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如果在性格和命運之間有什麼橋梁可以把兩者連接起來的話，那麼就應當是選擇。我們時時刻刻都在麵臨著選擇，有選擇，就意味著有所失、有所得。我們在選擇時，權衡利弊，斟酌再三，無非是想得到的多一點，失去的少一些。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我們的生命是在選擇中前行的，我們也是在不斷地收獲與失去中領悟到各自的“人生真諦”。從一個貧苦農家的窮小子到一個身家過億的大富翁，再到素有“中國首善”之稱的慈善家，許多人都想體味一下黃如論的人生。可是，他們卻並不一定能夠理解黃如論的選擇。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黃如論的“世紀帝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從一個小地方的民辦教師，到工地的“包工頭”；從隻身下南洋的“打工仔”，到衣錦還鄉的“海歸派”；從我們建樓，到“我們造城”；從造福鄉裏，到“善行天下”……
如今的黃如論，功成名就，人人都豔羨他的成功，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鬥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我是農民的兒子
我國宋代的時候，有一位神童，名叫汪洙。他九歲就能寫詩，並因此聞名鄉裏。有一天，汪洙出來放鵝，恰巧路過當時士人讀書的地方——學宮，他看到宮殿如此破敗，心中很是感慨，就在牆壁上題了一首詩：“門徒夜夜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多少公卿從此出，誰人肯把俸錢修。”他的寓意很明了，士人們在此讀書學習，接受老師的教導，最終位列公卿，榮耀無比，可是卻沒有人回過頭來，出資修繕一下自己的“發跡”之地，致使學宮如此落敗。
過了沒幾天，這首詩便被當時的知府發現了，當即命人把題詩者請到府衙。汪洙家裏窮，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所以知府見到他的時候，他穿著一身破衣爛衫。知府也曾聽過“神童”的名號，便問他：“你就是神童嗎？為什麼穿得如此破舊？”汪洙應聲答道：“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知府一聽，嗬！不得了，小小年紀，便有如此大的口氣，將來一定不可限量。
事實證明，知府所料不差。雖然汪洙考了許多次才中進士，但是他的詩作卻流傳越來越廣，最為著名的就是《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自小多才學，平生誌氣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這些我們今天仍耳熟能詳的詩句便出自汪洙之手。
也許你會產生疑問，黃如論和汪洙之間有什麼聯係，為什麼要把他們放在一起？汪洙是宋代人，黃如論是現代人；汪洙是浙江人，黃如論是福建人；汪洙是文人，黃如論是商人……這完全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人。
然而，有一點他們是相同的，那就是始終堅信——“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1951年，新中國成立剛剛兩年的時間，百廢待興。也就是在這一年，黃如論降生在福建省連江縣的一戶普通農家。用他自己的話說，“上學填表的時候是貧農”。對連江縣稍有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連江不僅是有名的“建築之鄉”，還是出了名的“華僑之鄉”。這個深山裏的小縣城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華僑，就是因為，在這裏想要生存下去，真是太難了。
雖然黃如論的家鄉馬鼻鄉辰山村是個背山麵湖的風水寶地，可是沒有土地卻成了當地人最頭疼的問題。土地對於農民的重要性，無異於大海之於漁民，深山之於獵戶。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礎，當地人隻能有三種選擇：一是漂洋過海，到異國他鄉尋找發財之路。這也是連江縣為什麼可以成為華僑之鄉的重要原因；二是到福州打工，也就是最初的所謂“農民工”，靠為官家和有錢人修建房屋賺錢，這也是連江縣成為建築之鄉的原因；三是留在家中，靠種田或打魚為生。黃如論的父輩就是靠種田為生的農民。可是，“平生誌氣高”的黃如論卻不想走和父輩們一樣的路，“我生在一個很窮的農民家庭裏，但這並不決定我永遠受窮、沒有發跡的時候”。
