強敵蒙軍。“這兩條魚\/兩筐餅，到底給了誰致命一擊？\/……有了讓\/巨人釣魚傳說複活的時間奇跡。 ”“釣魚”和“魚”的豐富性還在於傳說與史實的意涵：相傳釣魚城得名於一個巨人釣魚拯救災民的神話傳說；明代的地方誌記載蒙哥一次攻城時，王堅取城中鮮活大魚和麵餅贈送蒙軍，譏諷對方盡可烹魚吃餅，再攻十年，也攻不破此城。南宋將領力保江山和軍民的安危與神話傳說產生了跨越虛實的呼應與共鳴。
第三章《不能投降的投降》是詩的末尾，也是釣魚城的悲歌：守城將領王立，遭遇的是蒙哥“屠城的遺詔”、連年幹旱和無以營生的城內數萬民眾的生死，通過神秘出現的熊耳夫人與安西王相李德輝聯係，他最終決定將元人久攻不破的城打開，向元投降。“北兵的攻勢，複仇的宿怨卻讓他們\/有了石頭一樣的耐心。 ”“……魚是沒有了，釣魚的力也\/沒有了……”城外的元軍是懷恨在心的頑石，守城的王立是沒有絲毫籌碼可用的羸弱釣者，釣魚城內是無盡的饑餓與恐慌。開城者是城內的王立、熊耳夫人，也是城外的李德輝，他們是手握大權，在曆史的關鍵點上左右十多萬民眾生死的釣魚者，他們的“魚”是城中軍民的一線生機，王立和熊耳夫人不僅是毫無選擇的釣魚者，也是被困在釣魚城裏、最終被釣起的“魚”。
三、用語言雕塑人物性格
史書追求的是去感情色彩的客觀描述，但詩歌卻可以馳騁想象，化史為詩，以詩為史。《釣魚城》雖然是敘事長詩，但卻是以感情充沛的主要人物內心獨白構築骨骼和血肉。《釣魚城》似乎是一出話劇，讓人物依次登場展開內心獨白，詩人立足返回曆史現場，激活塵埃中的曆史人物，為他們的心靈賦形，細膩描繪他們的內心世界。
“再給我一點時間”是每一個人物開始訴說前的請求，詩人似將古人複活，又像是把詩中的時間定格在每一個人物彌留人世之際。麵對殘酷無情的光陰，每一個人物都呼求更多的時間去完成自己未竟之事，他們的心靈圖卷從此展開。
詩人用耐琢磨咀嚼、充滿內指性的語言細膩描繪人物內心的發展與變化。如攻城者蒙古大汗蒙哥，出征前的自負傲慢、久攻不下的焦慮不滿、決戰時的決絕勇毅、死亡來臨時的無力和臨死前的憤怒與遺憾，人物的內心徐徐展開，波瀾起伏，組成情感扭結的詩章。蒙哥的內心獨白和情緒在詩行中起伏跌宕，鮮活如在麵前：“落滿星辰的酒杯，眼淚撒了一地”，他的憂愁和決絕令人動容，“沒有哪座城池能阻擋\/鐵騎揚起的沙塵暴，沒有哪條\/河流能阻擋鞭子抽出的道路”，那些“被暫停的時間。\/被堆砌的怒火。\/被刺傷的尊嚴。被限製的呼喊”“必須擺脫時間的重負。\/必須與石頭城來一個了斷。\/這是七月最後的判決”。了斷是因為不能再僵持了，心理達到最後的極限了，然而，那抵抗的堅硬的“風的浮力隻是舉起我的手臂，\/它們飛翔的姿勢還沒打開，\/就被砲石與震天雷埋葬。 ”詩人對蒙哥的心靈賦形不是僵硬死板的，而是充滿生氣的。人物的內心隨著時局的變化而運動、發展，心靈之歌徐徐流淌。
詩人的心靈賦形在基於曆史進行細膩想象的同時，也兼顧了人物豐富性的開掘。詩人於曆史深處，把握曆史事件和人物生平，將人物在不同時期的心情描繪得豐富而細膩。如詩人對守城者餘玠的性格刻畫，栩栩如生。餘玠雖為書生卻長於兵術，在蜀期間積糧屯兵，構築山城防禦體係，在抗擊蒙軍上貢獻卓著，卻因南宋皇帝聽信讒言，在對朝廷急召的擔憂中匆匆撒手人寰。一個臨危受命卻鞠躬盡瘁、功勳顯著之人，卻為讒言而死，詩人把握住了餘玠這一令人唏噓的曆史人物其心靈的不同側麵，他的堅強、鎮定、鬱憤、無奈和悲涼都被悉數表達：“我確定我睡在丹桂和蜀葵之間，\/石頭做的枕席沒人能抽走……”石枕的堅穩正是餘玠防守的堅定寫照：“白衣書生匡複社稷的理想，\/就該在塵土的寬袍大袖裏飛。 ”“白衣書生遙不可及的夢想，\/被安置在黃昏撞破黑夜的孤獨裏。 ”書生守城的故事由此流傳。
人物心靈的豐富性不僅包含對一個人物內心不同側麵的展示，還包括在同一個“類型”的人物內部，不同心靈之間的區分與凸顯。如開城者王立與在開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熊耳夫人，二者最終都選擇了開城，但二者的內心是不同的。王立是一個雖然鐵骨錚錚但是不得不麵對現實的男兒，他是一城之主，但絲毫看不到轉圜的餘地：南宋已經氣數將盡；元軍有屠城的遺詔；城內是糧食與水的窘迫。他放棄了需要拿十萬多人的性命才能慷慨成就的所謂名節，最終開城：“一口八角井\/解決不了十七萬人的幹渴，\/兩千人的口糧養不活十七萬張嘴。\/……‘易子相食’的\/慘劇，時常刺痛我的耳膜和心髒。 ”“一城人低於糧食和水的窘迫，\/足以打開英雄氣短的城門，足以\/逶迤群山的良心，直指虛偽、貪婪、\/苟且偷安的軟肋。\/……後世的非議，我已經無暇顧及!”這是何等關注百姓生命勝於個人名節的大丈夫偉丈夫啊！熊耳夫人是一個柔情軟媚、偏逢亂世而身不由己的婦人，她並沒有名節江山社稷的宏論，也沒有民不聊生的悲慨，隻有渴望活下去的信念：雖然“從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的附屬品，\/熊耳夫人隻是我的名號”，既然“亂世的秋千能把我蕩到釣魚城，\/卻不能蕩出我想要的歸宿”，她卻要把眾人的生命看得高於一切。她對王立說：“你肩膀頂著\/十萬顆腦袋，舍不下是你心中\/苦楚所在。\/……社稷不過是貴族身上的錦緞，繡不出\/煙熏火燎的花紋。糜爛的褻衣體麵\/抵不了人間的尊嚴。 ”為了十萬生靈，唯有開城活命。
詩歌最重要的是語言，詩人最高明的藝術在於詩語。詩歌言語在於指向語言本身的審美性，具有雕塑賦形、意蘊深長的節奏和結構。《釣魚城》中不乏這樣的詩語，如：“牛群羊群的天涯退至草根，馬背上\/黃昏把斷腸人的枯樹壓低。 ”“山高水長的眼睛，榨幹了繁花\/盛開的身體。 ”“尖銳的聲音如同尖銳的石頭，\/劃破夜晚，在瓶中靜臥，\/在鬢影零亂的鏡子裏發泄不滿。 ”讓人讀來頓覺漢語言的內在張力和韻律感。
《釣魚城》是一首蒼健而悲慨的長歌，曆史的跫音回蕩其中，閃爍著今人的智慧光耀和詩性意味。不難辨認，詩人在英雄主義情懷中傳達著對人類、對命運深沉的悲憫、同情、詩思與史思。《釣魚城》將與釣魚城同在。
原載《星星》詩刊2020年第4期理論刊〈作者簡介〉
李明泉，1957年5月生，四川宣漢人，二級研究員。主要從事文學評論、文化產業、企業文化、建築文化等領域的研究。曾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現為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谘詢委員會委員、四川省文聯副主席、成都市政府參事、四川大學博士後合作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等，係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四川省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等。
呂嘉成，四川省社科院碩士研究生。
抒情史詩寫作的漢語現代性契機
——論趙曉夢《釣魚城》
◇邱正倫
摘要：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一出版就引發了當代詩歌界的熱議。筆者以為，趙曉夢的《釣魚城》不僅是一部長詩，而且是一部當代抒情史詩意義上的作品。從漢語詩創作的角度看，《釣魚城》存在著漢語寫作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過程。其中的古典形態主要集中表現在漢語言的意象特征，現代形態主要集中在詩篇構成的結構營建和敘述特征，連接古典形態和現代形態的中介與通道是貫穿於整部詩集的抒情激流。總體而言，趙曉夢的《釣魚城》寫作行為暗示出他的創作意誌始終是從前者向後者傾斜，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傾斜，從曆史題材向現代詩境傾斜。隨著這種創作方式的不斷推進，曆史與現實、事件與抒情之間形成了詩人寫作中的內在張力，從而很好地實現了漢語在長篇抒情史詩中的現代性轉換。本文力圖從題材肌質、曆史與現實、語言學等方麵來解讀與闡釋這部長篇抒情史詩的現代性契機及寫作的精神指向。
關鍵詞：釣魚城抒情史詩漢語詩歌現代性契機趙曉夢2019年出版的《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將長詩的寫作話題引向桌麵。不到半年時間，這部詩集兩次印刷，且在純文學領域引發持續不斷的熱議，實屬罕見。在閱讀和驚奇之餘，引發了筆者更進一步的興趣和思考。整部詩集的寫作裏洋溢著濃厚的抒情色彩與史詩氣質，尤其是那種將漢語寫作從古典抒情詩、言誌詩、意象詩形態向現代抒情史詩轉化的寫作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寫作實驗與探索路徑。這裏筆者並不準備直接從《釣魚城》與當代長詩寫作的寬泛關係來展開討論。或者說我們很容易將長詩寫作與史詩寫作、抒情史詩寫作安放在同一個文體範式中籠統對待。事實上，它們之間隱藏著巨大的差異性。本文將趙曉夢《釣魚城》的創作置於抒情史詩、漢語詩歌的現代寫作轉型的背景中做係統闡釋。筆者以為，長詩是詩歌寫作中的外在形製，可以歸為詩歌的語形學；史詩是一種莊嚴的文學體裁，內容為民間傳說或歌頌英雄功績的長篇敘事詩，它涉及的主題可以包括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傳說，可以由此歸為詩歌寫作中的語義學；抒情史詩則兼具長詩寫作、抒情詩寫作、史詩寫作的綜合效應，本文將之歸為詩歌寫作中的語用學。基於此，本文將重新回到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麵來予以探討和闡釋。從內容的角度，我把趙曉夢的《釣魚城》歸納到抒情史詩的寫作範疇；從形式的角度，則將其納入到有關漢語的現代性範疇中予以考量和闡釋。
一、題材的千載契機
趙曉夢的一千三百行長詩《釣魚城》，共分三個篇章：“被魚放大的瞳孔”“用石頭釣魚的城”“不能投降的投降”。這三個篇章敘寫的是發生在潼川府路合州釣魚城長達三十六年的“釣魚城之戰”。這場戰爭是南宋王朝與蒙元大軍之間的生死決戰，是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上的一場具有重大意義之戰，創下中外戰爭史上罕見的以弱勝強的戰例，釣魚城因此被譽為“上帝折鞭處”。整部詩集“正是以這場改變世界曆史的戰爭為背景，試圖用詩歌的形式，還原發生在中世紀中國大地上這場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衝突與較量。當然，這也是首部以‘釣魚城之戰’為創作題材的長詩” a。趙曉夢在創作後記裏題寫的這段文字，引發了筆者對《釣魚城》寫作中的題材思考。
一首長詩的寫作與題材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趙曉夢深諳其中的道理。這就像土壤與樹木的關係，有的土壤隻能生長出灌木，參天大樹對它植根的大地有著絕對的內生性聯係。按照詩人吉狄馬加的說法：“當下長詩的寫作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熱潮，但說實話對這種現象我始終抱有某種警惕。 ”b筆者讚同吉狄馬加的a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40頁。 b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頁。
看法，從表麵上看，長詩的寫作似乎僅僅是篇幅的加長，實則並非如此。依照筆者的看法，長詩不僅是一種體裁，更重要的是詩歌內在精神能量的容積標配。僅僅從詩篇的長度上做文章，或者為賦新詞強說愁地硬性添加，不要說沒有遵循長詩的精神力量原則，僅就詩歌的體裁而言，也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說得更直接一些，長詩是檢驗詩歌寫作意誌的精神尺度，是內在能量的結構衝動使然。因此，從曆史題材、戰爭題材來考察趙曉夢《釣魚城》寫作契機應該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環節。這不僅因為釣魚城本身具有的曆史地位和在世界軍事史、戰爭史中的顯赫地位，而且也因為《釣魚城》作為一部長詩、一部抒情詩、一部史詩、一部抒情史詩的寫作目標所必須。
從長詩寫作、抒情詩寫作、史詩寫作的題材體量上、地位上、資源上考量，釣魚城的曆史事件價值當然性地具備這種寫作規模的能量儲備。如果僅從地理空間屬性來看，這個位於今天重慶市合川區的釣魚城，不過是一彈丸之地，不足掛齒。但正是這一彈丸之地，讓“世界曆史在這裏轉了一個急彎” a，從而使得釣魚城的曆史場景變得宏大而遼闊，蘊藏的文化價值幽深而持久，經受得住廣泛的開采與鍛造。詩人在《釣魚城》創作後記的開篇中寫到：“那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也是一場改變世界曆史的戰爭。 ”b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評價說：“釣魚城在一個世界規模的軍事事件中發揮了影響，一根釣竿釣起了世界之重。 ”筆者對此也有同樣的感觸：“釣魚城是加蓋在世界史扉頁上的一枚圖章。 ”由此可見，釣魚城作為史詩寫作的題材構型是相當可靠的，飽滿的，不可多得的。撇開時間古遠因素，甚至可以說，釣魚城題材所及的內容、地位、體量、曆史價值的含括，與古希臘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有著一種曆史文化的精神契合。
長篇的史詩性寫作，對題材的要求無疑是基礎性的，首要的。但是，具備了這種基礎性的、首要的題材因素，是否就能自然而然產生出長篇史詩性作品呢？前麵引述趙曉夢後記中的文字：“當然，這也是首部以‘釣魚城之戰’為創作題材的長詩。” c這裏固然蘊藏著趙曉夢寫作《釣魚城》獨有的自信心和藝術意誌，但同時也給我們提出了相關的話語思考。既然釣魚城的史詩寫作資源、寫作礦藏a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38頁。 b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38頁。 c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38頁。
如此豐富深厚，那麼為何時近千年，卻無人染指開采，直到趙曉夢的《釣魚城》麵世，這種史詩的寫作機緣才得以實現，釣魚城之戰的史詩能量才終於獲得釋放？或許曆史本來就存在這樣的蹊蹺，我們可以探索與追問，但不需要匆忙地作出結論。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認定的，每一部文學作品的產生注定存在著它的曆史契機和詩人作家的虔誠準備。或許可以這樣說，趙曉夢獲得書寫《釣魚城》這部史詩的時間契機，確乎存在著某種偶然性和機緣性。但就趙曉夢的寫作準備而言，《釣魚城》這部長篇的抒情史詩由趙曉夢來完成則是應運而生。特定的出生地、文學特招生、都市報編輯等身份，應該說為《釣魚城》的寫作奠定了最起碼的基礎。僅僅如此恐怕也還不足以達成眼前的現實，用趙曉夢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寫作。不僅是寫作時間長，寫作的準備時間更長。 ”a經過這種表白，我們得知，趙曉夢的《釣魚城》寫作絕不是一朝一夕的創作衝動，而是更長時間、更深積澱的寫作焦慮爆發所致，是趙曉夢文學創作成長曆程的無意識爆發所致。正是基於這樣的文學沉積，趙曉夢才可能用史詩的寫作方式來麵對他一直熟悉但又突然陌生的釣魚城；正是在這樣的創作準備中，釣魚城之戰曆經千年等一回的寫作契機降落在趙曉夢的筆下。可以說，這部詩作的麵世，是釣魚城和趙曉夢二者之間的雙向選擇，是曆史與現實一次史詩性的合盟。
“熟悉的城一直都在。但那些在曆史中隱身的人我卻猜不透。 ”b從寫作者的生命存在語境而言，“熟悉”與“陌生”、“敞亮”與“遮蔽”一直是趙曉夢所必須麵對，它既是寫作中的困境，也是寫作中的契機，或許它是檢驗一位作家、一位詩人寫作意誌的通關口，必須麵對和經曆。在談到《釣魚城》的寫作時，趙曉夢總是像第一次談論一件事物那樣談論自己的出生地和成長。“因為，我就在釣魚城下出生、長大，當年宋蒙兩軍交戰的‘三槽山黑石峽’，就在我家門口的龍洞沱瀝鼻峽。” c從小就在釣魚城的每一塊石頭上跑來跑去，從釣魚城每一個人物的故事到其間的每一個石縫、每一條魚，似乎都在擠進趙曉夢的筆端。
用石頭的城釣魚，故國三千裏的
a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40頁。 b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41頁。 c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40頁。
繁華雖不見得能還原，但後世的
墓碑將會確認，我能釣到大魚，
也能釣出曆史的斷編殘簡。
靜靜的嘉陵江，古老的釣魚山，
用石頭釣魚！用石頭的城釣魚！
築城人見過的那個老漁翁，
每個夜晚都在出入我的夢境。
這裏的一切構成了詩人寫作的原動力。一寫到釣魚城，那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石頭，城市，魚蝦，這些意象就在詩句的流動中渾然一體，彼此之間似乎沒有任何分別。由此，我們可以窺探到趙曉夢的寫作始終與其童年、少年的成長生活情境保持著無意識的深層關聯。那些有關童年、少年時期的生活記憶像電影膠片一樣在詩人的寫作中閃現。童年在石頭城玩耍、奔跑，在石縫中尋找和追蹤魚群。後來幹脆在漢語的引誘中，用石頭釣魚。於是寫下了這部抒情史詩《釣魚城》。這讓我想起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馬爾克斯在馬孔多小鎮的魔幻書寫，通過吉卜賽人用磁鐵創造魔幻世界，進而得出“東西也是有生命的”結論。趙曉夢用魚放大瞳孔，讓詩行串起石頭去釣魚。這真的不得了，讓我們終於在史詩的抒情狀態中接近當年的曆史，參與當年曠日持久的世界戰爭。馬爾克斯用平常的生活去追蹤馬孔多小鎮上的魔幻故事，趙曉夢則用一場改變世界曆史的戰爭喚醒了沉睡多年的石頭。
二、在曆史與現實之間
趙曉夢在麵對曆史題材、曆史事件、戰爭場景的寫作時，始終保持著曆史事件與現代語境之間的張力關係。這不是通過詩歌回顧曆史事件，重現戰爭的真實場景，也不是站在現代視角自以為是地去解讀一番曆史，而是以現代書寫者的姿態與釣魚城之戰中的曆史人物、山山水水、江楓漁火展開詩性的對話與交流。“我寫釣魚城，不是去重構曆史，也不是去解讀曆史。我要做的，就是跟隨曆史的當事人，見證正在發生的曆史。 ”a就這一點而言，正好印證了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 ”這裏的所謂正在發生的曆史和當代史也不是被當代人任意宰割的抽幹了當時曆史血液的符號存在，而是飽含著曆史與現實之間對話的生命存在真實，或者說是曆史的重現與複活。從此，釣魚城就在趙曉夢的史詩性展開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契機，從而讓曆史開口說話，變得生氣勃勃，曆史在閱讀中生動地向你走來。
趙曉夢在《釣魚城》中，結構的經營模式奠定在曆史語境與現代語境之間，寫作的本原推動力則交付給戰爭中的人性力量。他打破了一般寫作曆史事件的常規模式，回避了戰爭雙方孰是孰非簡單歸類的做法，而是將戰爭還原到人性深處的方方麵麵。在那裏開掘人性中的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愛與恨、生與死等生命存在中的原始礦脈。並由此回避和逃離傳統塑造英雄形象的寫作模式，讓每一個人都重新現身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包括詩人自身也不側身世外，而是還原曆史情境，建構詩性意義上的曆史真相。
我得給自己的留下找個恰當理由。
拒絕所有好意的昏迷，萬事
置之身外，
以自己的輕戰勝不可一世的重，
以一根釣魚竿繼續未竟的使命。
