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等到下課，我就離開了。樓下是設計學院的展廳，我在那些鬼影憧憧的油畫前站了許久。角落裏有許多裝飾，也是作品。玻璃方柱中，鐵架枝丫破碎，尖銳地戳出來，電線雜亂糾纏，光盤排列如遙遠的群星，一種不規則的破壞力，全然不妥協，吸引了我。
順著山道往回走，學生們正趕著進學校來上課，我逆人流而下。新鮮如清晨葡萄的孩子們，談笑隨意。梧桐樹葉依然青翠欲滴，毒毒的日頭，我走在路上，汗水滾滾流出。我立在體育場的外圍，磚紅的塑膠跑道上，有人一圈一圈跑動，籃球架寂寥。我仿佛看見，鬱悶的我，在午後獨自帶著籃球，一次一次投籃的情景。我手指緊緊抓住黑鐵絲網，將身體都靠上去，鐵鏽的粉末沾上了我的袖口，大滴大滴的汗和大滴大滴的淚，通通湧了出來。
在我離開校園的時候，我不曾知道，我再也無法回來。我覺得同學們如此冷漠，可知在他們看來，我是背叛了他們——我鬧得最凶，結果，獨自奔去了更好的地方，棄而不顧。棄而不顧嗎？隻怕是欲顧無術吧，我倉皇逃離，不再是他們的戰友。原本以為，棄，才能顧，棄而後顧。在我遺棄這生活和校園的時刻，他們也遺棄了我。
我是沒有歸途和後路的啊。
米蘭·昆德拉多年流亡後，故鄉不再有歸屬感。張承誌說得對，人，永遠無法回到故鄉。昆德拉移民時，官員問他去哪裏，他說隨便，官員便給他一個地球儀，叫他自己挑。他轉了轉，說：“你還有沒有別的地球儀？”
小小的螞蟻在斑駁如油畫的梧桐樹皮上爬行，莽莽撞撞卻固執無比。熱熱的淚水流進我的衣領，流過我的心口。
我在放逐和流亡之後回來，卻決心，再度投奔出去。
我要去找另一個地球。
可是，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傷心，我哭得不能停。
我的校園生活和青春早就結束了，我卻此刻才知道。
同學少年都不賤
在校園裏，極易辨認老大的身影：他無論何時，都身背著相機。真的，我親眼所見，哪怕長途旅行，他也把相機放在膝蓋上，一步不離身。像古代的劍客一樣，劍在人在，劍亡人亡。我也老看見老大拍照，上躥下跳確定機位之後，下手很快，“啪啪啪”非常利索，一點也不拖泥帶水。
從背影看，老大和校園裏的男生們一樣，並無不同：平頭，穿牛仔褲，一件T恤，外麵一件格紋襯衫，扣子從來不係，走起來虎虎生風，甩開手腳，背挺得很直，步子邁得很大。隻有正麵看他，仔細看他，尤其是他笑的時候，端詳，才能窺出破綻：他的鼻梁眼角，已有細紋，一笑起來，堆積在一起，但是，老大笑起來，還是很青春的，尤其是他開懷大笑的時候。
老大不年輕了。所有知道他年齡的人都會被嚇一跳——他考上大學，已經二十七歲，和張藝謀當年上電影學院同齡。以前，我老聽老大這麼自勉，他詳細考證過，說起來頭頭是道。近來，漸已不提老謀子，開始提起李安四十歲拍電影的事情，“厚積薄發”，他說。我暗暗點頭，還有布努艾爾這樣二十多年遠在墨西哥，沒拍上電影的呢！
我親見他的筆記本上寫著這樣的話：“青春，不是數量，而是質量。”看完悄然合上，我怕驚動了什麼，小心翼翼的。
我想，老大和我這樣的小姑娘混在一起，想必有點鬱悶。我上學早，六歲上的學。初入校門，更是懵懂無知，天天追在果子哥後麵哭訴失戀的悲痛。果子哥總是酷酷地問我：“你今年多大？”我含著眼淚說“十九歲”。“十九歲你急什麼？老大都不著急，你急什麼？好好學電影，學好了專業，什麼都有了！”這經典的三句半，總是輕易就把我打發了。然後，果子哥低下聲音，神秘兮兮地：“說實話，我倒是擔心老大，他連個女朋友都不交，實在是……”後來，很後來，我把這樣的話轉述給老大，他跳起來叫：“靠！當年我跟他訴苦，說起沒有女朋友的事，他倒是說，‘好好學電影，學好了專業，什麼都有了……’”我們一起大笑不能止。
老大不是著急，不是著急女人和戀愛，他是焦慮，焦慮著青春短暫。有的時候，世間就是如此無稽，有人大把揮霍著青春，和爛男生死去活來一回兩回折騰，有人，極力想抓住青春，卻已經渺茫。青春是冰做的風鈴，聽見冰涼透亮的聲響，卻不知，正在迅速消融。
有一回，老大跟我說：“有時候，早上四點驚醒，坐在屋子裏怔懵，一想到前途茫茫，年紀不小了，真是睡不著，怎麼也睡不著。”
那時，隻因為節食才可能餓得睡不著的我，點頭聽著，卻在以後，每一回想起這話，都多一層體悟，多一點心酸，而變得在記憶裏深刻異常。
我老覺得老大，大而不老，因為他還有激情。他看《牯嶺街殺人事件》看到哭，將整個青春交付出去，那樣地大哭。有的老師說《牯嶺街》不好，說故事裏的衝突沒有理由，高潮部分做作，老大憤慨，傲然地跟我說：“我算明白了，他們那些人，隻能在電影裏看到技法，我看到的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