農村的孩子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必須走出去，而要走出去就必須先讀書。1958年，當中國的“大躍進”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的時候，黃如論也背上書包走進了學堂。少年時代的黃如論，嗜書如命，即便是後來因為家庭貧困的原因上不起學，他也想方設法去學習。也許有人覺得，為什麼每次涉及成功人物的童年生活時，總有上不起學卻仍然勤學不輟的“橋段”？難道所有的人都是如此，還是為了故意給人們製造一種“少年時代便與眾不同”的假象？
不可否認，在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之後，人們都有將其“神聖化”的傾向。假如你家的電視機屏幕壞了，可你仍然像聽廣播一樣“看”電視，等許多年後，你功成名就了，有人為你立傳時，他也有可能對此大書特書，說你在艱苦的條件下仍然不忘學習，不忘通過電視了解時事。但我們相信，這樣的事情畢竟是少數，即便存在，也是“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撇開事情的真實性不談，這一慣有“橋段”的出現也從側麵反映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善於學習是所有成功者共同的品質。
對於黃如論來說，學習是重要的，而學習的場所、環境、方式則是次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講，學習的內容也是次要的。美國著名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隻受過四年小學教育便中途輟學打工，可是他卻成為世界有名的大富豪。福特在世時，有許多瞧不起他的人在報紙上公開發文，嘲笑他“不學無術”。這使得福特極為惱火，雙方不得不對簿公堂。審判時，報紙所請的律師為了證明他們的報道是正確的，就向福特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諸如“英國在1767年派了多少軍隊前往殖民地鎮壓叛變”之類。福特直言不諱地回答：“我不知道。”最後，律師們這些無聊之極的問題觸怒了福特，他終於忍無可忍地大聲問道：“如果你希望我回答剛才那些愚蠢的問題，那麼我告訴你，我辦公桌上有一排按鈕，我隻要按下其中的一個，就可以召來各方麵的專家，他們不但能回答你們提出的任何問題，而且還能回答你們連問都不敢問的問題。現在，你們能不能回答我一個問題：我有沒有必要在腦子裏記住這些毫無用處的東西，以便應付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能發出的這種愚蠢的提問呢？”律師們啞口無言，結果當然是福特勝訴。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學習的內容也是次要的。
黃如論在回憶自己的童年時說：“當時讀不起書，我的學習方式就是聽評書、聽故事、看圖書、看閩戲等，這些也讓我懂得了做好人、有好報的道理。”學習的場所不重要、方式不重要，甚至你學到了什麼樣的知識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斷的學習中，一個人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確立了自己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經商即做人”，這是古今中外所有企業家的共識，商業上的技巧隻能讓人一時獲利，而要真正成為商場中的風雲人物，成為商界翹楚，歸根結底還是如何做人的問題。
黃如論曾經多次提到，自己是“農民的兒子”，而這一身份定位讓他具備兩樣東西：一是改變窮困落後麵貌的渴望；二是農民的質樸、善良與純真，是農民的可貴品質。
對於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有一個問題是所有人都無法逃避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文革”開始時，黃如論年僅15歲。由於出身成分較好，他理所應當地成了“紅衛兵”。也就是在“文革”中，黃如論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個“文憑”——由“社會大學”頒發的“學士證書”。