“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劉勰的這一說法對解讀趙曉夢的《釣魚城》寫作有著簡潔精準的切入。曆史是一個集成塊，詩人將自己的曆史情懷灌注在寫作的電路之中，通過不斷的點擊讓詩行中的燈火照亮。詩行中的情感激流將曆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形成了整個寫作河床中的情緒張力。史詩的寫作不是曆史事件的直接截取和挪用，而是在重新返回中的一次次陽光照射。猶如海德格爾所言的遮蔽與敞亮，簡單地截取與挪用曆史，寫作就隻能處在曆史的遮蔽或者說遮蔽曆史的過程中，隻能構成失語的寫作狀態；包含理解的激情寫作，則會a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47頁。
給沉睡中的曆史一次蘇醒與敞亮的機會，由此形成的詩性言說就會因此成為真正的可能。趙曉夢深諳這種寫作的路徑與通道，他在後記中說：“後人回望曆史，無法擺脫過後方知、自以為是的精明。重塑曆史，無疑會使曆史發生偏差，因為已經發生的曆史往往摻雜了後人太多的‘私貨’，從而讓曆史在不斷複述中被誤讀。每拔一次，真相就被灰塵覆蓋一次，最終成為蠶繭裏的蛹。 ”a 由此，趙曉夢回避了眾多寫作者熟悉的寫作套路，他主張返回到釣魚城之戰的曆史情境中去，而且這種返回不是彎道超車，他不允許自己這樣匆匆忙忙，他必須學會減速，學會具備耐心。這種減速的寫作方式在當下一切都在加速、快速、急速的時代語境中是極端少見的，也是難能可貴的。或許還可以這樣說，隻要觸及到曆史，我們就應該具備一種虔敬坦誠的心態，而不是急功近利，不是成功壓倒一切。“說通俗一點，就是以詩歌的名義，去分擔曆史緊要關頭，那些人的掙紮、痛苦、糾結、恐懼、無助、不安、坦然和勇敢。試圖用語言貼近他們的心跳、呼吸和喜怒哀樂！感受到他們的真實存在，與他們同步同行，甚至同吃同睡。這樣可以最大限度還原他們的生活日常，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理解他們所有的決策和決定。 ”b 在塑造人物形象的過程中，趙曉夢盡可能回避標準化、模式化的人物描寫，回避“主山高聳，客山作揖”的外在造型範式。不管是對攻城者還是對守城者，詩人都回避了選邊站的做法。當然這種回避選邊站的做法並不是放棄寫作進程中的審美立場，相反是擯棄那種外在的類型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方式，將自己的審美立場直接嵌入曆史人物的命運之中，還原這些曆史人物的命運情景，保持“零度寫作”的審美底線。這樣做的結果，不僅不會傷害曆史事件本身的真相與尊嚴，相反會讓寫作中的曆史更加真實與靈動，會讓曆史重新抬頭說話，一切都鮮明生動。吉狄馬加在為該詩所作序言中評價稱：“趙曉夢既能跳出個人的偏好，也略過曆史事件的具體糾葛，將目光和詩鋒對準曆史親曆者的心靈，錄製他們的情感風暴，以細枝末節來透視人性深處的幽光，展示人性的豐袤和廣闊。 ”c a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47頁。 b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147頁。 c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2頁。
再給我一點時間——長生天！
讓我醒來，給草原的遺囑留點時間。
彎弓揚鞭，一塊石頭來得太突然，忘了讓誰繼承祖宗的江山？
被石頭暫停的時間，心跳進入倒計時。
憤怒和恥辱關不住牙齒的穿堂風，你們聽到的，將是我留給人世最後的紮撒：
“不諱以後，若克此城，當盡屠之。”
詩篇開始的地方，也是“釣魚城之戰”開始的場景。對蒙哥汗戰死的場景，詩人避開了長篇敘事史詩的一般寫法，避開了場景描繪，而是回到蒙哥汗的遺囑中來，回到曆史人物的內心交代中。我們在閱讀到這一係列詩行的時候，不是看到戰爭的具體場麵，而是聆聽曆史人物的內心述說。時間在蒙哥汗的述說中仿佛停止下來，時間的翅膀在草原上盤旋。這種寫法，讓閱讀者既忘記了詩人的寫作，又忘記了自己的閱讀。唯一的經驗就是讓你同時穿越七百多年的歲月阻隔，讓你置身在這一場景之中，去聆聽主人公的心聲。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真實，閱讀者可以由此觸摸到現場人物的心跳與氛圍。具體的戰爭場麵漸漸隱去，曆史事件在現代的語境中逐漸複活與顯現。“被石頭暫停的時間，心跳進入倒計時。 ”精準到刻骨銘心的位置，讓你忘記詩人在寫作的行為。仿佛時間的沙漏在這裏出現倒流，不是相隔數百年的曆史人物漸漸遠去，而是閱讀者自身已經回到了那個時刻。直到詩人寫出蒙哥汗的遺囑：“不諱以後，若克此城，當盡屠之”，我們才知道這是已經發生過的曆史事件，事件還原到曆史的維度上，還原到蒙哥汗真實的心願中。即便如此，作品也沒有落入一般寫作套路的窠臼，沒有在這裏對寫作中的人物下結論，而是讓這種情景與情緒進一步沿著曆史與現實的內在張力不斷展開。
趙曉夢在《釣魚城》的整體寫作中，一直秉持這種寫作策略。將漢語詩歌的抒情傳統、意象傳統、直覺經驗灌注在釣魚城的曆史事件、曆史人物的敘事結構之中，由此形成客觀敘事和主觀抒情的意象營建張力結構係統，既保持了敘事結構的嚴謹性，又讓敘事結構擺脫了因單一的敘事方式導致的情感枯竭和審美空乏，從而贏得了漢語詩情表達的激蕩性和躍動性，形成了敘事結構的堅固基礎和史詩的畫麵剪輯、組結、交替進行的詩意境界。從而很好地解決了漢語抒情史詩的現代性困擾，獲得了漢語在抒情史詩寫作中的現代性契機。
再給我一點時間。一城人的心跳
嚴重脫水。寒冷和幹旱坐實了
我們的饑荒。飛鳥和猿猴的哀鳴，從山腰漫漶開來，正月的風
吹不開海棠也吹不發牆草，
廢墟中的釣魚城，生命進入了
枯水期。
詩人在這裏坦然自己的曆史態度，或者說是以詩人自己的曆史感受、曆史情懷來對釣魚城之戰中的人物進行道德辯白，有意識繞過那種根據既定的曆史倫理對曆史人物進行道德審判，而是直麵曆史事件的存在真實。因此，這裏存在著詩人寫作中的選擇與偏見。韓少功認為：“不是出於一種廉價的戀舊情緒和地方觀念，不是歇後語之類的淺薄的愛好，而是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一種審美意識中潛在的曆史因素的蘇醒，一種追求和把握人事無限感和永恒的對象化的表現。” a按照一般的理解，“投降”始終是一種恥辱，英勇就義才是唯一的價值正道。不言而喻，這是一種抽象的曆史觀。趙曉夢在這裏，從某種意義上說，感受到了這種曆史倫理的精神逼問，他沒有按照一二章“被魚放大的瞳孔”“用石頭釣魚的城”的詩化哲學擬題，而是直接采取了“不能投降的投降”這一哲學思辨標題。這一章的正文開始就直接導入詩人自己對曆史人物的辯護，“再給我一點時間。一城人的心跳\/嚴重脫水……”由此可見，不能投降是抽象的、道義上的，而最終的“投降”是被迫的、不得已的，同時闡明了隻有投降才是符合曆史真實、生命真實、道德真實的必然選擇。
a易英:《學院的黃昏》，湖南美術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7頁。
詩人毫不掩飾自己的曆史態度。這種曆史態度包含著兩個層麵：一是必須尊重曆史事件，所有的詩性生產必須是從釣魚城之戰的曆史事件中來，而不是虛妄地捏造；二是必須基於曆史事件的當代語境，擺脫曆史事件的當代語境，這種曆史事件就是無意義無生命氣息的材料堆放。趙曉夢在曆史事件與當代語境的張力係統中達成了詩性展開運行的敞亮通道和嚴謹堅實的內在結構。
如何穿越曆史事件與當代語境之間的阻隔，它不是簡單意義上曆史與現實相加的方式與結果，不是一個數學意義上的量的累積，從根本上說，就是詩人的生命存在狀態與曆史事件中生命存在狀態的交織與融合，詩人的寫作語境正好是這種生命存在狀態的敞開與澄明顯現。
詩人歐陽江河在談到寫作中的曆史觀時認為：“我們稱之為曆史的東西，實際上並不是已知時間的總和，而是從中挑選出來的特定時間，以及我們對這些時間的重獲、感受和陳述。” a趙曉夢在《釣魚城》寫作中的結構性布局，對曆史的時間維度進行了選擇與重鑄。詩作中的時間鏈條已經不是七百多年前的外在時間鏈條，我們從詩中感觸到的時間是重新開始的時間，是整部詩集營建中的時間。全詩總共三章，每一章都是從“再給我一點時間”開始的。在筆者看來，這並不是一般性達成寫作手法的呼應，而是更本源意義上的擊穿，是時間的重新聚集。按照歐陽江河的看法：“它一旦從已知時間中被挑選出來，就變成了未知的、此時此刻的、重新發明的。 ”b或者可以這樣認定，一首詩在對待曆史時間的問題上，所有的時間因素都呈現為一種語境中的存在，所謂的時間之花隻能在語境之樹上迎風綻放。
三、漢語的現代性指向
審視《釣魚城》整部詩集，不難發現趙曉夢持續而強烈的寫作訴求，這就是致力於漢語文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實現漢語詩的現代性轉型。這種轉化與轉型實質上就是對漢語詩寫作的重塑與再生。其中，既包括對古典詩詞美學傳統的重塑與再生，也包括對古典詩詞文體形式的重塑與再生。中國古典漢語詩文體傳統a歐陽江河：《站在虛構這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年 7月版，第 59頁。 b歐陽江河：《站在虛構這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年 7月版，第 59頁。
源遠流長，文體資源豐富多彩，可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四言五言，律詩絕句，詩詞歌賦，應有盡有，但就整個漢語古典詩詞的發展而言，作為寫作中的史詩篇章一直沒有出現，甚至包括長篇的詩歌寫作也不多見。《離騷》《將進酒》《長恨歌》《琵琶行》等古典漢語名篇雖然篇幅並不算短，但從根本上講，它們依舊隻能劃歸在抒情詩領域，與史詩分屬截然不同的係統。中國是詩的王國，其主要基於漢字的詩性土壤。但這種詩性土壤似乎更多適宜種植短篇的抒情詩、抒情歌謠。詩言情、詩言誌，歸根結底是抒情文學的基因譜係。
漢語留給我們的文學遺產實在太豐厚，同時給我們傳承下來的寫作法度也可謂壁壘森嚴，幾近嚴苛。我們該怎樣麵對？在筆者看來，繼承不是照搬，不是複製印刷。放眼過去，古典詩詞琳琅滿目，浩若星辰，它為中華詩國留下來連綿不斷的高峰，迄今令世界尊崇與仰望。在這連綿不斷的詩詞文學高峰中，漢語是其中最核心的基礎，或者說漢語是構成這些高峰的骨骼，而漢字則是構成漢語骨骼的每一片基石。中國詩歌史上每一次高峰的出現，都是對漢字作為基石的重新排列與組合。從四言五言到絕句律詩，從詩經、楚辭、魏晉風度到唐詩宋詞元曲，無不如此。問題正好出現在這裏，由於漢字與生俱來的象形與音韻，導致漢語詩詞差不多都是在格律化的進程中演進，包括音韻平仄的規範化製定。因此，我們對漢語的理解主要基於漢字的象形功能，對其敘事的結構功能、語義功能、語用功能的開發卻受到相應限製，也由此導致漢語在向現代性轉型過程中經受了太多的挫折和磨難。迄今為止，這種挫折與磨難依然伴隨著漢語詩歌寫作的種種挑戰與突圍。不可否認的是，漢語詩在向現代性轉型過程中，經曆了幾次極為重要的探索階段。總體而言，大略經曆了三個時期：20世紀初期的現代詩運動（包括白話文詩歌寫作，但其不是主體部分）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主要指20世紀70年代末至20世紀80年代的朦朧詩時期，這是漢語詩現代化的決定性時期，也可以說是漢語詩現代化的黃金時期；漢語詩現代化的第三個階段，就是接續朦朧詩之後的多元探索時期，這個時期正處於方興未艾狀態。在討論趙曉夢《釣魚城》抒情史詩的寫作向度時，不交代漢語詩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肯定不行。我甚至認為，沒有漢語詩的現代性轉型，就不可能真正意義上出現長詩的寫作，更不要說是抒情史詩的長篇巨製。或許有人會拿出《格薩爾王》《江格爾》等史詩作品來說事，問題在於它們的成篇並非某一位詩人作家的寫作所為，大多是民間的口述整理集結而成。這和我們當今的漢語詩寫作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好比言語和語言的差異。詩寫作是語言的集中建構，而非隨意性的語言堆砌和散亂。因此，漢語的現代化是抒情史詩創作的必備條件，一旦缺失漢語的現代化轉型，任何史詩的寫作都隻能是子虛烏有。
詩人昌耀認為：“詩，自然也可看作是一種‘空間結構’，但我更願意將詩視作氣質、意緒、靈氣的流動，乃至一種單純的節律。 ”a長篇的敘述抒情史詩無疑會打破古典詩詞的固定格局，詩行不再成為漢字共同體的空間結構和劃定標準的音韻節奏。長篇抒情史詩的寫作從根本上必須顛覆這種早已規定好的句式，現代自由詩的寫作必須是流動的不受阻的，正是這種品質一直追逼漢語的現代轉型。讓漢語重新獲得自由呼吸的心肺功能，漢語的現代性曆程不僅沒有丟棄其獨特的意象功能和抒情功能，相反，漢語一旦獲得自由呼吸的心肺功能之後，長上更加浪漫飛行的翅膀，將使得其敘事、抒情、意象營建無拘無束，跌宕起伏，淋漓盡致。
天下再大，不過是馬蹄的一陣風。
祖先和兄弟打馬走在風中，
黃金家族的名號，壓得烏雲
喘不過氣。沒有哪座城池能阻擋
鐵騎揚起的沙塵暴，沒有哪條
河流能阻擋鞭子抽出的道路，
也克蒙古兀魯思的寬大外衣，
抹去部落認同感。生死寬敞的大地，丈量不出斡耳朵的遼闊。
珍珠瑪瑙在孛兒隻斤的庫房
堆出灰塵，高原上的哈拉和林，
張口就是世界方言。
這種敘事、抒情、意象營建的寫作方式無疑是漢語現代性標誌。詩行的流a張廣昕：《昌耀詩歌文體變遷的內在邏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 12期，第 63頁。
速不是依據已有的寫作範式，而是全然倚仗詩人內在的情感推動，或舒張，或緩慢，或激越，或清風徐來，或狂風驟雨。不僅寫作中的詩人如此，我們閱讀者也毫不例外。有時被詩行的流速逼得喘不過氣來，有時又不得不因為詩人展開的詩意畫麵在那裏流連忘返，樂不思蜀。這一切都是在漢語獲得現代性的語境下才能獲得的詩歌寫作和詩意暢享的自由境界。這正如詩人閻安所說的：“真正成熟而優秀的現代漢語詩創造者，他僅僅有曆史意識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有時間意識……” a閻安這裏的時間意識不是抽象的時間所指，而是特指詩人所處的時代語境，這種時代語境包括語言文字自身的時代麵貌。
在《釣魚城》的寫作中，趙曉夢摒棄了寫作者全知全能的創作模式，開啟了與曆史人物對話交流的語言平台。作者通過寫作，達成了與曆史人物一起生活、一起謀劃、一起想象、一起感觸、一起體驗的現實狀態。從第一行詩開始：“再給我一點時間——長生天”，到全詩結束中的“過去變得遙遠。過去發生的一切\/都可能在未來重演，反正下麵有那麼多彎曲的骨頭\/撐著睡姿”。這種詩寫作的倫理轉向已經不是傳統詩歌寫作的倫理模式了，而是現代詩學的共同體原則。巴赫金在談到言語行為形式的對話時有過這樣的觀點：“對話是語言中反映說話者之間相互關係的語言形式。 ”b這意味著對話是相互依存的個體之間語言的雙向作用，它在兩個主體間展開。
再給我一點時間。這潮濕幹冷的
深宮後院，這昏睡的海棠和蜀葵，在慘白月光環顧下，已經沒有了
往日的佳期如夢。
掛滿淚珠的眼睛，有些看不清你
酒碗裏的心思。盡管我的靴子藏著身份的秘密，也得等你從碗底的
a房偉：《展現漢語詩歌的獨特魅力》，《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 8期，第 65頁。 b周彥華：2016年博士論文《“介入性藝術”的審美意義生成機製研究》，第 89頁。
餘醉中醒來！
在這一相互對話、相互交流的過程中，詩人似乎早已忘記了自己的言說身份，代之轉化為細心傾聽者的身份。傾聽曆史人物的再次言說與心聲，作者將自己還原到當時的曆史情境中去，自己由此轉變成一個參與者，一個傾聽者，一個對話者，從而形成與曆史人物之間的融合關係與認同感，借以達成詩性流動的共生狀態。有關這些，可能就是詩人吉狄馬加在談到《釣魚城》時說的：“趙曉夢是一個有大愛的詩人。 ”
沒有進取心的道路，丈量不出
馬蹄的腳步。
氣吞山河的絕望，
在石子山的漢帳長出苔癬。
被暫停的時間。被堆砌的怒火。
被刺傷的尊嚴。被限製的呼喊。
在石頭裏發酵表情。
趙曉夢在《釣魚城》的寫作中，回避了單一的創作方式，出現了巴赫金的複調表達方式。或者可以這樣說，《釣魚城》是語形學、語義學、語用學的詩學疊加，是敘事詩、抒情詩、電影詩綜合構成的抒情史詩。這是《釣魚城》整體構型所呈現出的藝術風格。如果從這首詩的內在機理考察，詩人往往省略了“曆史事件的具體糾葛，將目光和詩鋒對準曆史親曆者的心靈，錄製他們的情感風暴，以細枝末節來透視人性深處的幽光，展示人性的豐袤和廣闊” a。這樣，詩人擺脫了寫作過程中的敘事拖累，贏得了抒情、言誌、狀物的自由意誌，包括詩意的汪洋恣肆，意境的遼闊營建，一切都水到渠成，自然天成。
a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 11月第二次印刷，第 2頁。
就此而言，抒情詩、意象詩是漢語文學傳統中的核心存在，但文言漢語在長篇抒情史詩的發展一直就不夠充盈飽滿。長詩的寫作契機確實是漢語在不斷現代性的語境下才得以實現，長篇抒情史詩的寫作契機也自然而然地和這一現代性相遇而成為現實可能。趙曉夢的《釣魚城》寫作非常充分地印證了這一點。
每一天仿佛都從墓前走過，每一步仿佛都在跨越生死，時間的城牆上，宋的旌旗在硝煙裏遍植死亡。
失去重慶失去糧食和水，釣魚城
單薄的棉衣扛不住北風凜冽，
城有多大，孤獨和恐懼就有多大。
國事飄搖，饑餓無期，風一天天
吹瘦人一天天減少，被閑置的
深宮大院無人會意，被感傷的抱負不能按理想行事。
一城人的生死清角吹寒，廢池喬木裏沒有沽名釣譽，時間的長河裏沒人能留下幹淨名聲。即使頑固的石頭，也會被時間刪繁就簡。
趙曉夢在《釣魚城》的結構營建過程中，拋棄了傳統詩歌寫作的線性敘事手法，采取立體的、變動的、多維的、重疊的詩性表達手法，將敘事長詩的寫作放置在多重視角、多重鏡頭的交替轉換的結構營建中，有意識阻斷線性敘事的客觀路徑，放縱敘事的主觀感受和情緒張力。鏡頭不斷切換、重疊、交織，以此形成整首詩的城堡結構。在這一城堡結構中，詩人有意識讓這種情感激流繞城穿越，並迫使這種情感激流在迂回曲折的進程中去擾動語言的正常秩序，使詩句朝著陌生化、戲劇化的方向延伸與發展。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晏殊《浣溪沙》）當今仍有不少詩人夢想重現古典漢語詩的這種光榮，諸如“新格律詩”“新意象派”“新詩詞歌賦”“新鴛鴦蝴蝶夢”等等，七零八落，不亦樂乎，其結果並不樂觀。如果僅僅是出於個人誌趣，小情小調，把玩把玩，這倒沒有什麼。但如果在當代語境下，要硬性地推動漢語的詩詞複興、文言複興，那就不是維護漢語文化的美學傳統，而是對漢語現代化的文化隔離，甚至是戕害。筆者從晏殊的《浣溪沙》讀出來這種特定的意涵。非要從語形學角度去推動古典漢語詩詞的發展，肯定是徒勞的，隻能是“去年天氣舊亭台”和“無可奈何花落去”；真正要推動漢語詩的繁榮與發展，麵對文言漢語、古典漢語、古典詩詞，我們要做的是吸吮其精神乳汁，而不是簡單地全麵複製與挪用。或者說必須調動和把握漢語的現代契機，“似曾相似燕歸來”的詩學前景才會迎麵而來。因此，長詩的寫作、史詩的寫作、抒情史詩的寫作，實際上既是漢語寫作的現代性需要，也是漢語寫作的現代性必然。這種現實說明什麼？無非闡明漢語自身需要與時俱進，漢語需要現代化，需要從“花叢間、柳蔭旁、小橋邊、煙柳巷、風花雪月”中移出，需要給玲瓏剔透的漢語解壓，讓漢語直麵現實生活、直麵曆史、直麵人生。隻有這樣，漢語才能重新喚醒自己的生機，承擔起全新的使命，重現詩國的榮光。
〈作者簡介〉
邱正倫，西南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人類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教育部藝術教育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華美學學會會員、國際美學學會會員、西南大學中國當代城市美學研究中心主任、重慶市藝術美學學會會長、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出版《中外藝術史教程》《藝術美學》《審美價值學》《審美價值取向研究》《藝術價值論》等十餘部學術專著，出版《四十九種感覺》《手掌上的風景》《冷兵器時代》《重水時代》等多部詩集，獲2009年重慶市政府文藝評論獎等數十個獎項。
