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努力到底沒能留住爺爺的音容。有很多天他都不曾去藥鋪裏看病了，每天就愣愣地躺在床頭，說極少的話，喝很多的藥，發很長時間的呆。
母親總是將我推至他的床前。事實上，也隻有我的到來，才能使他將飄渺的眼神從窗外的白雪中抽離回來。他從抽屜裏摸索出幾本病曆，一頁頁地教我認字，耐心且和善。我當時並沒有將他與死亡聯係在一起。我想，他最終是要好起來的。
終於在一個雨雪飄零的清晨，我聽到了父親的悲咽。我從夢中醒來，奔至爺爺床前，卻再也看不到他那遊離的眼神。
很多年後，我的悲傷如雲霧般層層散去，我又如當年一般翻開了他的病曆本。空白的紙頁裏，見到了這麼一句陌生的話：“我已經康複了。”康複的下邊，劃上了一條粗重的橫線。
這是他最想教我認的兩個字。
家書
我有一個民工朋友，早年很喜歡動筆寫寫小文。後來因生活所迫，又無奈於久久不能上稿，不得不將這唯一的愛好塵封擱置，加入南下打工的行列。
在我印象中，他是個極為戀家之人。他的父母均屬典型的舊時中國貧苦百姓，一生的光陰，都是在圍繞著山中的那幾畝貧瘠的薄地打轉。
南下之後，他時常給家裏寫信。與文友閑聊時，我曾提過此事，他們無不詫異地問我，現在科技這麼發達，為何不直接打電話呢？我說，要真能打電話，我就不會用貧困來形容他的父母了。因為，我在此生的印記中，貧困並不是樸實的代名詞，而是一種病態，一種可讓人意誌崩潰的魔鬼。
村中沒有郵局，更不曾有郵遞員，那逶迤的山路，是青綠色的自行車無法碾過的。因此，信件無法直接投遞到他的家中。他的父母，彷佛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習慣。每月上鎮趕集之時，第一站，總是去鎮上的收發室看看。
他的父母並不識字。於是，隻能找來先生，懇求半天，念上一遍。而後，花上一隻雞或是幾十枚鴨蛋的碎錢，將自己的本意口述給先生聽，由先生執筆寫好，郵遞回去。
這樣一個簡單的場景，將我感動了很多年。我幾乎可以看到，那莽莽的山路上，他的父母，為了一聽他信中的內容，為了得知他在外平安與否，不息踏平幾十裏的坎坷，還外付一筆小錢。
後來，我給他提議，在年前回家時努力教他的父母識字，這樣一來，他的父母不但可省去一筆額外的開支，還可不必虧欠先生那似乎莫大的人情。
他的父母很是努力，學習那些最常見的字，理解最簡單的意思。當然，他也很有心，教完後，便將那些父母已認識的字謄抄在一個發黃的本子上，再次南下，便用這些本子上的字來給父母寫信。
他在信中說，父親隻需找一張紙將背後的地址移抄到信封上便可。至於回信，隻需將問題標注，回答是與否就行。譬如，他開篇所問的“爹，娘，你們身體可好？”他的父親就隻需在這個問題下麵劃上短線，寫個1，而後，在回信中寫下1，以及一個簡單的“好”字。
這樣一來，他的父親就得將他的來信連同自己的回信一同給他郵寄回去。可當他打開父親的回信時，記得掉出淚來。父親用禿頭的鉛筆歪歪曲曲地將他信中的問題抄了一遍，然後像做問答題一般地一一回複。
他懂得父親有多麼辛苦，這些簡單的字，對於年過半生的他來說，不知要在草紙上演練多少遍，才肯安心落筆，移在這張潔白的稿紙上。
年前歸家，他疑惑不解地問母親，父親為何不把我的信一同郵來呢？那樣抄著，多辛苦啊！殊不知，在一旁剝豆的母親的一席漫不經心的話，竟讓他流起淚來。她說，那可是你給咱們的家書啊，你爹怎麼舍得再還回去？
我的兄弟
母親說我另外還有一個兄弟，在我三歲那年走丟了。我起初不信，以為母親是要哄騙於我，後來，漸然相信了。因為我親眼見到我的父親發了瘋似地找了整整五年，杳無音信。第六年，興許是怕我孤單，母親又生了一個弟弟。
於是，我與我的弟弟就這麼陰差陽錯地差了整整六歲，一條無法逾越的代溝。我以為，我和他定會生出許多事端。至少，是要有些激烈的爭吵的。可在我印象中，似乎一直都不曾有過這樣的事件。我們各自按照自己的軌跡慢慢成長，相安無事。
我與他都把那個丟失的兄弟給忘了。對於我來說，那是二弟，於他，便是二哥。我們這麼波瀾不驚地過了許多年，很少提起這件事。偶然，會有長嘴或是熱心的街坊說，在某某處見到一位男孩，長得與我非常相像。每每這樣的話傳到母親耳朵裏，母親就再也坐立不住了。
這些年過去了，母親依舊沒能找到那個傳聞與我長得異常相似的弟弟。而我，彷佛也沒有那樣迫切的想要去追尋的熱情。我不知道為何，我也曾問過我的弟弟，他不語。
就這樣，我們冷漠了很多年。直到今日，才恍然想起，在我們的生命裏，原來還有著另外一位兄弟。
前不久有人告訴母親，在板橋的菜場上見到一位男人，衣衫襤褸，過得甚是窮困，但有一點奇怪的是，長得和我頗為相像。母親聽得熱淚漣漣。這些年的艱難和困苦都不曾讓她落過淚，惟獨這件事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