在“文革”中，他得以係統地學習了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毛澤東那富有生命力的軍事辯證法，這對他日後的成功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前麵我們已經說過，許多人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們好學，無論何時何地，無論麵對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事，他都能從這些生活的點滴中獲得感悟、獲取知識。“‘文化大革命’也讓我學到了很多知識，學到很多文化，因為我跟隨的造反派組織成員都是廳處級幹部、老紅軍、老革命，我在他們的身邊，學到了怎麼為人處世，也學到了怎麼寫文章。”
然而，這樣的“好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僅僅過了一年，他就由革命者變成了“被革命的對象”：“我16歲的時候就被人家戴上高帽子遊街，帽子上麵寫著‘反軍小醜反革命黃如論’。”僅僅一年之隔，黃如論的遭遇便發生了如此巨變，這讓他真正地認識了社會、認識了社會中的人。在“文革”中，他戴過紅花，挨過批鬥，他忽然覺得“中國的人和事實在是太複雜了，絕不是我們這些人能左右了的”，心生倦意的黃如論回到自己的家鄉，成了一位民辦教師。
在家鄉，他結識了自己後來的妻子方守金。隨著交往的深入，兩人最終決定結婚。婚姻大事，豈能兒戲？中國人都是好“麵子”的，誰也不能例外。可就當黃如論的親人朋友用節省下來的肉票、糖果票、點心票為他舉辦婚禮時，他卻被當時公社的當權者抓進了“小黑屋”——理由很簡單：結婚大辦酒席，有資產階級思想。新婚之夜，就在朋友們興高采烈地為他這一生中最大的事忙碌的時候，他卻一個人待在屋子裏接受審查，交代資產階級思想。“幾經思索，我萌生了經商的念頭。目的就是一個：賺錢，改變過窮日子的家風！”
“窮則思變”，在那個人人都窮的年代，在那個想要“變”就會被“審查”的年代，“自小多才學，平生誌氣高”的黃如論還是毅然決然地走上了求富之路。窮是現狀，變是結果，中間的橋梁就是“思”。思考之於人類的意義，無須我們多做注解，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這就是最好的注解。
“思”是一個過程，有過程就必然會有結果。“思”的過程可能天馬行空、不著邊際，但終歸要回到現實、回到當下，在取舍之間做出選擇。選擇，意味著收獲，也意味著放棄。“舍得”的智慧就是在思索中降生的。
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謬誤？哪裏才是正確的方向，什麼才是正確的選擇？在那個知識分子迷茫而又彷徨的年代，黃如論沒有選擇聽從“神明”的指引，也沒有選擇聽從長者的規勸，而是選擇遵從自己的內心——從心之所欲，即是正道！
當他真正決心投身商界的時候，作為“農民的兒子”那種與生俱來的淳樸品質，又成了助推他不斷取得成功的最大保障。正如黃如論在多年之後回憶自己的創業之路時所說：“我認為我成功就是因為不欺人、不騙人、不哄人、不詐人、不害人，而這些品質是我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教給我的。”
◎我隻想到了賺
天空不會永遠豔陽高照，也不可能一直陰雨綿綿。人生也是如此。
經曆了“文革”，經曆了婚姻，黃如論的心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粉碎“四人幫”後，當東南沿海興起經商大潮的時候，黃如論並沒有像當初參加“革命”一樣，第一時間投身其中。他不是懼怕潮流，更不是不想融入潮流，而是像蟄伏三年的楚莊王一樣，在伺機而動，“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那時，人們為了發財，可以說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有的還不擇手段偷偷地搞走私活動。我當時就清醒地告誡自己：一是違法的事不做，再是不做任何對不起社會的事情。”“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一傳統的義利觀念，在黃如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明確了原則、找準了時機、了解了形勢之後，黃如論決定發揮鄉親們在建築方麵的特長，組織建築隊搞建設。
要想成立一支建築隊很容易，可是怎樣才能讓這個建築隊生存下去並從中盈利，則需要詳加斟酌。對黃如論來說，工人可以招、工具可以買、技術人員可以聘請，最大的難題出在錢上。正因為沒有錢，他才要想方設法掙錢，而想要掙錢，首先就要求你有錢投資。這好像是一個“悖論”，卻是大多數創業者創業之初麵臨的最大問題。
雖然當時政策有所鬆動，但是銀行絕對不可能平白無故貸款給一個一無所有的平頭百姓。那麼，經費如何解決呢？擺在他麵前的隻有一條路——借！並且還是高利貸！這條路究竟通向何方，沒有人清楚，但是黃如論卻十分明白，如果不走這條路，就隻能原地踏步，連改變的希望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