一個詩人與一段曆史的詩意相遇
——趙曉夢長詩《釣魚城》的藝術表達◇蔣登科
摘要：新詩中的長詩創作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和其他一些詩體取得的成就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隨著詩歌藝術的多元化發展和一些詩人深度觀照曆史、現實的需要，長詩創作在21世紀以來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以宋元之交的釣魚城之戰為題材，既注重曆史的真實，又以現代的眼光打量曆史，深度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在時間、生死、命運等方麵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麵的思考。在藝術表達方麵，詩人進行了有益且有效的嚐試，設計了塊狀式的文本結構，體現出文本建構上的整一性；采用了戲劇化的表達方式，通過人物的自我敘述，實現了表達上的客觀化，形成了含蓄蘊藉的藝術張力；對不同人物的經曆、性格、心態、命運等進行了全麵的發掘和解剖，通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串聯起詩歌所涉及的曆史時期的各種複雜的關係，也融合了詩人自己的曆史觀、價值觀、詩歌觀；在語言方麵，詩人避開了長詩創作中經常使用的主要以敘事為主的表現策略，在語言的建構上既依托故事本身，又注重人物內心的抒寫，使外在線索與內在情感達成了詩意的融合。
關鍵詞：趙曉夢《釣魚城》長詩寫作塊狀結構戲劇化語言策略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百年新詩中的國家形象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5BZW147），項目負責人：蔣登科詩人趙曉夢用十多年的時間，廣泛收集資料、研究曆史，反複修改、打磨文本，創作了一部長詩《釣魚城》。在浮躁風氣、應景寫作不斷蔓延於詩壇的時候，這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創作姿態。這部嚐試獨特表現方式的作品，值得我們認真解讀，並由此打量和反思當下詩歌創作中存在的種種同質化、空殼化和粗製濫造現象。
我熟悉趙曉夢。他的少年時代是艱辛的，但他也是幸運的。當很多同齡人為了通過高考的“獨木橋”而夜以繼日、加班加點學習的時候，他卻以文學特招生的身份進到了西南師範大學（西南大學前身）。曉夢進大學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文學的全民性熱潮已經過去了，但在大學校園裏，文學氛圍依然非常濃鬱，在他之後入校的文學特招生還有曾蒙、駱平、鄒智勇等，加上大學生中的其他文學愛好者，形成了大學校園裏的一個充滿夢想的文學群體。與單純追求實用主義的教育相比，他們是幸運的。趙曉夢進入大學時候，我已經在學校工作，我們時常在一起交流，閑談文學，就著一杯清茶，可以談到忘乎所以，可以談得無分晝夜。回顧這段經曆，主要是想說明，趙曉夢是一個擁有文學夢想和文學情懷的人，無論他後來忙於什麼工作，他都沒有放棄詩歌，沒有放棄通過詩歌打量曆史、現實和人生。
我也熟悉釣魚城。釣魚城是一塊位於重慶市合川區城郊嘉陵江南岸的高地，麵積隻有2.5平方公裏，但在宋末元初的時候，這裏發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釣魚城居民借助這塊彈丸之地，抵抗來自北方的侵入者，時間長達三十六年之久。其曆史故事大致是這樣的：古代那場持續了三十六年之久的釣魚城之戰，是宋蒙（元）戰爭中強弱懸殊的生死決戰。成吉思汗之孫、蒙古帝國大汗蒙哥親率部隊攻城，但“雲梯不可接，炮矢不可至”，釣魚城堅不可摧。蒙哥派使者前去招降，使者被守將王堅斬殺，蒙軍前鋒總指揮汪德臣被飛石擊斃。1259年，蒙哥本人也在城下“中飛矢而死”。於是，世界曆史在釣魚城轉了一個急彎，正在歐亞大陸所向披靡的蒙軍各部因爭奪可汗位置而發生內鬥，急速撤軍，全世界的戰局由此改寫。釣魚城因此被譽為“上帝折鞭處”，南宋也得以延續二十年。 a a呂進：《堅守釣魚城——趙曉夢長詩〈釣魚城〉讀後》，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第 9頁。
釣魚城的精彩故事、曆史蘊含，以及這段曆史和這場戰爭在合川、重慶乃至中國、世界曆史上的地位很高，影響也很大。每次去到那裏，看到那些堅固的工事，看著石頭上依然清晰的鑿刻痕跡，看著懸崖邊的樹長了一茬又一茬，俯瞰懸崖之下滔滔奔流的嘉陵江，默讀著那些並不詳細的介紹文字，我們都會生出一份敬意和沉思。曆史無法重複，但曆史可以給我們提供重新思考的信息。最近幾年，隨著範家堰遺址 a的考古發掘取得重大進展，很多曾經被掩埋在泥土之下、淡化在時間之中的曆史細節逐漸被披露，釣魚城進一步揭開了神秘的麵紗，許多詩人、作家和曆史學家也將目光投注到釣魚城，推出了不少具有影響的文學作品和研究成果。
作為一個長期關注新詩的讀者和研究者，我讀過很多描寫釣魚城的詩文，有舊體詩詞，也有新詩，還有小說、散文、賦等，但在此之前沒有讀到過關於釣魚城的厚重的長詩。就個人的興趣來說，我更喜歡短詩，短詩在中國傳統詩歌和現代詩歌中都占有主體地位，這種詩體可以使情感表達一氣嗬成，氣韻通暢，並且通過跳躍、留白等方式建構出一幅幅文字優雅、感情濃鬱、表達別致、旋律優美的精神風景。而有些長詩，以講故事為主，試圖通過詩的方式去完成小說、報告文學等敘事文體的任務，以己之短攻人之長，讀起來很難入心。更為關鍵的是，長詩創作需要的時間相對較長，詩人的情感、體驗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因此，有些作品會讓人覺得文本中間存在不同程度的“斷氣”之感，也就是氣韻不夠通暢、情感線索缺乏延續性。但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詩歌如果隻有短詩，那肯定是不行的，有些重大的曆史事件、重要的情感主題是需要篇幅更長的作品來表達的。在以短詩為主體的中國古代詩歌中，有些作品的篇幅還是相對比較長的，除了《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等敘事性作品之外，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琵琶行》、蘇東坡的《赤壁懷古》等作品，相比於大多數四行、八行的詩篇來說，算是很長的了，而它們在中國詩歌發展中幾乎都是無可替代的。現代詩也一樣，在新詩發展中，如果沒有郭沫若的《鳳凰涅槃》、周作人的《小河》、孫毓棠a範家堰遺址位於重慶合川釣魚城山腰。通過第一期的考古發掘，專家發現了當時的合州州治衙署布局，是目前中國出土的高規格南宋時期衙署遺址，位於釣魚城山的背麵，在整個釣魚城的防禦體係中易守難攻，被評為“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的《寶馬》、聞一多的《奇跡》以及臧克家、艾青、杭約赫、唐湜、洛夫、葉維廉甚至郭小川、賀敬之、李瑛、岑琦和其他一些詩人的長詩作品，那麼，新詩的收成可能就要單薄不少。而且，對這些詩人來說，如果沒有創作出具有較大影響的長詩，他們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可能就需要重新進行確定。
在新時期以來，新詩發展出現了多元格局，短詩的成就自然不低，長詩也成為收獲豐碩的詩體之一。很多詩人通過關注曆史、現實，解剖自我人生經曆，抒寫著對我們這個民族、時代和人們的精神演變的感悟，抒寫著中國詩歌的精神與中華文脈的延續，記錄著我們這個時代發生的或重大或細小的變化、進步。葉延濱、楊煉、歐陽江河、吉狄馬加、海子、梁平、陸健、王久辛、丘樹宏、臧棣、李少君、張況、洪燭、馬啟代、高世現、葉玉琳、金鈴子、鄭小瓊、馬慧聰等不同年齡段的詩人，都創作出了具有各自特色的長詩作品，為新詩文體的豐富和新詩表達方式的多樣化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身份、語境之下，趙曉夢和釣魚城以詩的方式相遇了！
這種相遇是必然的。釣魚城和趙曉夢都屬於合川。釣魚城是合川文化的重要象征，作為合川人的趙曉夢肯定無法回避，甚至應該主動去關注；而釣魚城也正好需要一個熟悉合川曆史、文化，藝術造詣較高的詩人來梳理它的精神脈絡。從這個角度說，趙曉夢是創作釣魚城題材的詩歌最合適的人之一。一方麵，趙曉夢熟悉合川，熟悉釣魚城，熟悉釣魚城所蘊含的文化、精神資源，關鍵是他離開家鄉多年之後，在更深厚的積澱、更開闊的視野中反觀釣魚城及其曆史，能夠更好地發現它的獨特地位與價值；另一方麵，趙曉夢具有良好的藝術功底和獨特的人文情懷，他創作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尤其是詩集《接骨木》中關於家鄉、親人的抒寫在骨子裏就是對合川的書寫，他在精神、情感上與合川、與釣魚城始終是相通的。可以說，在當下的詩人中，以獨特的知識儲備、情感取向來觀照釣魚城，趙曉夢肯定是首選詩人之一。因此，他主動選擇這個題材，創作長詩《釣魚城》，其創作動因是內在的，其精神動力是內在的，其情感取向是內在的，這和時下流行的主要來自外在的或者來自理念的“任務詩”“采風詩”“政績詩”或者表達小感觸、小情懷、小確幸、小愁緒等的作品，有著很大的區別。
就結構、表達方式看，長詩有多種類型：有抒情為主的，比如洛夫、葉維廉、楊煉、海子以及郭小川、賀敬之等人的一些作品；有敘事為主的，比如唐湜的曆史敘事詩，寫的都是曆史上的一些人物、事件；還有敘事、抒情相結合的，艾青的長詩作品基本上都具有這樣的特征，比如《向太陽》《他死在第二次》《古羅馬的大鬥技場》等。趙曉夢的《釣魚城》具有敘事詩的結構特征，通過曆史故事、人物來設計全詩的結構和思路，但如果將其中的每一個詩章單獨拿出來看，似乎又都是以抒情為主的。可以說，敘事的演進是以曆史事件為線索的，而又是在詩人的驅動下展開的，最終所要表達的是詩人在打量曆史基礎上對曆史的重現和審視，更有詩人對曆史的重新發現和思考。
這種相遇，使慣於創作抒情短詩的趙曉夢，開始了一次新的探索，也由此取得了新的收獲。在詩歌創作中，長詩寫作是一種探險甚至冒險，最終是否能夠在文本上取得成功，取決於很多因素。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解讀長詩《釣魚城》在藝術探索上所體現出來的獨到特色。
一、塊狀式的結構方式建構了作品的整一性對於篇幅較長的作品，結構的設置至關重要。當下詩壇上出現的有些長篇作品其實是由一些短章組成的，這本來沒有什麼問題，任何長篇作品都可以分解成相互關聯也相互獨立的組成部分。但是，長詩創作的關鍵問題是內部的組合方式，也就是對結構方式需要特別考究。如果一首長詩僅僅是將一些相關的短詩組合在一起，很容易讓人覺得像是堆積在一起的材料，缺乏氣韻的貫通。優秀的長詩應該是一座獨特的詩的“大廈”，必須要有整體的設計，尤其是結構上的設計，才能將零散的材料建構成一個整體，才能夠從樓底直達樓頂。長詩的結構有如一座“大廈”的框架和筋骨，是支撐“大廈”站立起來的決定性因素。不講究結構的長詩，很難在作品的整體性上體現出特色，也就很難成為優秀的長詩作品。
《釣魚城》不隻是將一些涉及釣魚城的短詩隨意地、簡單地組合在一起，而是在結構上進行了精心設計。全詩由三章組成，每一章所寫的都是不同身份的人的自我回顧與心態演變，而每一章都選擇了三個人。第一章“被魚放大的瞳孔”寫的是攻城者的回憶與感悟，以蒙哥、出卑、汪德臣三人之口出之。這一章在初稿和在《草堂》刊發的時候，題目都叫“我們的彌留之際”，“彌留”二字揭示了攻城者最終失敗的命運，但也存在表達不夠準確的問題，因為在詩中進行自我回顧和反思的時候，其中的一些人已經戰死，而不是“彌留”；而“放大的瞳孔”則更多地體現出一種驚訝甚至震驚的心態，更符合說話者的身份。第二章“用石頭釣魚的城”寫的是守城者的經曆和心態，以餘玠、王堅、張玨三人之口來表現，在這裏，“石頭”“釣魚”具有特殊的意味，詩人借用地名，將曆史事實進行了詩化處理。第三章“不能投降的投降”寫的是守城者與攻城者的最終和解，以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三人之口表達出來；這一部分在其他類似主題的作品中很難見到，增加了《釣魚城》這部長詩的人文底蘊和悲壯風格。三個板塊之間既是相對獨立的，又具有密切的內在關聯，甚至還存在相互補充、相互證實的作用，無論是從史實還是從人物經曆、情感的變化看，幾個章節之間都有著內在的邏輯關係。而達成這種關聯的，是發生在釣魚城的一場特殊的戰爭。在戰爭中，至少存在攻防雙方，在最後又會麵臨勝與負的結局，處於不同位置、處境的人肯定會有不同的心理、情感變化，而這些變化，隻有當事人最能夠體會和把握。不同的人對戰爭的體驗和反思，才可能揭示戰爭的全貌和置身其中的人的心路曆程。
在曆史長河中，三十六年並不算很長，甚至隻是短短的一瞬間，但對於具體的人來說，尤其是對於置身戰爭中的人們，三十六年卻是漫長的。這三十六年的戰爭可能會發生很多轉換，包括攻防轉換、勝負轉換等。而在這段曆史中，這三組不同身份的人物群像是具有代表性的，任何戰爭都涉及攻擊者、守衛者，同時都會涉及戰爭的結局；在眾多的曆史人物中，詩人選擇的九個人物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們代表不同的陣營，代表了三個不同場景中的人物的命運，這些人物性格不同，經曆有異，在曆史上獲得的評價也不盡相同，這就構成了曆史的大體格局。換句話說，隻有這三個方麵的人物都涉及了，而且都回到曆史中進行了重新體驗和反思，那麼詩人才算真正抓住了釣魚城之戰的本質。因此，這種結構方式雖然是詩人的發明，但它是詩人在認真研究曆史之後最終確定的，順應了詩人對戰爭的思考和情感演變的邏輯。按照詩人的說法：“他們在起落的世道上，都曾有過大好前程，最後都被不堪命運葬送。 ”a趙曉夢恰好抓住了事件、命運轉換中的一些話題，又通過具體的人、事對這些話題進行了詳略得當、內外交融的書a趙曉夢：《一個人的城——〈釣魚城〉創作後記》，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 4月第一版，第 136頁。
寫，通過代表性的人物經曆及內心變化，對釣魚城之戰的曆史地位、精神高度進行了詩意表達。詩人借助人物之口對“命運”二字的詩意解剖，構成了全詩的核心話題，也是釣魚城之戰的題中之意。
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詳細複述詩人書寫中的細節，隻是想特別指出其中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在建構這種結構的時候，“時間”是詩人最為關注的一種切入角度。長詩的三章九個部分的開頭一句都是“再給我一點時間”，也就是說，九個人都在祈禱時間的駐留。“再”字暗示我們，這些人物所說出的都是已經過去的經曆和情感，是對曆史的回顧。同時，“再”字也提示我們，這些訴說者在內心肯定有很多糾結、遺憾、不甘，如果時間可以重新開始，他們的經曆、他們的人生選擇有可能會呈現出另外的樣子。恰如詩人自己所說：“時間是個好東西。時間能淹沒一切，也能呈現一切。 ”a曆史因為時間而呈現出不同的麵貌，生命因為時間而誕生、消失，人的價值因為時間而得到不同的評價。詩人選擇“時間”這個關鍵點，有其特殊的策劃，因為時間是非常殘酷的，對於具體的生命來說，它隻有流逝，無法重新開始，九個人感受的命運、遺憾、痛苦自然也就沒有辦法換一種方式重新經曆一遍。從這個角度說，詩人在《釣魚城》中所書寫的絕不隻是那段曆史、那場戰爭，而是以此為出發點和聚合點，書寫了和曆史、現實、生命有關的多維度思考。
時間和空間是相並而生的。敘述者都是以回顧的角度思考過往，因此，長詩在空間上並不拘泥於釣魚城這個小地方，甚至不拘泥於發生在釣魚城的這場戰爭，而是涉及人類的曆史、文化和人的命運。隻是所有的這一切都圍繞著釣魚城展開，最終又都落腳於釣魚城，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釣魚城更高的曆史地位和文化蘊含，也使作品顯得視野開闊，既遵循了時間，也超越了時間，將古今曆史、文化、情感勾連在一起，最終表達的是詩人對曆史的思考，對生命的感悟。
因此，塊狀式的結構方式既尊重了曆史，尊重了置身其中的人物的體驗，又建構了曆史和文本的整體性，使整個長詩氣韻流暢，情感飽滿。在當下的諸多長詩中，《釣魚城》是經過精心設計而創作的詩篇，既注重細節又注重整體，使細節和整體實現了協調並進，最終成為一個獨特、鮮活的詩歌文本。
a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第 97頁。
二、戲劇化手段強化了作品的內在張力戲劇化是現代詩歌的重要表現方式之一，它可以在文本的內在張力建構上發揮重要的作用。在《釣魚城》中，詩人采取了人物直接出麵，直接訴說事件和個人的內心體驗的方式，不同陣營、不同經曆的人物先後出場，合起來就勾勒出了釣魚城曆史的整體風貌，裏麵有糾結、有衝突、有成功、有失敗、有遺憾、有無奈。放大了說，全詩就是一部重現曆史的戲劇，但它是一部具有特色的“劇詩”，它首先是詩，不是為了表演，而是為了表達，隻適合內心的傾訴，而不是複述曆史。這種表達方式，使全詩具有底蘊、充滿矛盾、衝突、糾結，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般詩歌作品的平淡、直白和線性抒寫。
詩的戲劇化是一種主要來自西方的藝術方式，對中國新詩的發展影響甚大。袁可嘉對詩的戲劇化非常推崇，他說：“人生經驗的本身是戲劇的（即是充滿從矛盾求統一的辯證的），詩動力的想象也有綜合矛盾因素的能力，而詩的語言又有象征性，行動性，那麼所謂的詩不是徹頭徹尾的戲劇行為嗎？ ”a戲劇化在詩歌的創作中具有多方麵的獨特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詩人對詩歌結構的重視。袁可嘉說：“現代人的結構意識的重點則在想象邏輯，即認為隻有詩情經過連續意象所得的演變的邏輯才是批評詩篇結構的標準，這不僅不表示現代詩人的貶棄意義，而且適足相反證明現代詩人如何在想象邏輯的指導下，集結表麵不同而實際可能產生合力作用的種種經驗，使詩篇意義擴大，加深，增重。 ”b也就是說，詩人的想象邏輯、非線性邏輯不同於日常所見的敘事邏輯、線性邏輯，這樣就可以使詩的結構顯得更為獨特、豐富、飽滿。
戲劇化的藝術效用之一，就是實現詩歌在表達上的客觀化。客觀化不是不注重感情的抒寫，更不是以敘事為核心，而是詩人借用他人之口、他人的行為和自身之外的存在，來曲折地、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取向和詩意判斷，從而避免詩歌抒寫得過度直白，避免情感的空洞性和理念化。
a袁可嘉：《談戲劇主義——四論新詩現代化》，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1948年 6月 8日。 b袁可嘉：《新詩現代化的再分析——技術諸平麵的透視》，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1947年5月18日。
在《釣魚城》中，戲劇化特征首先表現為詩篇結構的獨特性。在一千三百行的長詩中，沒有一行詩是通過詩人之口說出來的，全是借助詩中人物的自述來體現。九個人物代表釣魚城之戰的不同方麵，他們從自己的角度來回顧這場戰爭以及戰爭帶給他們的啟示，因為身份不同，他們對戰爭的判斷、對命運的思考也就有所不同，仿佛是通過藝術的方式重現了那場戰爭及其帶給不同人的感受和反思。詩人將不同的觀念以人物自敘的客觀化方式呈現出來，而不是以先入為主的理念為戰爭定性，一方麵實現了表達上的客觀化，另一方麵也揭示了曆史事件的複雜性、多樣性。這種效果不是通過詩人的敘述來實現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豐富性和可信度。這和袁可嘉所說的在矛盾中求統一的方式具有相似性。詩歌寫作不應該回避矛盾，有時恰好需要通過矛盾來揭示事物的本質。詩中所涉及的三組人物具有不同的立場，他們的體驗、觀點、心態充滿矛盾，詩人讓他們把各自的想法表達出來，讓矛盾在詩中得到解剖、分析，最終實現辯證的統一，成為完整的文本。而這個文本因為矛盾的不斷展開所形成的戲劇化效果，具有了廣度、厚度、深度和思辨性特征，最終現實自身的豐富性。在這種表達中，詩人看起來是“旁觀者”“局外人”，但是，詩人其實是真正的“導演”，這些“戲劇”和場景、對話、行為等等的設計、演出都是詩人完成的，因此，詩篇最終表達的其實還是詩人對於曆史、現實和命運的感悟和思考。
