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們的曆史興趣完全是根於對過去的好奇心，那麼，“新異性的標準”也就夠了。但事實上我們的曆史興趣不僅發自對過去的好奇心，所以我們還有別的標準。
第二種標準可以叫作“實效的標準”（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這個名詞不很妥當，姑且用之。史事所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的苦樂者有大小之不同。按照這標準，史事之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的苦樂愈大，則愈重要。我們之所以有這標準，因為我們的天性使得我們不僅關切於現在人群的苦樂，並且關切於過去人群的苦樂。我們不能設想今後史家會放棄這標準。
第三種標準可以叫作“文化價值的標準”（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所謂文化價值即是真與美的價值。按照這標準，文化價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們寫思想史、文學史或美術史的時候，詳於灼見的思想而略於妄誕的思想，詳於精粹的作品而略於惡劣的作品（除了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據這標準。假如用“新異性的標準”則灼見的思想和妄誕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惡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異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無理由為之軒輊。哲學上真的判斷和文學美術上比較的美的判斷，現在尚無定論。故在此方麵通史家容有見仁見智之殊。又文化價值的觀念隨時代而改變，故此這標準也每隨時代而改變。
第四種標準可以叫作“訓誨功用的標準”（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所謂訓誨功用有兩種意義：一是完善的模範；二是成敗得失的鑒戒。按照這標準，訓誨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舊日史家大抵以此標準為主要的標準。近代史家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要把這標準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能徹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見，這標準在通史裏是要被放棄的。所以要放棄它，不是因為曆史不能有訓誨的功用，也不是因為曆史的訓誨功用無注意的價值，而是因為學術分工的需要。例如曆史中的戰事對於戰略與戰術的教訓，可屬於軍事學的範圍；曆史人物之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可屬於應用社會心理學中的“領袖學”的範圍。
第五種標準可以叫作“現狀淵源的標準”（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我們的曆史興趣之一是要了解現狀，是要追溯現狀的由來，眾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係”（Genetic Relation）有深淺之不同，至少就我們所知是如此。按照這標準，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係”愈深，愈有助於現狀的解釋則愈重要。大概的說，愈近的曆史和現狀的“發生學的關係”愈深，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詳近略遠為旨。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論。曆史的線索，有斷而複續的，曆史的潮流，有隱而複顯的。隨著社會當前的使命，問題和困難的改變，久被遺忘的史跡每因其與現狀的切合而複活於人們的心中。例如吾人今日之於墨翟、韓非、王莽、王安石與鍾相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