趙曉夢說：“我的書寫，不過是近到他們身旁，以他們的名義開口說話。讓我寬慰的是，作為當年戰場遺址的釣魚城至今保存較為完好，讓我的追述有了憑據。它龐大的身軀讓我相信，麵對侵犯，反抗不過是出於本能；它一直矗立在那裏，從未變節。 ”a這其實就是詩人通過人物之口所要表達的主題，其中包括他對曆史的打量，對戰爭的反思，對生命和命運的感悟，當然也包括他對長詩創作的探索。
長詩創作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如果作者僅僅以敘述者的身份講述故事、發表感慨，作品即使擁有貫通整體的故事線索和情感脈絡，也往往會顯得比較單一、單薄，缺少變化和豐富性。尤其是對於《釣魚城》這樣的曆史題材、戰爭a趙曉夢：《一個人的城——〈釣魚城〉創作後記》，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 4月第一版，第 136頁。
題材作品，我們很難以單一線索的敘述方式寫出其中的豐富、駁雜。戲劇化的表達方式，使九個人物像是站在曆史的舞台上，穿越時間和空間，重新演繹那段久遠而複雜的曆史，作者和我們都隻是在劇場裏欣賞、思考、體驗，每個人物都是立體的，每個事件都是獨特的，每一種思考都和人物的身份相匹配，而且，他們以釣魚城的曆史為交點，不同的經曆、不同的觀念都呈現出來了，而有些經曆、觀念是充滿矛盾的，於是在他們之間形成了相互對立、相互支持、相互補充的張力，從而使這段曆史在文本中以立體的方式呈現出來，使作品具有了豐富的表現力，具有了值得反複閱讀、思考的架構和內涵。
三、對人物內心的解剖使作品血肉豐滿對於帶有敘事性的詩篇來說，細節、人物、故事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作為挖掘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學樣式，包括敘事詩在內的詩歌的最終旨歸還是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打量。在長詩《釣魚城》中，趙曉夢通過人物的獨白、回顧、反思、追尋等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使他們形象豐滿，個性突出。詩中涉及的不同人物在性格上存在很大差異，即使是同一個人物，在麵對不同場景的時候，性格、心態也體現出多樣性。而多個個性突出的人物，就把曆史上的那場戰爭以及通過戰爭而折射的民族精神、時代精神有效地表達出來了。真正的文學都是關涉人的，而在書寫人物的時候，對人的內心世界、精神境界的發掘是文學的核心內容。詩歌更是如此。如果詩歌沒有精神的支撐，沒有心靈的表達，最終就可能成為平庸的文字組合，自然也就無法進入讀者的內心。
全詩涉及三組九個人物。每個人物的處境、目標、心態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在戰爭之後，他們的自我回顧、自我審視、自我判斷、自我解剖也是不一樣的。言為心聲，詩人沒有對這些人物進行主觀評價，而是通過人物的自述，借助他們自己的言語，傾訴他們自己的內心。
蒙哥、出卑和總指揮汪德臣是攻城者的代表。蒙哥是入侵者的頭領，也是一個雄心勃勃、充滿自負的人。在彌留之際，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回顧了他的宏大目標，但是他最終還是失敗了，於是以他為中心的攻城者內心充滿了痛苦、仇恨、掙紮和不甘：我是一個不樂燕飲的人，
風花雪月不是我出兵的理由。
是的，我說過，止隔重山條江
便是南家。現在的臨安府，
脆薄如一張紙，長生天的時間
都被他們用毛筆軟埋，靖康之恥
沒能中止他們附庸風雅，我得用鞭子把它們圈進成吉思汗的版圖！
蒙哥曾經對自己充滿自信，而且對南宋的狀況非常了解，看到了南宋的腐敗、軟弱和不堪一擊，麵對這種對手，他們本來以為勢在必得：“天下再大，不過是馬蹄的一陣風。\/祖先和兄弟打馬走在風聲中，\/黃金家族的名號，壓得烏雲\/喘不過氣。 ”而恰好是這種目空一切的性格將他推向了失敗的命運，最終折戟釣魚城，客死他鄉：“氣吞山河的絕望，\/在石子山的汗帳長出苔蘚。 ”“被石頭暫停的時間，生命進入倒計時。\/一個異鄉人即使有鷹的名字，\/在垂直陽光的噩夢裏，\/也走不出魚身黑暗的沼澤地。 ”通過對自己從夢想、戰爭、豪邁最終走向失敗的反思，蒙哥的勇猛、自負的個性被揭示得淋漓盡致，也通過他，揭示了北方入侵者所潛在的問題，揭示了南宋王朝的羸弱，當然，也由此書寫出釣魚城守衛者的智慧和勇敢，他們為了保衛家園，不畏犧牲，與入侵者鬥智鬥勇，最終取得了勝利。
餘玠、王堅、張玨是釣魚城守衛者的代表，麵對入侵者，他們肩負重任，敢於擔當，鎮定自若，充滿了戰死沙場的勇氣與豪氣。“白衣書生”餘玠對當時的國家現狀感受甚深，他知道南宋的衰敗，但作為守將，他依然要守護在釣魚城：落在石頭江麵上的歎息與寂寥，
沒能夠顯出世道人心的影子，
也沒能夠凝聚城市子宮裏的
一團和氣。深諳黑韃事務的城，
能阻擋韃虜十萬條鞭子十萬次抽打，卻不能阻止城外大麵積的荒蕪。
堅強的他雖然不得不麵臨現實與人生的無奈：“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在這油盡燈枯\/的黃昏，舌尖的烏雲下麵，\/是山風無法辯解的判詞。 ”但他內心始終是堅定的，將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用石頭的城釣魚，故國三千裏的\/繁華雖不見得能還原，但後世的\/墓碑將會確認，我能釣到大魚，\/也能釣出曆史的斷編殘簡。”這種豪邁之氣或許正是“釣魚城之戰”能夠持續三十六年的精神動力。
王堅是合州的知州，也是釣魚城的守城主將：“我不是一個會看麵相和風水的人，\/我隻是一個用石頭釣魚的守城人。”在對付來犯者方麵，他是一個擁有策略的人，“與大魚搏鬥，你得保持足夠耐心；\/與大魚搏鬥，你得像魚假裝聰明。\/魚吞下餌，可能吐出餌；\/魚咬住鉤，可能拉斷釣竿，\/可能連人拽入激流漩渦。 ”但是，他的內心也有鬱悶，也有憂憤，“渾濁的酒杯裝不下幾多愁。\/江風一吹，\/魚的腥味又在到處流竄。 ”他深深地明白，這種類似“持久戰”的守衛方式，將會麵臨多少艱難，尤其是在南宋王朝處於江河日下的狀態的時候。
張玨是一個人生充滿悲涼的人物，“從釣魚者到被釣者”，他有過自豪，也有過落寞，經曆了太多的煎熬。回顧過往的青春歲月，“我們在各自的命運裏起身，\/砲石在風中飛馳，火雷在空中炸響，\/河麵布滿魚的死亡細節。壞天氣，\/壞脾氣，都留給魚去翻閱。\/居高臨下的城牆上，月光拉長我們\/玉樹臨風的身影。”那時候他是“釣魚者”，然而，他最終成了“魚”，成了“被釣者”，他的人生、心態也因此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成為魚的第七百三十天，黃昏時分，\/一位故人像烏鴉從趙老庵前飛過，\/在我枯朽的身體刺出無法證明的傷痛。\/那些牽掛的人和事都在風中走遠，\/都在掌心咽氣。釣魚城的月亮還在，\/釣魚的人和石頭已被解散。”經曆了成功，最終又麵臨失敗，這種人生的落差在張玨的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命運的無常、人生的悲涼也由此而生。
長詩的第三章是最令人糾結的，“不能投降的投降”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三個人的最終選擇也是最艱難的。王立本來是一個守土若命的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南宋大勢已去，而且，蒙哥留下了最後的紮撒：“不諱以後，若克此城，當盡屠之。”麵對這樣的處境，究竟是繼續堅守，還是打開堅守了三十六年的城門“投降”，成為考驗守衛者的嚴峻課題。王立知道：“風雨飄搖的釣魚城\/雖還在我手中，\/空洞的眼睛已阻止不了烏鴉的俯衝。\/每個人的內心都在晃動，都在\/大霧中飄浮。 ”在家國失守、民眾麵臨災禍的十字路口，他感覺人生恰如一場夢，“夢裏沒有鏡子，\/看不清紅顏是否薄命，隻有一雙\/證明身份的皮靴藏著驚人秘密，\/釣魚城的薄霧濃愁和我想要的\/氣節名聲，全都在靴底收起生平。\/一城人低於糧食和水的緊迫現實，\/足以打開英雄氣短的城門，足以\/逶迤群山的道德良心，直指人\/虛偽、貪婪、自私的軟肋。”他最終做出了打開城門“投降”的決定，麵對人民，這個決定不是失敗，而是更高層次的成功，他沒有顧及個人的“名節”，更多地考慮的是釣魚城居民的生命：“後世的非議，我已經無暇顧及！ ”他的形象因此而高大起來：“王立敞開了‘審勢’的心靈打鬥，人格在打鬥中從‘忠君’升華到了‘愛民’，從小我升華到了大我。 ”a熊耳夫人、西川軍統帥李德輝理解、支持王立的決定，無論當時和後來的人們怎樣評價這個“投降”的選擇，但在詩人那裏，他們都是有大義的人，也都是有大愛的人。可以說，這是詩人從釣魚城之戰的曆史中獲得的最有價值的發現之一。
詩人塑造這些人物的方式很獨特，就是讓他們自己說出自己的感受。但是，書寫曆史必須尊重曆史，甚至要回到曆史中去揣摩人物情感的細微變化。這九個人物獨特的個性、豐富的情感以及心靈的種種變化，複原了釣魚城曆史的複雜，甚至涉及當時整個國家的狀況。這是一種以個案觀照整體、以細小涵蓋宏大的藝術策略。詩人為了實現這種具有詩學價值的書寫，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研究曆史。“隻有書寫能最大限度滿足好奇心。於是我開始了長達十餘年有意識的準備，有關釣魚城、有關兩宋、有關蒙古汗國和元朝的書籍與資料，收集了幾百萬字之多。書櫃裏的書碼了一層又一層，電腦裏的文件夾建了一個又一個，但那城人仍然在曆史的深處捂緊心跳，你能感受到他們的存在，卻無法讓他們開口。 ”“戰爭曠日持久，累及蒼生；我的寫作曠日持久，胡須飄飛……不斷從頭再來的沮喪，在我和那城人身上擰出水來。直到清晨的淋浴噴頭，將夜晚的疲憊洗去；直到一個人的模樣突然眉目清晰，將所有的喧嘩收納，將所有的名字抹去。我忽然a呂進：《堅守釣魚城——趙曉夢長詩〈釣魚城〉讀後》，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第 11頁。
意識到，釣魚城再大也是曆史的一部分，那城人再多也隻有一個人居住，他們再忙也不過隻幹了一件用石頭釣魚的事。 ”a對曆史進行全方位考察和深度研究，對表達方式進行不斷嚐試，詩人最終將生活在現代的自己放進了曆史中，和古人交流、對話，讓他們開口，於是才有了這座“一個人的城”，這座城就是長詩《釣魚城》！
四、語言的提煉與詩化是作品成功的關鍵對於優秀的文學作品來說，獨特的結構是作品的骨骼，個性化的表達方式是作品的經絡，精彩的細節、故事以及豐滿的人物形象是作品的血肉，而獨到的語言方式則是作品的質地，隻有這些方麵實現了完美、協調的融合，詩人、作家才能創作出鮮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尤其是在詩歌創作中，即使其他文本因素都具備了，但如果在語言建構上沒有特色，缺乏個性，照樣無法寫出優秀的作品來。有人主張詩到語言為止。這個觀點有點偏激，但是，語言在詩歌中的重要性卻是不能否定的。
無論是抒情詩，還是敘事詩，或者其他類型的詩，語言的個性化最能體現詩人的才氣和智慧，也最能看出詩人的文本建構能力。趙曉夢的抒情詩在語言建構方麵具有自己的特點，他的長詩《釣魚城》也是如此。
詩人注重在語言的詩意建構上用力，通過想象、變形、跳躍、戲劇化、打破常規語法等方式將日常語言進行陌生化處理，使日常語言超越它本來所具有的情感、思想承載能力，而表達出更為豐富的內涵。《釣魚城》具有一定的故事性，但是在涉及故事的時候，作者的書寫總是盡量簡化，通過以少勝多的方式，抓住故事中具有詩意的細節、片段，來勾勒故事的輪廓，更多的時候，他是通過人物的自述，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作者盡量避免使用敘事性的語言，更多地使用了詩化的表達方式，在空間的拓展上實現了對故事本身的超越。詩中的九個人物，每一個都有非常豐富的經曆，如果要通過敘述故事的方式a趙曉夢：《一個人的城——〈釣魚城〉創作後記》，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 4月第一版，第 132頁。
來表達，絕對不是一千三百行作品可以完成的。詩人隻是抓住了對人物影響最大的一些片段，引發他們對內心世界的剖白。蒙哥對曆史的回顧，對強大軍隊的讚美，對遼闊地域的自豪，是通過下麵這樣的詩行表達出來的：天下再大，不過是馬蹄的一陣風。
祖先和兄弟打馬走在風中，
黃金家族的名號，壓得烏雲
喘不過氣。沒有哪座城池能阻擋
鐵騎揚起的沙塵暴，沒有哪條
河流能阻擋鞭子抽出的道路，
也克蒙古兀魯思的寬大外衣，
抹去部落認同感。生死寬敞的大地，丈量不出斡耳朵的遼闊。
珍珠瑪瑙在孛兒隻斤的庫房
堆出灰塵，高原上的哈拉和林，
張口就是世界方言。
詩人並沒有通過大量的篇幅來說敘述蒙哥的祖先有多強大，而是說“天下再大，不過是馬蹄的一陣風”，而且“黃金家族的名號，壓得烏雲喘不過氣來”，揭示了當年成吉思汗蒙族的強大勇猛；“高原上的哈拉和林，張口就是世界方言”，寫出了當時的疆域之廣闊、富庶和具有號召力。短短幾行詩所表達的內容，如果要“翻譯”成故事，可以寫出長篇小說；而且，在這些跳躍的文字之間，還蘊含著蒙哥內心的自豪甚至自負，這是單純的故事所難以表達的。
在建構語言的詩意特征的時候，趙曉夢善於把握分寸，在“度”的處理上見出功夫，注重語言方式與詩的內涵之間的特殊關係，盡力避免玩弄語言、空殼化等現象。《釣魚城》在語言處理上的基本的特點是遵循詩歌語言的一般規則。但是，和一般的可以平鋪直敘的長詩相比，這部長詩在語言處理上存在很大的挑戰，因為每一個部分都是通過人物之口表達出來的，而每個人物的個性、心態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必須通過語言的選擇、提煉揭示出來。如果每個人物的語言風格都是一樣的，那麼這部長詩肯定就是難以成功的。在具體的寫作中，詩人對不同人物的話語方式、不同語境下的語言風格等，都進行了認真推敲、打磨，既使語言符合人物身份，又通過不同人物的語言創造了文本的豐富性、多樣性。
我能做的，就是把你的遺物
放回原處。衣服放在衣櫥裏，
弓箭掛在牆上，戰馬牽回馬廄，
給它一捆上好的草料，
讓斡耳朵的生活日常保持原樣。
保持原樣的皮袍，總在清晨與黃昏伸出手腳，縮短說話的距離，
占領淚水流幹的心房。草原上的
月亮還在，地上的人已不見。
這是出卑三對蒙哥的懷念，顯然帶著女性的柔情。詩人建構的場景是屬於蒙哥的，使用的意象也和蒙哥有關，而這一切肯定都深深地刻印在出卑三的生活甚至生命裏。這些代表了雄渾、粗獷意象的詩行，卻有一種柔情融合其間，這和出卑三的身份、心態達成了和諧。
這些後院的心事哪怕慘白了月光，也隻會是酒入愁腸好夢留人睡，再多相思的淚也得忍顧人前碎語人後閑言。
方寸天空中飛過的那些鳥群，
我隻關心大雁，對對成行指證方向。
啊！故鄉，遙遠的北方，
遙遠的炊煙，掉下女兒的眼淚
落滿思念的雪。天蒼茫地無霜，
移不動窗格上小塊月光。
這是熊耳夫人的內心獨白。她一個人流落他鄉，但最終還是獨守空房，“相思的淚”隻有悄悄地流淌。她想念家鄉，“天蒼茫地無霜，移不動窗格上小塊月光”，其中有孤獨，有無奈，有迷茫，訴說了一個執著的女性的閨怨。這種淡然而又深入骨髓的閨怨之情，正好和熊耳夫人的處境與心態達成了一致。
可以說，《釣魚城》中的每一個詩行，每一個詩節，甚至每一個意象的選擇、每一個詞語的推敲和確定，在語言建構上都體現出了獨特的藝術個性。趙曉夢在詩歌語言的建構上具有相當強的創新能力，他通過對語言的內在化處理，通過主觀情感的加入，使普通的語言具有了濃鬱的詩意，尤其是使內涵單一、明晰的語言獲得了表現力上的增值，獲得了內涵上的多重意味，建構了詩篇含蓄蘊藉的藝術張力，使這部長詩具有了耐讀的文本特征。
《釣魚城》是曆史題材的長詩。這類長詩在新詩史上不少，尤其是在1957年之後，“九葉詩人”唐湜就開始嚐試曆史題材長詩的創作，寫出了多部他稱之為“曆史敘事詩”的作品，比如《海陵王》《春江花月夜》等，而且他通過這種書寫探索十四行詩、現代格律詩等詩歌樣式，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這類詩中，對曆史的深入了解和對曆史關係的全麵梳理，打通曆史與現實的關聯，是其得以成立的基石。趙曉夢的《釣魚城》對曆史的思考是全麵而深刻的，既注重曆史的真實性，又考慮到曆史時期雙方的特殊位置，同時考慮到了這種關係的現代發展，在分寸掌握上具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作者的這種分寸感，使作品既書寫了曆史真實，又和現代國家、民族的發展方向相一致，使作品既具有曆史的深度、文化的厚度，又具有現代的氣度。吉狄馬加對此進行過這樣的評價：“關注曆史，並能對曆史事件下苦功夫的詩人才有可能成為大詩人，而展示和鐫刻曆史的磅礴和壯麗時，詩人的襟懷也被拓寬，盡管趙曉夢盡量在還原曆史，但依然能夠感受到他起伏的情感和壯闊的心靈。整首詩是一條滔滔東去的大河，更是展示詩人的心靈史。洶湧時是他的情感在釋放，低緩時是他的思想在凝聚和結晶，而更多的時候出現的沉鬱和細細的憂傷是他對人類的悲憫心在嗚咽和彌漫。 ”a作為一位視野開闊的詩人，他對《釣魚城》的總體評價，尤其是對詩人與文本融合特征的評價，是具有說服力的。通過對曆史的審思打量生命和命運，思考時間與空間，趙曉夢創作的長詩《釣魚城》是當下長詩創作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文本之一，更重要的是，它開辟了詩人觀照曆史、文化和現實的新的路徑，為其未來的探索奠定了紮實的詩學基礎，也為其他詩人的長詩創作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上麵所談到的這些特點，在作品中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詩人經過認真思考、反複推敲並進行綜合考慮之後所獲得的。雖然曆史事實擺在那裏，但怎樣表達、表達什麼，最終還是由詩人來決定。換句話說，《釣魚城》這部長詩是屬於趙曉夢的，所體現的是趙曉夢的發現、趙曉夢的創造，也是趙曉夢的曆史觀、文化觀、人生觀、詩歌觀。綜合起來看，這首長詩的出現，使我們覺得趙曉夢在詩歌創作上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他在把握大題材、處理大主題、建構大篇章、創作大文本等方麵都獲得了新的收獲。對於詩人來說，這種提升在藝術上是一種經曆了長期積累、探索之後的飛躍，也是他進一步探索的基石。
2019年4月2日—8月15日，斷斷續續草於重慶之北原載《當代文壇》2020年第5期
〈作者簡介〉
蔣登科，四川巴中恩陽人，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所長、期刊社副社長，現為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副社長，重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主要從事中國現代詩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承擔國家社科項目、教育部項目和其他項目多項，出版詩學著作十餘種，另有散文集、散文詩集各一部。
a吉狄馬加：《勁健與悲慨：〈釣魚城〉長詩的境界與魅力》，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9年 4月第一版，第 2頁。
趙曉夢的在場性與曆史溫情
——評長詩《釣魚城》
◇蔣藍
記得三年前，趙曉夢的詩集《接骨木》在成都舉行分享會，我說，這是詩人趙曉夢搭建在現實與故鄉斷裂的天塹之間的一根“接骨木”！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恰是詩人的使命。
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指出：“第一個注意到七條魚和七天之間共同點的人，使思想史前進了一大步。 ”如果我從隱喻的角度而不是從各種矛盾在事物中的位置的關係出發，就會發現，趙曉夢這種“深度勾連”的接骨木聯想，恰恰符合隱喻的詩性秩序。趙曉夢的詩歌言說在現實與故土之間搭建了一座隱喻的天橋：“一座城的人，都為這座山驕傲\/而我寧願把一生的激情\/都浪費在色彩變暗的山下\/守著一塊墓碑——我在這裏。 ”莊生曉夢，藍田日暖，隻有第二個去重複適應這一詩性秩序的人，用火燃火，用夢為夢祛夢、賦夢，才會明白它的哀痛與無可替代。在夢裏望鄉的人總是情怯的，不像另外一些人，言辭如虛張聲勢的大猩猩，粘了一撮胸毛，口吐白沫，肋巴骨直打閃閃……去年讀到趙曉夢的一千三百行長詩《釣魚城》，心頭暗暗一驚。在我印象裏，這個一直被夢拽住衣領飛跑的詩人，騎桶飛翔之餘，他毅然回到大地，返回到曆史深處。他以強烈的在場性楔入特定曆史——猶如一根魚刺卡住一個時代咽喉的大戰現場，從形而上的史思到形而下的事物打撈探底，再回到形而中的現象式的正午時刻。這就像他舉起了一根魚刺，對那根曆史之刺施展了一場由頭到尾的“檀香刑”。
詩中以“我”的視覺與曆史本事反複交纏、摩擦，直至推刃而行——趙曉夢複活了那場戰役對於石頭、城池、江流、守衛者、進攻者、旁觀者的血與火。他沒有設法拔高、矮化曆史人物，他還描述了旁逸出曆史取景框的心態與情愫。試看第三十七節：夜晚是最好的死亡方式。被死亡拉長的夜晚，魚的眼睛照顧不到人的軟肋比如勸降的書信，比如洞開的鎮西門。
青石板的巷道漸漸體力不支，
擋不住潮水般湧進的馬蹄。風吹走了房間裏的椅子，也藏匿了鴆的酒杯，活著隻留下對死亡的牽掛，還有城牆粗重的喘息。
在無須梅花點綴的曠達意緒裏，呈現出一種高度澄澈的史學詩意，並於曆史的鏡像裏窺見個體生命短促微小的那種深邃的局促與悲愴。這讓我想起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序言裏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一個學者恰恰是到了深知曆史冷暖的時刻，才會有這樣的痛切之論。反過來說，趙曉夢對於過往的人與事，恰恰是將“溫情與敬意”化在字裏行間。因為擁有這樣的基調與情愫，趙曉夢無意之間完成了蜀地二十年來最好的一部長詩。
我的意思是，我們很多詩人，並沒有返回到曆史現場的掌子麵，而是在書房裏進行旱地拔蔥式的“望聞問切”，結果近乎淩厲、殘酷而荒謬。
在《釣魚城》裏，詩人對蒙哥、出卑三、汪德臣、餘玠、王堅、張玨、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等人物的狀寫呼之欲出，尤其對熊耳夫人的考據可謂曲徑通幽。在她眼裏，沒有英雄狗熊，在勝與負之外，能夠讓一個人活著，才是最大的曆史，才是最大的勝利。這無疑已經露出了趙曉夢的曆史觀——那就是平民的生命尊嚴，意義超越了曆史的輸贏。
在我看來，一個作家眼裏，如果看到小說、詩歌文本和散文、隨筆文本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互文關係，那麼，對於既是詩人又是散文家的趙曉夢而言，詩歌和散文就是複活曆史、彰顯精神向度的兩種話語方式，也是《釣魚城》寫作特色的成因：詩歌文本與散文文本結構上的互文性力量。
《釣魚城》在文體上留有一些本可以消弭的遺憾。
從整體上看，《釣魚城》附錄的“注釋集”長達十四八頁，數萬字，這本來是詩歌與散文最好的“對撞生成”機會——注釋不再是拘謹的、枯燥的注釋，而是逸出詩歌的另外一種曆史演繹方式，趙曉夢的注釋很從容，很舒緩，其實已經做得比很多作家要好。我想強調的是，把注釋擴展為相對獨立的敘事文本，篇幅甚至可以超過正文，這其實已在創造一種寫法，或者文體。注釋文本不再僅僅是對詩歌的補充與說明，而是利用它們牽腸掛肚的根須，可以深深抵達曆史關係的藕斷絲連之處，在那些情緒的斷裂所在，散文要像接骨木一樣，讓那些單麵的、暗生的、挺括的、折斷的往事，逐一得到另一場紙上的再生。當正文與注釋構成一種“互嵌”關係後，文體學的畛域，可能要大於單純兩個文體相加的意義指涉。這個意義，就像我們麵對一個血脈僨張的人，為褒有其全在性，就需要把他的女人從影子裏請出來。
我在亨利 ·米勒《我一生中的書》裏，讀到如下一段他引述的話，覺得移之於《釣魚城》，移之於趙曉夢正在寫作的關於釣魚城的長篇非虛構之書，較為適合：“事實是，我們因我們的祖先而死，我們被我們的祖先所殺。他們死去的雙手從墳墓裏伸出來把我們拉進他們發黴的骨頭堆中，現在輪到我們正在為我們尚未出生的子孫們準備死亡了。今天那些死去的人並不是因為衰老而死亡，他們是被謀殺的。 ”
2020年6月15日原載《讀者報》2020年6月23日〈作者簡介〉
蔣藍，當代先鋒詩人，思想隨筆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委員，四川省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主任，四川省詩歌學會常務副會長，成都市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已出版《詩歌筆記》《詞鋒片斷》《黑水晶法則》《赤腳從鋒刃走過》《正在消失的詞語》《正在消失的建築》《正在消失的職業》《哲學獸》《玄學獸》《故宮神獸》《思想存檔》《蹤跡史》《成都筆記》《豹典》《黃虎張獻忠》等二十多部作品。曾獲朱自清散文獎、人民文學獎、西部文學獎等。
當代長詩中的曆史與抒情
——以趙曉夢長詩《釣魚城》為例◇張德明
21世紀以來，長詩的創作蔚為壯觀，歐陽江河、吉狄馬加、雷平陽、陳先發、梁平、湯養宗、龔學敏、楊鍵、安琪、沈浩波等當代有影響的詩人，都在21世紀初向詩壇提交了富有藝術質量和審美品位的長詩作品。這些詩人創作的長詩，不少是從曆史本事的追溯與反芻出發，牽引出對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與獨特認知的。不過，以古代曆史為創作緣起，來進行長篇幅的詩意鋪展和情思揮灑，其實並非易事，這其中存在著恰當處理曆史事件與恰當處理情感抒發兩方麵的調配與融合的技巧問題。也就是說，曆史書寫與情感表達的合理與否，已然構成了當代長詩創作能否獲取成功的一個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藝術環節。
四川詩人趙曉夢新近創作的抒情長詩《釣魚城》，在曆史與抒情的組合和調配上是處理得較為到位的，這部長詩既有效闡發了曆史的多重意味，又將詩人麵對曆史時的豐富情感和複雜心緒生動敞現出來，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準。我認為，從曆史演繹與情感抒發等不同層麵對這部長詩加以分析和闡釋，是可以揭示其不俗的審美個性，彰顯其獨特藝術魅力的。
多重曆史的交彙和變奏
“釣魚城何處？遙望一高原。壯烈英雄氣，千秋尚凜然。”這是陳毅元帥在1927年遊曆四川合川時口占的一首五言詩，詩中所說“釣魚城”，指的就是坐落在今重慶市合川區（宋代時稱合州）東釣魚山上的古城。在這裏曾發生過一次曠日持久、影響深遠的“釣魚城之戰”。13世紀中葉，剽悍的蒙古鐵騎在漠北草原強勢崛起，“一代天驕”的兵威聲名遠播，一時間震撼了整個歐亞大陸。然而1259年，成吉思汗之孫、拖雷長子、蒙古帝國大汗蒙哥親率號稱“上帝之鞭”的十萬驍勇善戰之師，攻打釣魚城，卻“折鞭”於這座古城之下。合州軍民浴血奮戰，堅持抵抗了三十六年之久，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跡，書寫了中國古代城防戰中最為濃重的一筆。“釣魚城之戰”是一場改變世界曆史軌跡的經典戰役，正如清華大學曆史學教授方誠峰先生所說：“釣魚城具有世界史的意義，主要是因為蒙哥汗死於此地，大蒙古國暫時停止了向東、西方征服的腳步。 ”a如此重要的戰役，便值得今天的人們不斷地回眸，深入地研究，並用各種藝術形式反複書寫和演繹。
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便是對這段曆史的詩化演繹。談到該詩的創作初衷時，詩人坦言：“我寫釣魚城，不是去重構曆史，也不是去解讀曆史。我要做的，就是跟隨曆史的當事人，見證正在發生的曆史。以詩歌的名義，去分擔曆史緊要關頭，那些人的掙紮、痛苦、糾結、恐懼、無助、不安、坦然和勇敢。試圖用語言貼近他們的心跳、呼吸和喜怒哀樂！ ”b也就是說，麵對“釣魚城之戰”這段頗富傳奇色彩和精神底蘊的曆史，趙曉夢沒有刻意將主觀意誌強加於曆史本事之上，從而對過往曆史做強製解讀和過度消費，而是沉浸於曆史的氛圍之中，同曆史人物一同呼吸，一同感受，以便最大限度地貼近曆史，最為真實地體味曆史人物內心深處的喜怒哀樂。這一創作初衷，使他有效避免了對曆史的單向度剖解，以及對曆史人物的平麵化述說，而是能從立體的、多維的層麵對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加以深度詮釋，寫出了曆史的複數形式，進而最大程度地挖掘出曆史內部蘊藏的妙味與深意。
曆史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一維的，它總是複雜的、多維的，曆史的內在紋理從來都是五色錯雜、異常斑斕的。這就意味著，當後來者麵對前人用生命書寫的曆史時，理應懷著曆史同情的心態，從多角度、多側麵地考量、理解它，全方位評價、闡釋它，而不是僅僅停留於是非對錯的簡單價值判斷上。“釣魚a方誠峰：《釣魚城得以堅守的多重因素》，《光明日報》2013年 10月 10日。 b趙曉夢：《〈釣魚城〉：一個人的城》，《散文詩世界》2019年第 4期。
城之戰”這一傳奇曆史，其實也存在多重曆史結構：有進攻的曆史，也有防禦的曆史；有攻城的曆史，也有守城的曆史；有戰勝的曆史，也有失敗的曆史；有戰場上的曆史，也有戰場外的曆史；有個人的曆史，也有民族的曆史；有充滿豪情的、可歌可泣的曆史，也有充滿屈辱的、值得唾罵的曆史……總而言之，站在不同的角度，從不同的層麵出發，我們就能從曆史的複雜圖式中抽繹出一段具有意義的曆史情節來，就能從中品讀出不同的曆史韻味和內涵來。這是曆史的複雜化本相決定的，也是今人辨認古史必須秉持的客觀而審慎的原則和方法。
吉狄馬加說：“關注曆史，並能對曆史事件下苦功夫的詩人才可能成為大詩人。” a不乏做“大詩人”野心的趙曉夢，顯然對曆史下過一番苦功，他本人原籍合川，從小就從人們口中聽到過有關這場戰役的各種版本，對這段曆史的咀嚼和細究曆時甚久，在創作長詩之前，他又參閱了有關“釣魚城之戰”的幾百萬字的材料，創作前的知識儲備是相當充足的。正因為對這段曆史諳熟於心，領悟深透，他才能將其細致而豐富的曆史樣態，複雜而多義的曆史韻味，用充滿詩意的分行文字，藝術地展示出來，讓我們從中看到了曆史的風雲變幻，品味到曆史的百般滋味，領悟到曆史的內在真諦。
《釣魚城》寫出了多種多樣的曆史，因而是多重曆史的交彙與變奏。詩人述說蒙古人在遭遇“釣魚城之戰”前笑傲天下的驕橫曆史：“天下再大，不過是鐵蹄的一陣風。\/祖先和兄弟打馬走在風中，\/黃金家族的名號，壓得烏雲\/喘不過氣。沒有哪麵城牆能阻擋\/鐵騎揚起的沙塵。 ”蒙古軍那種傲視群雄、氣吞萬裏如虎的王者之氣躍然紙上，勝利者的曆史也在此可見一斑。遭遇“釣魚城之戰”之後，他們久攻不下、軍心渙散、絕望叢生，失敗的曆史由此鑄成。詩人如此描述道：“合川東十裏那塊來路不明的石頭，截去了大軍的去路與退路”，“馬刀砍在城牆上，一點脾氣也\/沒有！雲梯和重砲在城門前縮水。\/從春二月到秋七月，馬刀一直\/在城牆上比劃黎明與黃昏。那可兒和巴圖爾的鞭子再長，\/也夠不著垛口上星辰的方言。 ”“氣吞山河的絕望，\/在石頭山的汗帳長出苔蘚。 ”曾經不可一世的蒙古大軍，在釣魚城之戰上沉沙折戟，最後不得不感歎道：“被石頭暫停的a吉狄馬加：《勁健與悲慨：〈釣魚城〉長詩的境界與魅力》，《光明日報》2019年 4月 10日。
時間，生命進入\/倒計時。一個異鄉人即使有\/鷹的名字，在垂直的噩夢裏，\/走不出魚的沼澤地。 ”勝利的曆史與失敗的曆史在此並置，共同構成了蒙古帝國複雜多樣的曆史圖景，曆史的多重樣態和多種情勢由此可見。
描述合川官兵遭遇“釣魚城之戰”的曆史時，詩人既交代了他們奮勇護城、堅強抗禦，麵對強大的蒙古軍三十六年城池不失的驕人曆史：“用石頭的城釣魚。用內水外水做魚餌，\/用山的形狀做成魚竿，用激流和懸崖\/做成釣台，用垂直陽光做成宮殿的\/護城河，以十年為期，\/築出‘川中八柱’。八十三堡壘的死亡容器，收納順江而下的魚的屍體，西蜀不再是馬蹄隨意出入的祠堂。 ”“巨人釣魚的石台上，有太多的\/英風回蕩，他們的名字雖未刻\/石上，‘獨釣中原’早已名揚\/天下，蒙哥與汪田哥的絕望，\/比火雷還響，比砲石還痛。\/這峭壁千尋三江環繞的城啊，\/雖托不起一個王朝的沒落，\/卻能挺住一根江山的脊梁。”三十六年的抵禦與抗爭，三十六年的消耗和困厄，使釣魚城最終走向了彈盡糧絕、瘟疫蔓延的艱難時日，為了保全百姓的生命，合川官兵無奈選擇了“不能投降的投降”，詩人也生動述說了這段委屈而酸痛的曆史：“去年秋天的雨還在路上，\/九十多眼井先後斷流，一口八角井\/解決不了十七萬人的口渴，\/兩千人的口糧養不活十七萬張嘴。 ”“失去重慶失去糧食和水，釣魚城\/單薄的棉衣扛不住北風凜冽，城有多大孤獨和恐懼就有多大。\/國事飄搖，饑餓無期，風一天天\/吹瘦人一天天減少，被閑置的\/深宮大院無人會意，被感傷的抱負\/不能按理想行事。”曆史的繁複多變，曆史的苦辣酸甜，從上述詩句中我們都可得到具體而深刻的體味。
此外，《釣魚城》還將個人的曆史與民族的曆史交織起來加以描述，如述蒙哥汗率軍征戰合川釣魚城的曆史，正是將其個人曆史軌跡與蒙古帝國的演變軌跡並置而書；述熊耳夫人的個人史的同時，詩人也在述說合川百姓的生存史，等等。這些個人曆史與民族曆史交並述說，共同展示的詩化表達，生動呈現了曆史的層次感和多麵性。與此同時，《釣魚城》還將戰場上的曆史與戰場外的曆史交替書寫，既交代蒙漢交戰的曆史情節，又講述戰爭之外的自然和人文圖景，從而構成曆史的多聲部。可以說，長詩《釣魚城》正是從多維度、多層麵對曆史進行的呈現與闡發，由此構成了多重曆史的合奏與共鳴。
主體轉換與抒情的複調
吉狄馬加說：“我以為長詩最難的是結構，現在市麵上的長詩大都是短詩的合成，這些所謂的長詩中缺少一種內在的氣韻。 ”a這無疑是一個熟諳長詩創作之道的優秀詩人發出的智識之論。一首長詩最難處置的是結構問題，反過來說，當結構安排合理妥當，長詩情緒的把控和意義的傳遞也就自然而順暢了，長詩所應具有的精氣神因而也將充分彰顯。
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在結構的安排上是頗具匠心的。為了真實敞現曆史的多元場景，同時又有效抒發詩人對曆史的複雜體味與無限感喟，長詩采用了以曆史當事人為詩情鋪展的單元結構，按照戰事發展的時間順序，讓曆史的相關當事人分別出場，各自站在自己角度來講述曾經曆史的具體情態以及他們對於曆史的感觸和體驗。這種結構方式與曆史生成的時空結構形式是較為吻合的，這就為曆史過程的有效展開提供了極為可靠的路徑。與此同時，由於曆史當事人紛紛出場，站在各自角度敘事感懷，長詩形成了抒情主體不斷轉換的表意形式，不斷轉換的抒情主體，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抒發情感，表述心誌，多樣化的抒情形態由此營建出一種複調結構，詩歌從而顯得情緒繁複，意味深長。
“複調”是巴赫金在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時提出的概念，而今已成為敘事學理論中極為重要的話語範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的主人公和作者對主人公的立場》中，巴赫金指出，傳統小說多數是獨白型小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則屬於複調小說，在這類小說中，“過去由作者完成的事，現在由主人公來完成；作者闡明的已經不是主人公的現實，而是主人公的自我意識，也就是第二現實”。b在複調小說中，不僅主人公的情態較之傳統小說發生了極大變化，而且主人公周圍的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也有了顯著不同，巴赫金進一步闡述道：“不僅主人公本人的現實，還有他周圍的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都被吸收到自我意識的過程之中，由作家的視野轉入主人公的視野……作者隻能拿出一個客觀的世界同主人公無所不包的意識相抗衡，這個客觀世界便是與之平等的眾多他a吉狄馬加：《勁健與悲慨：〈釣魚城〉長詩的境界與魅力》，《光明日報》2019年 4月 10日。 b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的主人公和作者對主人公的立場》，《巴赫金集》，張傑編選，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5頁。
人意識的世界。” a簡而言之，巴赫金所說的小說中的複調，“指的是擁有主體權利的不同個性以各自獨立的聲音平等對話”。b 長詩《釣魚城》雖然並非敘事文學，並不具備故事主人公，但由於詩人巧妙設置了以曆史當事人為抒情主體，通過抒情主體轉換來帶動曆史敘述的展開和曆史意味的分析這一結構形式，不同的曆史當事人（抒情主體）之間構成了對話關係，因此，援用巴赫金的複調理論是可以加以有效闡發的。自然，長詩中的複調並不是敘事的複調，而是抒情的複調，是曆史當事人在不同層麵發出的曆史喟歎與情感傾訴的對話性體現。
《釣魚城》共有三章，由九個部分構成，每一部分都由一個曆史當事人出場，來陳述曆史、抒發情感，這些曆史當事人分別是：蒙哥可汗、蒙哥夫人、前鋒總指揮汪德臣、餘玠、王堅、張玨、王立、熊耳夫人、西川軍統帥李德輝。如果說以往的不少長詩屬於“獨白型”（借用巴赫金觀點）詩歌，曆史的講述和情感的抒發都是由詩人（唯一抒情主體）一個人完成的話，《釣魚城》則可稱為“複調型”長詩，九個不同曆史人物分別出場述說曆史、表達情誌，從而構成了九個不同的聲部，他們都處於平等的地位，彼此獨立又相互對話，凸顯出複調的藝術色彩。
蒙哥汗首先出場，講述他兵發南宋的緣由：“我是一個不樂燕飲的人，\/風花雪月不是出兵的理由。\/是的，我說過，止隔重山條江\/便是南家。現在的臨安府，\/脆薄如紙，長生天的時間\/都被他們用毛筆埋軟，靖康恥\/沒能中止他們附庸風雅，\/我得用鞭子\/把它們圈進成吉思汗的版圖。 ”當開疆擴土的腳步被“釣魚城之戰”久久拖住，他又不免長舒短歎：“馬蹄鐵已生鏽，石頭還沒有讓路。 ”“釣魚城之戰”對蒙古軍的打擊是很大的，麵對如此打擊，蒙哥可汗終究意識到：“一個異鄉人即使有\/鷹的名字，在垂直的噩夢裏，\/走不出魚的沼澤地。 ”蒙古大將、釣魚城戰役總指揮汪德臣第三個出場，他這樣述說“釣魚城之戰”的情形：“直到一塊頑石截住去路，一條鞭子\/非要石頭讓路。\/\/他們驕傲的態度，埋葬了我\/馬背上的天賦。 ”這樣的陳述與蒙哥的陳述形成對照和對話關a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的主人公和作者對主人公的立場》，《巴赫金集》，張傑編選，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5頁。 b周啟超：《複調》，《外國文學》2002年第 4期。
係，同時也坦誠了蒙古軍隊在“釣魚城之戰”中嚴重受挫的曆史事實。
第四個出場的曆史當事人是釣魚城守將餘玠，他如此陳述南宋的頹勢：“偏安的享樂\/透支了太多的\/小橋流水，傾其所有的北伐，\/不過是聲勢浩大地繁殖老樹昏鴉。\/漫天風雪裏的生死搏鬥，\/難覓一塊宿營地。 ”對於頑強抵抗蒙古大軍的攻打、誓死保衛釣魚城的原因和意義，他有著這樣的認知：“我得給自己的留下找個恰當理由。\/拒絕所有好意的昏迷，萬事置之身外，\/以自己的輕戰勝不可一世的重，\/以一根釣魚竿繼續完成使命。\/用石頭的城釣魚，故國三千裏的\/繁華雖不見得能還原，但後世的\/墓碑將會確認，我能釣出曆史的斷編殘簡。 ”餘玠的上述述說，既站在宋人角度交代了曆史的實情，又與蒙哥、汪德臣等人的講述構成強烈的對話和呼應關係。
其他曆史當事人如蒙哥夫人、王堅、張玨、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等，也在不同的階段依次出場，來陳述曆史抒發心誌，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述說了曆史的諸多細節，這些曆史細節有彼此相同的大曆史，也有各有差異的小曆史，相互之間的對話性態勢是極為顯明的。在這部長詩中，曆史當事人依次出場，分別來述史抒懷，使詩歌的抒情主體實現了不斷地轉換，他們各自獨立，又相互對話，長詩的複調性特征也因此而生成。
《釣魚城》采取的這種複調型結構方式，既確保了曆史敘述的多元展開，從而藝術呈現曆史的複數形式，又能讓情感抒發在多維度中敞現，彰顯曆史意蘊的多向度和曆史體味的豐富性，其詩學價值是相當突出的。
古代曆史的現代闡釋
關於曆史的理解，意大利曆史學家克羅齊有個精彩論斷：“一切真曆史都是當代史。”在他看來，隻有在當代社會還“活著”的東西才可能被當成“真曆史”，反之就是假曆史，“一切脫離了活憑證的曆史都是些空洞的敘述，它們既然是空洞的，它們就是沒有真實性的”。 a而一些曆史被認為是“活著”的根據是：它仍然在當代人的記憶中回蕩，它仍在人們的談論中持續增值，它仍被人們a［意］克羅齊：《曆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商務印書館 1982年版，第 6頁。
不斷賦予新的意義。
“釣魚城之戰”無疑是一段仍舊“活著”的曆史，因為今天的人們仍然對它津津樂道，並且一直在這段故事裏不斷尋覓著現代的意義和啟迪。趙曉夢的長詩《釣魚城》是對“釣魚城之戰”的詩化述說，它並不是對古代曆史的照本宣科式的講解，而是用現代人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段曆史，讓曆史的人物和情節都打上現代人的精神烙印，用現代的情感與思想重新照亮這段曆史。它是詩人趙曉夢對“釣魚城之戰”這一古代曆史做出的現代闡釋。
趙曉夢說：“釣魚城長達三十六年的抗戰曆程裏，其實隻有一個人存在。那個人是你，是我，也是他。城因人而生，人因城而流傳。 ”a詩人這種以當下去會意過去、用現代照亮古史的思想，與克羅齊的曆史觀是相契合的。概括來說，在對古代曆史進行現代詮釋時，《釣魚城》主要采取了如下表達策略：首先，以現代性情感體驗來重寫古代曆史。吉狄馬加評價趙曉夢說：“他的長詩《釣魚城》雖然是寫一段曆史，但處處有他濕潤的情感，不論是寫攻城者還是守城者，他都傾注了自己熾熱的情感，讓這些曆史人物，不僅有了筋骨，更有了血肉，有了呼吸，有了氣脈。人物有情有靈，詩歌就有了性情，有了感動。 ”b確乎，在《釣魚城》中，無論是對哪個曆史人物的書寫，無論是對哪段曆史情節的述說，無不流淌著詩人滾燙的情感、滿腔的熱望。而詩歌中流淌著的這些情感，漫溢著的這些熱望，又都是充滿著現代精神氣質的，是當代人的精神情感在古代史跡中的折射。例如寫蒙哥的軍隊在釣魚城受挫：“尖銳的石頭劃破夜的血管，小心\/提防的睡眠，被動物的狂歡攪和。\/淩亂的河灘上，爬滿疲憊的魚尾紋。\/夜晚的安全感還沒有找到指路牌”，這裏的“血管”“魚尾紋”“安全感”“指路牌”等意象，是現代人生命體驗與情感記憶的重要符碼，無不散逸著濃烈的現代氣息。再如詩中借抗蒙英雄、合州知府王堅之口所陳述的戰事暫時消停的寧和場景：“護國寺的鍾聲，撞出一城人壓抑\/已久的癲狂和醉態！風停在胡須上，\/魚停在石頭上，血凝固在夕陽裏。我隻是揮了揮手：把所有\/城門都打開吧，讓大夥透透氣！ ”這裏渲染了戰事消停後人們的輕鬆與快慰情態，當壓抑已a趙曉夢：《〈釣魚城〉：一個人的城》，《散文詩世界》2019年第 4期。 b吉狄馬加：《勁健與悲慨：〈釣魚城〉長詩的境界與魅力》，《光明日報》2019年 4月 10日。
久的戰爭暫時遠離，人們的瘋癲與狂歡情緒呼之欲出，“瘋癲”與“狂歡”其實更是一種現代文明征候，詩人對當時人們表露出的這種精神狀態的擊節稱歎，正是一種現代情感的生動體現。
其次，用現代思想照亮古代曆史。曆史學家布羅代爾說：“過去和現在是互惠地照亮著對方。 ”a他的意思是說，古代曆史總會給現代人帶來啟示，而現代人也會用現代人的眼光、思想和觀念重新照亮曆史。如長詩第六部分中述寫張玨的人生感言：“濺落在時間刻度上的火星，注定\/不會悄然熄滅。即使遁入塵埃，\/也會成為滄桑黃卷中淡淡的殘痕。\/如同夜空中飛馳而過的流星，\/雖然閃爍即逝，但那些帶著亮光的\/體麵與尊嚴，\/足以穿透曆史的眼睛，以一塊石頭的\/名義僥幸留存下來，讓每一個穿過\/城門洞的人，莫不低頭懷舊。 ”從這些詩句中既能發現物質不滅論、天體運行論等現代科學觀，也能看到洋溢現代精神的多元曆史觀，在現代科學思想和現代曆史觀念的燭照下，古代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獲得了新的價值和生命。再如敘述策動投降的熊耳夫人為“投降”所作的辯護：“那麼多的眼睛長滿渴望。望斷高城\/的石頭可以放下，讓熟悉的麵孔，\/熟悉的聲音，都有花月春風的黎明。”這是用那種人文關懷至上、不以成敗論英雄的現代戰爭觀對古遠曆史的重新審視，既對熊耳夫人的行動表達了理解之同情，同時也暗含著對那些將釣魚城之戰最終的敗局記在熊耳夫人頭上，視她為“紅顏禍水”的民間傳說提出質疑和否定的意味。
第三，在古代曆史中發現古今共通的人性。戰爭總是殘酷的、血腥的和反人性的，鍾愛和平的人們，是希望戰爭永遠不要發生的，不過，由於欲望和野心的作祟，殘酷的戰爭往往在所難免。殘酷戰爭發生之後，人們再回過頭來反思這場戰爭時，又都總是要將它放在人性的天平上來考量。這個時候，簡單的是非價值判斷，根本無助於對一場戰爭的深刻理解，我們必須從人文精神的高度和維度上來審視戰爭，在戰爭中發現生命的價值和人性的力量，才能真正品味到戰爭背後的韻味與旨意。長詩《釣魚城》中，詩人通過描述九個曆史人物在戰爭語境下內在心靈的悸動、內在情感的變化，對生與死、愛與恨、民族利益和個人前程、人格尊貴與卑屈、命運的偶然與必然等人類社會中具有根本性特質的人性指標，進a［法］布羅代爾：《論曆史》，劉北成、周立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第 40頁。
行了深入的剖解與理性的思辨。“所有的開始和結束，都緣於一塊\/來路不明的石頭，放大了夜的瞳孔。\/瞳孔裏麵，回放著我不可救藥的\/一生。 ”蒙哥汗的這段述說，是對生命充滿偶然性的某種嗟歎。“我們所有的生死功名，\/都隻能在鞭子裏壓低身段，\/陪你任性飛奔。”蒙將汪德臣的話語裏，交代的是民族利益與個人前程的內在關聯。“保持原樣的皮袍，總在清晨與黃昏\/伸出手腳，縮短說話的距離，\/占領淚水流幹的心房。草原上的\/月亮還在，地上的人已不見。”麵對蒙哥汗沙場戰死的殘酷現實，蒙哥夫人的訴說裏，深蘊著生死的慨歎和綿綿的愛意。“撤退路上，\/一個倉皇奔逃的老漁翁，讓我\/看到宿命的影子。在這油盡燈枯\/的黃昏，舌尖上的烏雲，\/是山風無法辯解的判詞。 ”從餘玠的道白裏，我們體味到顛倒是非的誣告、迷惑眾人的讒言對人極大的傷害與損毀的力量。可以說，在古代曆史中發現古今共通的人性，已然構成了《釣魚城》釋解曆史、回應現實的重要抒情線路。
對古代曆史進行現代闡釋，既讓曆史的多樣性精神內涵和豐富意義潛能在現代觀念的燭照下得到充分釋放，又能以曆史為媒介，借助曆史史實抒發出現代人的複雜情感，在此基礎上，長詩的曆史書寫與情感表達也得到了合理配置與有機統一。這也是《釣魚城》獲得藝術成功的重要方麵。
2019年4月其中部分章節原載於《文彙報》（2019年6月32日）、《中華讀書報》（2019年7月17日）〈作者簡介〉
張德明，文學博士，嶺南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南方詩歌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全國中文核心期刊評審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新世紀詩歌研究》《百年新詩經典導讀》等學術著作十多部，出版詩集《行雲流水為哪般》，曾獲2013年度“詩探索獎”理論獎、《星星》詩刊2014年度批評家獎等。
《釣魚城》：詩人趙曉夢的內心戰事◇唐政
“這是頭年的八月，我在六盤山揮起\/鞭子，追逐大雁的秋風一路向南。 ”十幾萬蒙古鐵蹄，一路烽煙滾滾……一場改變世界格局的戰爭在一座堅固的石頭城下拉開了序幕。
幾百年後的一個深夜，詩人趙曉夢又在紙上重新複盤了這場戰爭。雖然已經聽不見鼓角爭鳴和血腥廝殺，但嘉陵江的濤聲依然如泣如訴。釣魚城像一座無路可走的宮殿，回到了一頁紙上和詩人的心中。
如果趙曉夢著眼的是曆史上這場驚心動魄的戰役，他就是一個曆史的講述者：戰爭的起因，過程，結局，每個人物的命運……它必然會牽扯到很多瑣碎的人物和細節，讓讀者看到一場戰爭的全貌或者局部的全貌。然而曉夢根本就沒把眼光放在這場戰爭本身上，一千多行的詩歌裏幾乎找不到一行是正麵描寫戰爭的。他看到的更多是戰爭背後人性的絞殺，民族之間的光芒互照，生死各方心理陰影的透視，以及金戈鐵馬後沉澱下來的人文精神因子。所以，《釣魚城》是一部抒情長詩，而不是像有的評論家所說的敘事長詩。這是我們首先必須搞清楚的問題。因為詩人截取的不是宏大的戰爭場麵和慷慨悲歌的英雄事跡，而是在這場戰爭中掙紮的人性，扭曲的勝敗關係，複雜的民族情感，戰爭狀態下生命的絕望、怒吼、悲憫和懺悔。
要抒好這個情，曉夢又必須準確或者巧妙地回應有關這場戰爭的許多焦點：戰爭的性質、人物的對立關係、每一個細節的正和反，甚至人物形象的定位，錯綜複雜的情感色彩、詩人介入的立場，等等。否則，所抒之情容易陷入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泥淖之中。
詩人用刻刀一樣細致的手法，在場式的敘述，並依靠“我”的深度介入抽絲剝繭地揭示了一場戰爭的心路曆程。
那麼接下來我們需要探討另一個問題，詩人借用這場戰爭，究竟想抒發什麼樣的情感？這涉及詩人介入這場戰爭的方式、態度和立場。
詩人以“我”的身份介入。時而是攻城者的咆哮和憤怒，喧囂和寂寞，驕傲和恥辱；時而又是守城者的疲憊和茫然，長嘯與哀鳴，凜然和仇恨；時而又是投降者的徘徨和無助，生命與名節，山寒和水瘦。詩人分別站在各自立場，超越了這場戰爭本身的勝負和曆史定位，從宋蒙之間同仇敵愾的關係中退出來，客觀地看待這場戰爭和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體味他們的生死之情，張揚悲憫的人性。而不是站在曆史的某一個角度上，用既有的史學觀點去寫勝敗之心和仇恨之情，甚至用簡單的侵略和被侵略觀念粗暴地幹涉這場戰爭各方的心理態勢。釣魚城之戰實際上是一場英雄惜英雄之戰，沒有偉大與卑劣之分。死了的埋骨他鄉，活著的繼續顛沛流離。英雄不是戰勝了“敵人”取得了勝利的一方，而是最終戰勝自我、散發著人性光芒的那個人。釣魚城雖然是蒙哥的折鞭之城，但何嚐又不是合州人民的苦難之城，瀝血之城。曉夢把戰爭升華而成一段生命的悲歌。
“我”的態度是作品中各方的態度，而曉夢同樣沒按常理讓“我”成為階級或者民族的代言人，沒有對戰爭的另一方采取任何侮辱或者攻擊性的描述，從心理到人性再到生命，這是詩化的過程和詩化哲學的過程，也是一場戰爭自我平複或修複的過程。
釣魚城之所以能以斷垣殘壁屹立至今，是有它獨特的人文精神支撐的，這種精神已經完全超越了一場戰爭本身。與勝負無關，與敵我無關，與它曾經所擔負的政治意義無關。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都飽含著曆史的悲劇色彩和人性的光芒之美。趙曉夢正是站在人性的高度上盤活了一場戰爭的死局，盤活了蒙哥汗、餘玠、王堅、張玨、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等一連串被曆史蓋棺定論的身影。
第三，我們還需要弄清楚《釣魚城》究竟是不是一部史詩。因為我看許多評論家都說這是一部長篇史詩。寫曆史的不一定就是史詩，判斷史詩的標準不僅是題材還有思想、人文情懷和作品的真實影響力。對史詩的傳統解釋是，反映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事件，塑造著名的英雄人物形象，結構宏大，充滿了理想主義和神話色彩，比如《荷馬史詩》《奧德修記》《格薩爾》等。也就是說，史詩一定要充滿理想主義的光輝。為什麼呢？因為曆史事件的各生成要素都已經鐵板一塊，如果沒有理想主義的浸潤和重鑄，曆史題材會成為一個死結。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長詩中有的人物和故事隻是存活於民間傳說中，比如熊耳夫人及其隱秘的身份和遭遇。這似乎讓這篇長詩少了嚴肅的戰爭氣息，而多了一份理想主義色彩。詩人借熊耳夫人之手，彰顯了人道主義的光輝。
《釣魚城》確實具備了史詩的各形元素，比如恢宏的題材、飽滿的結構、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等，但文學史上對史詩的界定從來都不是依照理論標準，也不是某個詩人自我設定：我要寫一部史詩。史詩應該是經年累月，從時間中產生又在時間中印證了的廣為流傳之作。是否廣為流傳，幾乎成了它唯一的標準。所以，我們現在討論它是不是一部史詩，為時尚早。但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釣魚城》是中國當代長詩的一座裏程碑。
首先，它打破了詩歌主體、主題的單一性，全詩分成了三大塊，表麵上，每塊獨立成章，實際上又一氣嗬成。這改變了以往中國長詩因為主題單一往往無法承載較長篇幅的缺陷。其次，以“我”為柱，引導全篇主線，提綱挈領。以“我的旁白”為輔線，主輔映襯。以石頭、魚、釣魚、馬鞭等為中心意象，穿插連貫，氣韻充沛。上述各部共同結構全篇，顯得有支有點，結構穩定，不散亂，不變形，文氣通暢。第三，寫戰爭而不從戰爭入筆，“我”是一個複雜的身份，隨時可以拆散成各個角色。角度刁鑽，想法奇異，彌補了這類題材的表現空白。第四，詩歌的“敘述者”趙曉夢和詩歌中故事的敘述者雙線合一，呈現出複式結構的完美統一。在《釣魚城》裏，雖然都是以第一人稱“我”來作為敘事主體，但不同章節的“我”又代表著不同的講述者。蒙哥汗、熊耳夫人、汪德臣、餘玠、王堅……他們都是“我”，甚至還包括我自己。用無數個“我”和“我”的邏輯關係映射出了一個龐大而複雜的人性變局。
但是，戰爭的邏輯不是這樣的，或者詩人沒有按照讀者的閱讀習慣來設定詩歌的內容。在這個不斷轉換敘事角度和話題的過程中，詩人的綜合能力，決定了整部藝術作品的精神高度。而且，最關鍵的是每個人物的場上位置、閱曆、性格和對戰爭的態度都是不同的，這要求詩歌中每個“我”的語言風格要有錯落之感，不能疑似一個人的聲音。但又不能有明顯的斷裂痕跡，導致整個詩歌上氣不接下氣。藝術形象的高度決定了人性和理想的高度，同時也是詩人在不同的角度上對同一場戰爭全景式的詰問。這就是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各路人馬粉墨登場而又命運既定的情況下，詩人必須置身其中而不是置身事外，否則，你就無法體會曆史人物的血氣和溫度。而身臨其境又迫使詩人陷入勝負的旋渦。這是一個矛盾，也是一個二難選擇。但曉夢做得很好，一個是詩歌的敘述者，一個是故事的敘述者，兩個敘述者既保持著高度的融合，又始終錯落有致。這是曉夢對這類題材的建設性貢獻。
如果僅從藝術的角度，趙曉夢這部長詩其實更應得到肯定。一個詩人能夠在一千多行的長詩中，自始至終保持結構穩定，語言疏密有度，抒情格調相映成趣，甚至意象與意象之間高度匹配，這在中國當代長詩中也是極其少見的。
曉夢歸根結底是一個新聞人，他用新聞人的視覺把一個“舊聞”或者“不聞”寫活了。坦率地講，像釣魚城這樣的戰爭題材隻有交給曉夢這樣有新聞思想的人才可以從容翻新。他沒有直接去表現血淋淋的戰爭場麵，華麗的刀光劍影，生與死的斑斕對決。因為再高明的藝術家都不可能寫得比曆史的本來麵目還要翔實和生動。曉夢深知如何才能有效地駕馭像釣魚城之戰這樣塵埃落定的選題。他在充分消化了這場戰爭的全部信息和史料後，把“攻城者”“守城者”“開城者”確定為新聞觀察點，並落腳在“者”，而不是在戰爭中如何攻守轉換上糾結不清，這就為這篇長詩定了調，不寫場景隻寫各路人心。
角度有了，但如何才能讓一千三百行的長詩在結構上不散架？曉夢既沒有按照戰爭的原始邏輯來寫，也沒有把蒙哥遇難作為一個中心事件來布局，更沒有回到無數英雄人物的點上，否則會失了詩歌的靈動之美。但完全把這場戰爭打亂，以意識流的手法，讓各個戰爭場麵交叉換位，又容易顯得結構搖擺，導致人物形象虛弱不定。三個新聞觀察點作為長詩的基本架構，曉夢做到了不偏不倚，既保證了重心所在，又讓三股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合力。
魚和石頭可以看作全詩的兩個中心意象，圍繞“被魚放大的瞳孔”和“用石頭釣魚的城”，巧妙地避開了“侵略”和“被侵略”這個巨大的陷阱，自然而然地化為了攻城與守城的“遊戲”。“我隻是揮了揮手：把所有\/城門都打開吧，讓大夥透透氣！ ”這完全不是在打仗，是兄弟間在互相商量。
寫“攻城者”，沒有去表現攻城者的暴虐和跋扈，卻寫出了他們落日將盡的悲涼。寫“守城者”，看不到他們困獸猶鬥的長哀和絕望，而是多重人性的揮灑。用“不能投降的投降”來鋪排“開城者”隱秘的內心世界，更沒有一絲一毫的猥瑣和僥幸。一場持續了三十六年的戰爭，不僅是三十六年的呐喊和血拚，更是一個漫長而殘忍的激情與鬥誌不斷被消磨的過程。到最後，每一個人都在重新思考和審視這場戰爭的進退、得失。“攻”“守”“降”三方，比拚的不再是火力和血性，而是心性、神性和人性。而回避大開大合的戰爭場麵，複歸人心的動蕩和險峻，這是詩人避簡就繁、去易而難的一招險棋。同時也看得出來，詩人畢其功於一役的努力和決心。要在一千多行的詩歌中以主要筆力刻畫波詭雲譎的人心和複雜多變的人性，這不僅需要詩人有細致入微的探幽精神，還要有縱橫捭闔的邏輯思辨能力。
每個人的身份千差萬別，這決定了他們在《釣魚城》中作為敘述主體，不能出格和失控。如果詩人本身對這場戰爭沒有足夠的認識和態度，他就很難把握每一個小“我”的情緒。依靠“我”的自敘推動詩歌的節奏看似討了巧，實際上是為自己挖了一個大坑。因為自敘中必然表現出每個人的話術特色和思想境界，沒有足夠豐富的人生閱曆和政治素養，是不可能駕馭得了長生天和石頭城的各路英雄。
一部長詩就像一本厚厚的《辭海》，成千上萬個不同的詞組，才構成了《釣魚城》華麗而準確的語言世界。華麗而準確也是趙曉夢《釣魚城》最大的語言特色。
“江風一聲號令，所有的悶熱\/全部上岸”“到手的先頭陣地改旗易幟\/印出石頭的病曆”“酒杯裝不下閑愁，江風一吹\/魚的腥味又在到處亂竄”“流離亂世的女人，在你海棠的\/燦爛裏，終究是有了個位置”等等，每一個句子都在最後落腳時顛覆著我們的認知。在中國“70後”詩人群體中，趙曉夢是為數極少的幾位具有極高語言天賦並人言合一的人。
他對蒙漢文化血脈的貫通，是《釣魚城》這篇長詩另一個藝術貢獻。許多蒙語詞彙與漢語詞彙放在一起，互相輝映，產生了極強的畫麵感。如多處用到的“長生天”“氈帳”“皮袍”“馬頭琴”“斡耳朵”和“蜀葵”“城堡”“衙門”“宋瓷”等相互匹配，一下子把血淋淋的戰場拉回到了人間煙火中，兩個對立的陣營如同雨雪交織一般。“生死寬敞的大地\/丈量不出斡耳朵的遼闊\/珍珠瑪瑙在孛兒隻斤的庫房\/堆出灰塵，高原上的哈拉和林\/張口就是世界方言”，“夜晚是那可兒的一跪之禮\/我的黑夜，我的黎明\/注定在鞭子與石頭的距離裏\/呼嘯滄桑”。這必是經過反複推敲和醞釀的產物，無論多麼複雜的思想和情感，他都能搜羅出與之對應的意象。《釣魚城》同時也是一部意象密集的長詩，它依托這些詭譎多變的意象，深刻而準確地賦予了每個人物和每個細節朝氣和生機。
《釣魚城》藝術再現的手法也是值得我們效仿的。詩人把一場嚴肅和嚴酷的戰爭變成了人間的舞台，他們當初的表演，也許沒有現在這樣冷靜和智慧。但絕對不要以為這隻是我們一個偉大的實驗。草原上空飛馳的鷹和《釣魚城》裏亂草掩蓋下的蟋蟀是這篇長詩裏兩個鮮活的話題，有一一對應的藝術構思。
現在，我們該來談談“我的旁白了”。這既是這篇長詩獨立的篇章和結構支點，又是真正代表了詩人的內心涵養和世界觀、價值觀、戰爭觀的部分，也是詩人介入這場戰爭的唯一切口。
全詩共有三處“我的旁白”，都在每一個大章節的篇尾，是詩人自己在開口說話，是他實在壓抑不了的情感釋放，也可以理解為解釋、注釋、批評、點讚，是整個《釣魚城》的思想源頭。
一般來講，長詩更為偏重的是整個思想體係，如果沒有足夠厚重的思想是承擔不起它的篇幅的。《釣魚城》畢竟是趙曉夢傾盡半生才力的扛鼎之作，從孕育、準備到開始動筆曆時十多年。無論是思想的建構還是藝術的形成，都一定是深思熟慮的，可能很少迸發短詩那樣的即時火花，每一個字詞甚至早已沉積在心，寫時達到了噴薄而出的狀態。而思想體係的建構比藝術體係更難，要求詩人在廣泛的閱讀認知中條分縷析地把每個細節和每個人物都認真而徹底地解剖一次，一定要看見血，看見血就看見了光芒。
《被魚放大的瞳孔》中，詩人直接以設問起筆，“我一直在想，彌留之際的人\/意識僅有的縫隙會留給誰？”然後自問自答道，“麵對這座沒有一絲破綻的城”，無論是蒙哥、汪德臣、出卑，“他們彌留之際的縫隙裏，除了絕望\/就隻有悔恨”，因為他們“與一塊石頭較勁\/自己下不了台，他們的命運隻好下台”。這清楚地表明了攻城者的心態。這裏的“一塊石頭”實指釣魚城，暗指守城者。一個彈丸之地，非得耗去三十六年的血雨腥風嗎？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較量。
小小的釣魚城真的擋住了曆史的進程嗎？交戰雙方如此咬著牙堅持幾十年的攻與守，甚至主攻者早已跌落馬背化為腐骨，而守城者早已帝京易位，王朝崩盤。他們還在較量什麼？
《用石頭釣魚的城》同樣是以設問立筆，“我一直在想，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能在凋謝的世道上，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令數十倍於己的強敵止步不前”，原來“他們不過是一群手持釣竿的人”“一群單純的釣魚人，一群到死還在為\/沒能幫皇帝釣起江山懊惱的人”。詩人簡直是異想天開，把一群盡忠死守三十六年的將士說成是“一群手持釣竿的人”，他們一方麵釣蒙古大軍這條魚，一方麵又幫皇帝釣江山，一方麵又被釣。釣和被釣，都是相同的魚餌——釣魚城。不是血拚，也不是激戰，隻有交戰雙方都抱著“垂釣”的心態，才可以將一場戰爭共同推演三十六年。
《不能投降的投降》結構一樣，“我一直在想，在江山改朝換代的\/大勢麵前，一個人的氣節名聲和\/一城人的生死，孰輕孰重？ ”詩人的回答是“寧願自己在下跪裏苟且偷生\/也不願在一城人的陪葬裏痛不欲生”。
詩人用三個“我的旁白”回答了這篇長詩的所有問題，甚至構成了趙曉夢關於這場戰爭、關於釣魚城龐大的思想體係。然而，我依然發現詩人尚有許多欲言又止的困惑和思索，隻能寄希望於曉夢在未來更大的哲學框架內去給出一個完美的答案。
最後再說一句，長詩《釣魚城》是有資格進入中國當代詩歌史或者文學史的。
2020年4月29日原載《山花》雜誌2020年12期〈作者簡介〉
唐政，當代詩人，曾在大學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現在北京某央企任職副總裁。已在《星星》詩刊、《詩潮》《詩歌報月刊》《詩林》《青年文學》等發表詩歌、評論及其他文字近千篇。
一首長詩的三種寫法和一個向度
——讀趙曉夢抒情長詩《釣魚城》◇劉清泉
我一向以為，抒情是中國詩歌顯著而光榮的傳統，在這一點上，新詩與古典詩歌的氣質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可以說抒情是中國詩歌區別於西方詩歌的最重要標誌。這倒不是說西方詩歌不注重抒情，而是說從總體性特征和整體性麵貌來看，西方詩歌是說出來的，而中國詩歌則是唱出來的。說出來講究有條有理，而唱出來更強調聲情並茂。如是觀之，古往今來，從《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木蘭詩》，到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再到艾青的《火把》《吹號者》《他死在第二次》等，雖然語言形式上是敘事，但骨子裏、質地上仍是抒情，因此應將這些經典詩篇納入抒情詩的範疇來加以品鑒和研究。
也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趙曉夢長達一千三百行的《釣魚城》是一部抒情長詩、英雄史詩、人文大詩。不能因為《釣魚城》針對的是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而將其歸結為敘事詩體，也不能因為《釣魚城》涉及侵略與投降、忠君與愛民等尖銳矛盾而輕易否定其作為英雄史詩的曆史價值，更不能因為詩人趙曉夢的選擇性介入而無視其探索中國長詩寫作新向度的良苦用心和人文情懷。恰恰相反，因為趙曉夢的《釣魚城》精準回答了如何把史詩寫活、把長詩寫短、把大詩寫小等關鍵性問題，我更加堅定了把抒情作為中國長詩未來發展唯一正確走向的核心判斷。
一、作為史詩的《釣魚城》是鮮活的何謂“史詩”？史詩是一種“莊嚴的文學體裁，內容為民間傳說或歌頌英雄功績，它涉及的主題可以包括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傳說”（《辭典》）。這是傳統意義上的史詩，把它簡單理解為“有曆史的詩”“逝去之詩”，似乎也未嚐不可。根據所反映的內容，史詩可分為兩大類：創世史詩和英雄史詩。創世史詩，也有人稱作“原始性”史詩或神話史詩，多以古代英雄歌謠為基礎，經集體編創而成，反映人類童年時期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事件或者神話傳說，如世界最古老的史詩——古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英雄史詩則是一種講述英雄人物（來源於曆史或神話中）的經曆或事跡的長詩，如荷馬的史詩作品《伊利亞特》，中國的《格薩爾王傳》等。相比較而言，英雄史詩更為常見，所以在現代語文中，“史詩”主要指的是英雄史詩，是一定曆史時代條件下的人或人群生活的全景反映。據此，我們不難發現，史詩有題材厚重、宏大敘事、篇幅較長等基本特征。《釣魚城》顯然就是這樣的一部“現代史詩”。
應該說，每一部史詩都是具體曆史的和具體民族的。不能用一個籠統的曆史時代的抽象的模式去解剖特定的史詩，也不能用一般的人類社會的尺子去裁量史詩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史詩與曆史有特殊關聯性，但是即使史詩的曆史印記十分鮮明，它也不是編年史式的實錄，甚至也不是具體曆史事件的藝術再現。史詩對曆史有著特殊的概括方式，體現了史詩的創造者對曆史和現實的理解和表現特點。也就是說，史詩是曆史的，但又不單單是曆史的。《釣魚城》再現的曆史是著名的“釣魚城之戰”，從1243年餘玠決定複築釣魚城至1279年守將王立帶領釣魚城軍民投降，計三十六年。其間尤以1259年蒙哥汗在釣魚城下的敗亡最為引人矚目，這一事件使得氣數已盡的南宋王朝又殘喘了二十年，更為重要的是，因為蒙哥之死，蒙古軍隊的第三次西征被迫停滯，大部隊東還，其大規模擴張計劃從此走向低潮。釣魚城之戰不僅影響了中國曆史發展，更是改變了世界曆史進程，西方人稱釣魚城為“上帝折鞭處”，所言非虛。三十六年尤其是後二十年的曆史不算長，但它所反映的人心、人性、人情之紛繁複雜，具有超越於曆史之上的普世價值。更何況，我們所談到的“曆史性”指向的從來就不是簡單的時間刻度，不是史冊上沉睡的文字，而是生態的、社會的、人文的曆史。
曆史往往是凝固的，但詩人趙曉夢“十年磨一劍”，在充分查閱、研究史料的基礎上，讓釣魚城之戰這一段“沉重殘酷的曆史充滿了人類心靈的體溫，成就了一種血色浪漫的審美特質，既厚重大氣又顯靈性充盈”(詩評家譚五昌語)。也就是說，趙曉夢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觸摸、感知、還原了一段廣為人知而又獨屬於他的曆史，這段曆史因此而變得鮮活，也因此而成為“詩史”和“個人史”。
作為史詩的《釣魚城》，其鮮活之處首先在於對“時間”的獨特把控。一章三人，三章九人，均以人物獨白的方式出現和淡出，你方唱罷我登場，每個人的開頭都是“再給我一點時間”。時間是戰爭這一特定環境下所有人關注的焦點，它充斥著焦慮、折磨、苦痛、勝敗、生死，自然會折射出忠誠與背叛、軟弱與堅強的較量，進而深刻影響到退縮與進擊、抗爭與妥協等行為選擇。在詩人如此戲劇化的設計中，我們可以窺見不同人的性格與命運，同時跟隨這九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去追問更多人的生死以及家國的存亡，為釣與被釣而糾結，為“石頭”和“魚”這兩個中心意象而沉迷，如臨其境，難以自拔。
作為史詩的《釣魚城》，其鮮活之處還體現在對“空間”的巧妙設置。美國曆史學家彼得 ·蓋伊在《感官的教育》中說，“完美的虛構能夠創造出真實的曆史”。作為一位詩人，趙曉夢其實也是“曆史的說書人”，把釣魚城之戰這段曆史當作自己想象和描述的對象。他以人物獨白的方式給曆史中的人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就是設置了少則三種多則九種甚至更多更繁複的空間。我們當然知道這個空間是虛擬的，但是我們更知道詩人的真實意圖正在於突破傳統的史詩寫作範式——一個中心一個主體——史詩寫作因此而變得更加開放，詩人因此可以更加主動地“牽著曆史走”（學者王本朝語），而非相反。這種多維的空間設置加上步步緊逼的時間調度，就使得《釣魚城》不僅是結構的藝術，也不僅是對錯的價值判斷和愛恨的情感判斷，而是“回到了詩人作為想象能力的主體互動”（評論家霍俊明語）。詩歌和曆史從來都在互相致意，隻不過有的人許多時候自造了“雷池”。詩人趙曉夢的大膽探索，對於中國史詩寫作的啟示意義無疑是深長的，這也是我堅持把《釣魚城》認定為一部抒情長詩的重要理由。
二、作為長詩的《釣魚城》是精短的《釣魚城》洋洋灑灑一千三百行，在中國的長詩文本中是比較少見的。而且，從資料收集、實地考察、專家谘詢、創意構思到文本撰寫，趙曉夢整整用了十年時間，這個創作周期也是超長的，少有人能如此篤定，如此認真。據我所知，長詩《釣魚城》完成後，從在《草堂》詩刊發表到出版單行本再到推出精裝本，趙曉夢一直在不斷聽取各方意見，對文本進行修改和訂正，他為把釣魚城之戰這一段重要曆史寫進詩史和文學史進而以特別致敬的方式把這段曆史存留下來、傳揚開去，付出了艱辛的努力。試問，當今詩家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如果僅僅把趙曉夢的所有努力歸結於他作為合川人對故鄉的深沉情結，我以為站位還是偏低。透過《釣魚城》，我們應該清醒看到，趙曉夢所展現的長詩寫法，打破了敘事長詩的傳統和套路，彰顯了中國詩學一以貫之的抒情精髓，形成了新的人文邏輯和抒情倫理，為中國抒情長詩的寫作開創了一條別開生麵的新路，這才是我們應該予以特別關注和仔細研讀的。
從寫作的操作性策略來看，《釣魚城》的一個顯著特點就在於：寓長於短，通過精短來構建長詩的厚度和韌性。相比於三十六年的時間跨度，詩人截取的華彩片段是短的；相比於三組九人上演的一場別致“詩劇”，每個人的獨白式詠唱是短的；相比於這場戰爭中千軍萬馬慘烈廝殺的場麵和千絲萬縷複雜糾纏的態勢，《釣魚城》所容留的停頓和遲滯也是短的。在以“抒情的複調”（詩評家張德明語）為特征的結構形式下，我們更多看到的是“短兵相接”，這就確保了曆史敘述的“觸目驚心”，也極大地豐富了曆史的人文內涵。
從詩歌語言的表呈來看，正如著名詩人吉狄馬加所言，《釣魚城》這一首長詩“仍是若幹短詩的合成”，但與眾不同的是，這些短詩保持了相當一致的韻味和相當諧和的調性，詩中每一個人的獨白既具有獨立性卻又共同聚焦於“釣魚城”這一個製高點，一路讀來，讓人興致盎然不覺乏味。也就是說，趙曉夢用短詩的寫作手法，多少令人匪夷所思地完成了一部史詩巨製。短詩的語言講究爆發力，強調靈感，畫麵感強，節奏趨於簡潔明快。拿當代著名詩評家呂進先生的話來說，當字詞不再僅隻具有詞典意義，那麼它們就構成了“詩家語”。這樣的“詩家語”在《釣魚城》裏俯拾皆是。比如蒙哥在長詩開篇就迎來了“彌留之際”，慨歎“再給我一點時間……長生天！\/讓我醒來，給草原的遺囑留點時間。\/彎弓揚鞭，這一趟走得有些匆忙和\/自信，忘了誰來繼承\/成吉思汗的江山？ ”“白鹿洞書生”餘玠踞守“用石頭釣魚的城”，在兩軍對峙時說出“寬恕兩條江的無知，不如扶住\/桅杆上的帆，停靠眼睛的疲憊，\/停靠江水遊蕩的往昔”。興元府都統兼知合州王堅感歎“酒液熨過肺腑，山風吹來烏雲，\/胸中的詩句亂花飛絮，錦袍上的\/神韻拾不起散落的月光”。人稱“四川虓將”的張玨在困境中堅信“濺落在時間刻度上的火星，注定\/不會悄然熄滅。即使遁入塵埃，\/也會成為滄桑黃卷中淡淡的殘痕”。攻守之間，人物的性格與命運躍然紙上，牢牢地攝住了我們的眼睛和心靈。
以精短而致跌宕起伏，在長詩建製中敢於讓每一個人物的詩性獨白在十幾行、二十來行的分節排列中不斷爆發，且能氣韻不失，趙曉夢做到了把長詩寫短，其實也巧妙地達成了“短中見長”。這一稍顯“冒險”的舉措，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為我們的長詩寫作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三、作為大詩的《釣魚城》是小而具體的所謂“史詩”，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重大曆史事件之詩”。我國著名的民俗學家、民間文學大師、現代散文作家鍾敬文認為，“史詩用詩的語言，記敘各民族有關天地形成、人類起源的傳說，以及關於民族遷徙、民族戰爭和民族英雄的光輝業績等重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隨著民族的曆史一起生長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部民族史詩，往往就是該民族在特定時期的一部形象化的曆史”。其間言及天地形成、人類起源、民族遷徙、民族戰爭、民族英雄等，無事不大，所以詩界常常將史詩稱為“大詩”。從題材上看，《釣魚城》無疑是一部“大詩”。
從內容和思想價值來看，《釣魚城》也無愧“大詩”之謂。或許在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眼裏，釣魚城之戰應是諱莫如深的，這也是釣魚城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顯得沉重而寂寞的根源。趙曉夢對此心知肚明，但他並不回避。他讓蒙古人蒙哥、蒙哥夫人、汪德臣，漢族人餘玠、王堅、張玨、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漸次登場，站在攻城、守城、開城這三個不同的立場和維度之中，吐露心聲，感時抒懷，論事究理，不同的政治理念、民族情感、人生價值等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最終一一展現。而詩人作為導演或觀察者，也在這個過程中表達了“不言之言”——對人性之光的擦亮和深度審視。趙曉夢自己說過，“曆史已經過去，我們隻能無限接近它，而不能武斷地認為我們掌握的就是曆史”。所以他的視野、胸懷和氣度是十分開放的，他既無意於為家鄉釣魚城代言，也不想借此完成所謂的“自我精神救贖”。他隻是在致力於“還原”，讓讀者看到“一個重大曆史事件中‘何者為人’‘人能何為’ ”，並且引導讀者去思考“華夏文明何以綿延不息等命題”（詩人、曆史學博士李瑾語）。我非常認同李瑾博士的觀點，《釣魚城》相當於 “‘活化石’，它既秉持了時代對曆史的反思，也承載了曆史對當下的投射，從而具有了文獻和文明的雙重價值”。
從藝術創新來看，《釣魚城》也有“大詩”質地。學者王本朝說“詩人趙曉夢把‘釣魚城之戰’這段重要曆史帶進了文學史”，我更認為，因為長詩《釣魚城》，這段曆史從此可以被稱為“詩史”，閃爍著與別的曆史不一樣的光彩。誠如著名詩人、作家、評論家宗仁發先生所言，詩人趙曉夢的“文學觀、曆史觀因此有了非常合適、合理的把握尺度”。同時還要看到，但凡關涉曆史人物的寫作，很容易落入英雄讚歌式、正義審判式的窠臼，或者被簡單的勝負、結果所左右，使得作品呈現出“高大上”或“扁平化”的樣態。而《釣魚城》采取的是個人化的視角、個性化的語言，設身處地，為九個人物安排了不同的境遇，設置了相對應的關係，進而通過獨白凸顯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衝突和情緒表達。整首詩就像一部多幕劇，高潮迭起，十分生動，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過，“大詩”多為“宏大敘事”，而“宏大敘事”往往遠離日常的生活體驗，作為一種描述和揭示世間真理的理論體係，與其說是一種曆史敘事，不如說是一種追求完滿的構想，不免帶有神話的色彩。所以，從史詩寫作的操作性層麵來看，“大而不當”是一個值得深思且需引起注意的問題。趙曉夢的《釣魚城》在這一點上是清醒的，他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小而具體。
《釣魚城》從一開始就是奔著“把大詩寫小”的路子去的，他以“再給我一點時間”來調度全篇，把9個人物置於攻城、守城、開城的不同任務環境和具體場景之中，這就為讀者的進入打開了方便之門。其次，《釣魚城》中有兩個反複出現的意象——魚和石頭，這是其作為抒情詩的重要標誌。正如著名詩人、詩評家唐曉渡認為的那樣，“魚和石頭的關係發生了反轉，釣和被釣的關係也發生了反轉，這裏麵更多體現了詩歌的力量”。呂進先生也認為， “‘石頭’與‘魚’給全詩增添了簡約性和生動性，給讀者以想象空間的遼闊”。必須指出的是，《釣魚城》隻是一首與曆史有關的詩，其重心不在寫史，而在寫史中人物，在詩人以史為憑的想象中展現人物的命運沉浮，閃射人性之光。正因為寫得小而具體，我們能感覺到這些人物是生動鮮活的，並與讀者自己心中設計的人物形象形成互動。
比如著名詩人尚仲敏就認為，九個人物裏麵寫得最好的是熊耳夫人，裏麵最好的一句是“如果你想我\/就到後院竹林來吧”。
關於“把大詩寫小”，還必須注意細節。《釣魚城》的小而具體，也歸功於詩人趙曉夢對細節的精心琢磨。人物所處的環境有細節，說話的語氣有細節，語言中投射的心理變化也有細節……如果這首“大詩”能在每個人物出場前確切交代一下其身份、背景以及與其他人物的關係，而且在九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外，設置一兩個小兵或平民，讓處於戰爭中的小人物“一展身手”，或許既可以豐富整首詩的細節，更能增強讀者的“代入感”。
總之，一部《釣魚城》把史詩寫活了，把長詩寫短了，也把大詩寫小了。正如中國作家網有關“《釣魚城》長詩單行本首發式暨研討會”的新聞報道所及，“宏大敘事與個體抒情有機融合，曆史意識與生命體驗互滲互補，體現了詩人趙曉夢對複雜曆史全新的解讀能力，對抒情長詩罕見的掌控能力”。更為重要的是，趙曉夢的《釣魚城》，注入了新的文人氣質，構建了新的寫作模型，為中國抒情長詩寫作昭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向度，堪稱新的長詩藍本甚至範本。
2020年6月5日，重慶原載《散文詩世界》2020年第7期〈作者簡介〉
劉清泉，1970年生於四川安縣，現任重慶師範大學美術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重慶市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沙坪壩區文聯副主席、沙坪壩區作家協會主席。出版詩集三部，文學評論集一部。
內卷的石與外翻的魚
——讀趙曉夢長詩《釣魚城》
◇凸凹
趙曉夢最新推出的一千三百行長詩《釣魚城》，因其在結構、語言、意象、氣韻以及史料處理等方麵的異質性和排他性表現，而成為一部堪稱詩化程度甚高、突破了既有桎梏、拓寬了詩寫疆界的英雄史詩。作者也借此跨越式抵達了自己詩歌的新高峰。
《釣魚城》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進程，用心良苦地部署了三個非時間漸進敘事的獨立篇章，依次為“攻城者說”“守城者說”和“開城者說”。無問孰敵孰友，作者跳出作品外一聲不吭、一字不吐，僅這一往往隻在小說中才施用的創意，就為這部史詩性作品收割的成功放下了吊橋、開啟了城門。接下來要幹的活兒隻剩下入城、占城兩項了。作者是一位多種門類文字寫作的複合型操持者，單單寫詩的“純詩人”，基本想不到這個方向來。
作者不薄任何一方，讓“攻城者”“守城者”和“開城者”三個團隊，分別用三位代表性人物站出來說話。代表攻城者的是在攻城期間離世者：蒙古大汗孛兒隻斤·蒙哥、蒙哥隨軍夫人出卑和蒙軍前鋒指揮汪德臣。代表守城者的是頑強守城、永不放棄的宋軍將領餘玠、王堅、張玨。代表開城者的是宋軍將領王立、腳踏兩隻船的熊耳夫人和蒙軍將領李德輝。這九人雖有男有女，身份各異，但他們的內心獨白不外乎是借助人事、山河、草木等萬物，對一座城、一片草原尤其一宗戰事的回憶、希望、失望、欣慰、自責、痛苦、不舍、抗爭等情狀傾瀉情緒與感慨。並且，每一位的出場，都首先以“再給我一點時間”放大、陡立自己在時間麵前的遺憾和無奈。再者，魚和石頭，是頻繁進出、貫穿始終的兩大意象。就是說，如是的設計，雖然走了新，但卻給自己的寫作，硬置了一大難度——重複、單調和沉悶。如果語言技藝乏善可陳、捉襟見肘，對九位當事人的內心嬗變和釣魚城城況沒有條分縷析、手術刀般的精準把握，是處理不了這種亂成一團麻的難度的。令人驚喜的是，作者讓我們讀到了他消解這種難度的超強能力。撇開詩藝不論，我把這歸功於故土與遊子的默默惦念與有效互動。
作者趙曉夢是一位忙碌的新聞媒體人，我沒想到，他居然可以把《釣魚城》寫得這樣慢、從容、寧靜和優雅。詩的血肉豐滿，紮實細密，與那些內容空洞、齜牙咧嘴、肋骨漏風的詩形成了醒目的反動與對峙。而這，最終衍化成了一部長詩不可或缺的、將讀者強力吸卷進去的整體氛圍與鬼魅氣場。沒有對桑梓的深愛、感恩、敬畏和宗教般篤定的信仰，做不到。
釣魚城之戰的雙方，一方是大如天空的遼闊、自由、鷹、征服、馬蹄、鞭子合成的鯨魚群，一方是小如拳頭的人的石頭和石頭的人；一方是主動的、放開的、淩厲的，一方是被動的、緊縮的、堅持的。詩人曉夢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並對這種大尺度反差形成的美學張力樂此不疲，深耕細作。“與大魚搏鬥，你得學會巧妙周旋，\/像太極，發出四兩撥千斤的力量。\/甚至假裝妥協，假裝把自己置於險境，\/直到大魚咬牢這石頭城做的釣魚竿。 ”可以說，用內卷的石與外翻的魚，來引擎、運載和完成《釣魚城》，應該是曉夢創作這部長詩的閃電與撒手鐧。在這一詩學方程與算式裏，石和魚是矛盾的、對立的，又是相輔相成的：魚不惹石，石不內卷；石不內卷，魚不外翻。內卷中，石頭看不見了，或者說看見的是虛構的石頭，夢中的石頭，跟釣魚城軍民的人心完全一致的石頭。外翻中，看不見的內心的魚，浮在水麵，翻白，看得見了。一塊石頭，釣了三十六年的魚，去填大宋最後的永遠救不回來的肚皮。同時，用吃魚得來的力，再去釣魚。三十六年，最終，魚熬成狼，又變成火。一塊叫王立的石頭，在火的圍困中的屈服，卻是為了讓所有內卷的石頭走出來，從石頭回到石頭。“一城人低於糧食和水的緊迫，\/足以打開英雄氣短的城門，足以\/逶迤群山的道德良心，直指人\/虛榮、貪婪、自私的軟肋。\/……後世的非議，我已經無暇顧及！ ”
作為史詩向度上的作品，其詩化程度又很高，除了詩人的天賦、語言的道行，作者還在敘事上走了險、下了大功夫。就是說，他的詩，側重的是對詩的敘事，而不是對事的敘事。他把事件的大背景小背景，把九位出場人物的生平，乃至釣魚城及周遭地理事象——那些仿佛必寫的“事”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剔除和放棄處理。他把沒有詩什麼事的“事”，交給了另一些文體完成，比如解說、通訊、散文、小說、戲劇什麼的——這樣的文字事實上已多如牛毛。雖則如此，我還是認為，這部長詩的後邊，應該附一篇正寫“釣魚城之戰”的文章，將詩中涉及的知識點納入其中。否則，詩倒是純粹了，卻又為難了一些對釣魚城曆史不甚了然、又沒專此補課的讀者。隻有在“事”中知道了，才會在詩中知道：釣魚城是一坨大石頭，而魚，則是這座城的一起傳說。
也有我不懂、不知道的。詩中意象熙來攘往，不懂，或不甚懂，實為正常。如果哪位讀者宣稱他讀懂了《釣魚城》每一個詞，那要麼他是神，要麼詩就不是詩了。我就沒能盡懂，詩行中為什麼要多次出現“垂直陽光”？是說明釣魚城了無遮蔽、什麼時候都能被太陽曬到，還是表達釣魚城的暑熱天氣？真是不好意思，我的雙腳還從未踏上過釣魚城的石頭哩。我想，這就是自己活該不懂的裏因。
原載《中國藝術報》2019年7月1日〈作者簡介〉
凸凹，又名成都凸凹，本名魏平。詩人、小說家、編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成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詩歌學會理事。出版有長篇小說《甑子場》《大三線》《湯湯水命——秦蜀郡守李冰》，中短篇小說集《花兒與手槍》，詩集《蚯蚓之舞》《桃果上的樹》，散文隨筆集《花蕊中的古驛》《紋道》，批評劄記《字簍裏的詞屑》等二十餘部作品。編劇有三十集電視連續劇《滾滾血脈》。
曆史在審美中升華
——讀趙曉夢長詩《釣魚城》
◇廖家瑤
釣魚城，一座背靠釣魚山三麵環水的城；一座被譽為“東方麥加城”和“上帝折鞭處”的城；一座因為七百年前的一場戰爭而被無數文人墨客感歎書寫的城。在這，詩人趙曉夢，將對故鄉的深沉情感凝結，在花費十餘年時間收集鑽研史料的基礎上，伏案半年，創作出一千三百行的長詩《釣魚城》。
藝術創作往往藏而不露，“用意十分，下語三分”。《釣魚城》作為首部反映改變世界曆史的“釣魚城之戰”的長詩作品，它既不單純地回溯曆史，也不止步於喻景抒情，而是“試圖以詩歌的形式，還原發生在中世紀中國大地上這場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衝突與較量，跟隨曆史的當事人，見證正在發生的曆史”。打破固化的曆史時間線，《釣魚城》共分三章，由“攻城者說”（《被魚放大的瞳孔》）、“守城者說”（《用石頭釣魚的城》）和“開城者說”（《不能投降的投降》）三方勢力代表人物的內心獨白依次展開。
這是一座攻不下的城
“再給我一點時間——長生天！\/讓我醒來，給草原的遺囑留點時間。 ”開篇的一聲呼喊，道盡了、放大了蒙哥彌留之際的遺憾與不甘。在“雲梯不可接，砲矢不可至”的釣魚城，驍將汪德臣死於飛石亂箭，蒙哥中砲受傷病歿。曾經許下“我得用鞭子，把它們圈進成吉思汗的版圖！ ”壯言的蒙哥，“最終還是沒能逃脫客死他鄉的宿命”。那“不諱以後，若克此城，當盡屠之”的紮撒，寫出的是他痛苦、仇恨、掙紮的心。
意象，作為詩人情感思想的對應物，可通過情感的驅動，化物體的靜態為動態，使其具備一種流動的美感，構建動態美的畫麵，使詩歌愈加清新、活潑、充滿生氣。在趙曉夢的筆下，意象被精心設計，蒙哥、汪德臣、出卑皇後對篝火、江風、暴雨、山河、草木、大雪的一言一語都被精心雕琢與裝飾，“血液的腥甜跑出西風的加速度，\/八千裏路雲和月被吹入氈帳。\/牧群和鳥群重新定義飛禽走獸，\/河流忙著糾正山脈方向”。翻湧的血液、咆哮的旋風、奔飛的禽鳥、澎湃的河水，還有慟哭的遊魚，一切都是流動的意象，凝練的詩句引發讀者無數的遐想，讓人身臨其境，如癡如醉。
在這座攻不下的城麵前，希望、失望、欣慰、自責、痛苦、不舍以及抗爭的複雜情感蘊藏在巴蜀之地濕熱的風中，久飄不散。
這是一條阻不斷的江
“再給我一點時間。我得給自己\/尋找一個敞開的城門。”守城將士餘玠如是說。被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彙環繞的釣魚城城池星羅棋布，互為聲援。餘玠與冉璡、冉璞兄弟構建了依山為點、以江為線、層次分明的山地城池防禦體係，不習水戰的蒙軍難以進攻與封鎖。在這條湧流不息，時間阻不斷的江邊，他們曾“用石頭的城釣魚。用內水外水做魚餌\/用山的形狀做成魚竿，用激流和懸崖\/做成釣台，用垂直陽光做成宮殿的\/護城河，以十年為期，\/築出‘川中八柱’、八十三堡壘的\/死亡容器，收納順江而下的魚屍”，最後卻隻能落筆於“從釣魚者到被釣者”的悲哀。在那羸弱不堪的南宋，固守釣魚城三十六年的將士在詩人筆下有著他們的豪氣與擔當，也有因無法幫皇帝“釣起”江山的遺憾與懊惱。
杜夫海納曾說：“意義產生在人與世界相遇的時刻。 ”詩歌中的隱喻意義來自一種頓悟，《釣魚城》中的隱喻不是一種謎語式的修辭手段，而是一種直接認同。“與大魚搏鬥，你得學會巧妙周旋\/像太極，發出四兩撥千斤的力量\/甚至假裝妥協，假裝把自己置於險境\/直到大魚咬牢這石頭城做的釣魚竿。 ”大魚、搏鬥、石頭城，隱喻的是一場戰爭中的曲折智慧，構築的是一幅從容、寧靜和優雅的畫麵，曆史，在詩人語中變得詩意。
這是一片鑿不開的山
隨著詩歌章節的跟進，戰爭的攻方、守方次第出現。我開始好奇，詩人會如何寫“投降者”，寫他們是怎樣“鑿開”這片安如磐石的“山”的呢？
“再給我一點時間。一城人的心跳\/嚴重脫水。寒冷和幹旱坐實了\/我們的饑荒。 ”“再給我一點時間”作為第三章的開篇，我卻不敢重讀這句話，因為此時的釣魚城已禁不住絲毫摧折。有人曾言三麵環水的釣魚城半島是一座“糧倉”。山麓田地麵積廣闊、水源豐富，“春則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則運糧運薪，以戰以守”。但詩人通過史料考據，“兩千人一年的口糧養不活十七萬人避難的釣魚城”。連續的秋旱冬旱，哀鴻遍野的現實將主帥王立逼入了絕境，倚靠著這座鑿不開的山的人，不得不開城投降。
陳超在勾勒20世紀90年代末詩歌想象力的種種新變時判斷：“我對未來先鋒詩歌走向的瞻望，也不會離開以上的曆史想象力的向度。 ”《釣魚城》中詩人個人化的“曆史想象力”，試圖超越詩人群落的分化及流行的詩學標簽，撥開紛亂的表象，解開“不能投降的投降”的死結。關於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等投降者的功過是非爭議持續至今，“美麗憂傷的故事”各種版本呈現。“我必須糾正這些錯誤，必須創造\/新的身份認同，消除眼中的敵意，\/為泛黃的記憶撥出江風的雜念。 ”曆史的詩意想象，讓詩歌更可信，讓曆史更動容。
如今，悠悠釣魚城，靜靜地矗立在三江交彙之處，替世人銘記著那些為守護國家，保衛家鄉的曆史。從合州軍民身上，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永久不變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在曆史的長河衝刷了近千年，仍熠熠生輝。
趙曉夢說：“我寫釣魚城，不是去重構曆史，也不是去了解曆史，我要做的，就是跟隨曆史的當事人，見證正在發生的曆史。”曆史在《釣魚城》馬蹄聲狂、糾結掙紮、呼嘯滄桑的詩語中被反複咀嚼、回味與升華。他寫的也許未必是真相，但一定是人類心靈情感的釋放，因為隻有這沉鬱的悲歌，方能讓人久讀不棄，與詩人一道陷入曆史的回溯與現實的遠眺。
2019年12月21日，重慶北碚原載《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0年7月6日〈作者簡介〉
廖家瑤，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
詩的靈動與史的厚重
——略論趙曉夢《釣魚城》中的史料注釋價值◇龐驚濤
趙曉夢長詩《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用接近一半的篇幅，對他的一千三百行長詩進行審慎而翔實的注釋，不僅極大地增強了長詩本身的可讀性，也為長篇敘事詩增加了厚重的曆史感。詩宜隱諱，尤其是當代詩，注釋往往被看成“畫蛇添足”而多被詩人所不取。《釣魚城》注釋的出現以及執意強化，無疑為當代新詩、尤其是長篇敘事詩創作技法的創新和突破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示範。
《釣魚城》詩注的方法
和曆史上的古典詩注傳統理路不一樣，《釣魚城》的詩注不是後人對前詩的補注，而是作者在創作《釣魚城》時即已架構好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詩人自己寫作並自己注釋的。細讀《釣魚城》的十七條注釋，可略窺作者趙曉夢的傳統闡釋學旨趣。他對《釣魚城》的創作，在明確詩史互重的前提下，實則更偏向於“史”，即通過注釋來完成對曆史的解析求證，而不是通過注釋來延長詩的抒情。由於《釣魚城》呈現了一定的古典注釋學的麵貌，這就使《釣魚城》的整體文本顯示了史著嚴謹客觀的學術氣質，而不單純體現為詩的浪漫與靈動，因此較之其他相類的長篇敘事詩，更具有啟發性和創造性。
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研究員、中文係博士生導師陳永正先生在他的《詩注要義》一書裏，對詩注提出了文學與文獻學兼重的學科要求，以此可以移來解釋《釣魚城》的詩注方法論：長篇敘事詩高度的文學性與文獻高度的嚴謹性統合，兩種學科在趙曉夢精巧的糅合下，使詩的部分呈現了文學的靈動，而文獻的部分則呈現出了史的厚重，實則體現為曆史的分量，二者相得益彰，互借光輝，合成雙璧。
在具體的注釋選擇上，《釣魚城》顯示了作者便於讀者理解和曆史辯論為主的原則。因此，十七條注釋，幾乎沒有一條和詩本身的情緒以及意境相關，而是緊扣曆史人物、地名以及名物展開。其材料選取，也注意在充分利用《元史》等官方正史資料的基礎上，兼而采用地方文獻、誌書、行狀、筆記、見聞錄乃至出土文物，以客觀呈現詩所不能呈現的曆史麵目，給讀者提供一個自行辨別曆史的機會。如關於蒙哥死因和死地的注釋、蒙哥葬地“起輦穀”的注釋，都最大可能地將作者所掌握的史料客觀呈現，讀者在激發詩情之餘，也可以通過注釋，彌補蒙元史認知的不足，並構成自己的史實判斷。這種詩注方法，也使《釣魚城》這個長篇敘事詩，兼有了曆史隨筆的副翼。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釣魚城》中對內部資料的運用，可能會為正統史家所忽略和輕視，但趙曉夢卻理直氣壯地將它引在了注文中，體現了一種詩注的開放態度。顯示為內部資料的《釣魚城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是1981年10月15日至20日在合川召開的釣魚城曆史學術討論會專家論文的結集。雖然是內部資料，但專家論文仍然很有史料價值。我在寫作《杭州的儒家與書院文化》一書時，也特別注意杭州及所轄區（市）縣編輯整理的“內部資料”，它們雖然不是正規出版物，但由於大多是地方政協牽頭整理的文史資料輯，往往於史有補。趙曉夢在《釣魚城》中的史料注釋，特別注意對“內部資料”的運用，可能和他作為合川人，十分諳熟並能全麵掌握地方文史資料相關。
《釣魚城》詩注的情懷
古典詩注特別注重注者的才學，以“才學為注”曆來是中國古代詩歌闡釋的傳統模式。《釣魚城》的詩注，雖也不乏才學，但蔽見以為，《釣魚城》詩注的可貴之處，仍在情懷，即詩人在注中所體現的曆史態度和觀念。
史家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初編 .讀哀江南賦》中雲：“古今讀《哀江南賦》者眾矣，莫不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則有淺深之異焉。其所感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較多。”這種淺深之異體現在《釣魚城》的注釋中，正是注者本人所持的史觀，是否為讀者所感染認同。我注意到，趙曉夢在《釣魚城》的注釋中，傾注了詩人特別的敏感和人文關懷。如對王堅的抱屈，則不失為“史家”的詩性流露。
《釣魚城》注釋第十三條：“蒙哥死後釣魚城之圍立解這是事實，這也是守城主將王堅最光輝的業績，僅此一條他也足以位列南宋名將之列。但找遍《宋史》，竟未見為王堅立傳，遂使一代抗蒙英雄湮沒無聞，史家爭議不休。 ”
這樣的詩注，正是注者跳出冷靜的曆史，以詩人的熱血，為英雄叫屈。事實上，他在注釋過程中“找遍《宋史》”的這一舉動，就流露出了他作為詩人的情懷，而非注者的冷靜。在這裏，“以才學為注”開始主動讓位於“以性情為注”。
《釣魚城》注釋第十七條：“姚從吾先生依據詳實的史料考證了熊耳夫人的家世、王立與合州得救經過，指出李德輝不主用兵而與合州王立‘妥協’（招降），乃是他的一貫主張，至於熊耳夫人的致書，實僅是一個助因與巧合罷了，《釣魚山記》所說的，她姓王、曾為王立義妹、曾為李德輝做鞋有式等等，則全屬圓謊、臆造，是故事而不是信史了。 ”
熊耳夫人為元王相李德輝寫信做鞋，以使合州一城人得活的傳奇，在合州抗元曆史中具有很高的傳播影響力。趙曉夢在注釋中，除了充分展示這個傳奇的各個源頭之外，不忘用已故曆史學家姚從吾的觀點和地方文史專家的態度，擺正這一傳奇在《釣魚城》中的正確位置：“那是一個故事！ ”注者的曆史情懷在這樣斬釘截鐵的回應中，得到了充分的彰顯。
《釣魚城》的注釋中，也充滿了注者對忠與奸、正與反這兩組曆史人物的愛憎之情。同為餘姓，前任四川製置史、知重慶府、抗元英雄餘玠和繼任四川製置史、知重慶府餘晦，在注者的筆下忠奸分別、正反昭然。“從餘玠部屬的這一反應，不難推測餘玠本人對朝廷輕率地把餘晦派來四川的深深失望和憤慨，因為這不僅是對餘玠個人的嘲弄羞辱，而且也是對神聖的抗戰事業的玷汙糟踏。 ”此類情緒，在《釣魚城》中還有不少。這些注釋，比之單純學術性的、幹癟的、冷靜的和毫無傾向性的注釋，更加充滿了詩性的人情味，正是《釣魚城》詩注的價值之一種。
《釣魚城》詩注的價值
在詩人的眼中，《釣魚城》是一部靈動的曆史敘事詩；而在曆史愛好者眼裏，《釣魚城》不失為一本詩具史才、史蘊詩心的曆史隨筆。對新詩，我素來不敢發言，但對曆史隨筆，或許可以透過《釣魚城》這個獨特文本中的詩注，闡發一點它的價值。
一是詩史互重的寫作傾向。《釣魚城》在寫作規劃時，趙曉夢一定對史料的運用和擺放有全局的考量，這可以從選題的確立以及三個章節的命名上略窺他的旨趣。應該說，《釣魚城》所選取的曆史選題，首先就具有了曆史的厚重與深廣，在參考前已出版或見諸公開信息的曆史資料的同時，這個選題本身就背負了厚重的曆史感。從《釣魚城》最終呈現的文本範式來看，如果裁取掉最後的注釋部分，這個長篇曆史敘事詩將會失去不小的分量。因此，一定程度上，詩人“詩史互重”的自覺，使得這一典型文本，為當代敘事詩注釋傳統的延續，做出了最好的示範。
二是情緒與史實的適度拿捏。詩人論史，最忌縱情失度，使曆史成為情緒的奴隸；而史家為詩，則不免袖手拘束，讓天真情懷被曆史畫地為牢。《釣魚城》中的注釋，作為與詩既獨立，又高度融合的一部分，可謂詩具史才、史蘊詩心，是我認為最有情懷的曆史隨筆。注家在這部分裏，既沒有讓情緒失控，也沒有被曆史拘牽，對情緒與史實適度拿捏，體現了詩人和曆史隨筆作家在這個融合題材上的優雅從容。
三是史證與時證的兼收並蓄。回到曆史注釋這個單純技術層麵的問題上來，《釣魚城》中要麵對的曆史難題顯然不少，有些難題，是它作為一部長詩的注釋所無法解決的，因此，它需要在汲取過往曆史證據的前提下，充分注意吸收時下的證據。比如出土文獻，比如最新研究成果。而對於那些史證與時證都不能解決的問題，作為注家，他必須像史家那樣，把它交給未來，交給時間。趙曉夢在注釋中說，“時間是個好東西”，正是這種態度和立場的體現。
還需提出的是，《釣魚城》中每一章詩結束之後的“我的旁白”，既可以看成詩與注釋之間的連接，也可以作為一個特別的注釋，即融合了詩人和注者的史觀與情緒的特別注釋。有些內容，同樣也是趙曉夢曆史情緒的真實流露：“我一直在想，在江山改朝換代的大勢麵前，一個人的氣節名聲和一城人的生死，孰輕孰重？ ”
這個自問，是詩人對曆史的叩問，不是注者對曆史的叩問。我知道，在王立決定降元獻出合川城之前，他一定想到了蜀國的譙周，曆史記錄下來的，更多是“勸主降魏”的非人臣所行之恥，而不是使一蜀人得活之慮。趙曉夢的旁白，穿透曆史，讓譙周和王立跨越時空，發出了沉重的千古一歎。
原載《四川經濟時報》2020年10月12日〈作者簡介〉
龐驚濤，自署雲棲閣主，號守榆居士。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成都文學院簽約作家，錢學研究者，蜀山書院山長。出版有《啃錢齒餘錄——關於錢鍾書的五十八篇讀書筆記》《錢鍾書與天府學人》《青山流水讀書聲》等多部著作。近年專注於地方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