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G·多米尼克·提埃坡羅《馬爾斯、維納斯與丘比特》 Giovanni Domenico Tiepolo，Mars, Venus and Cupid，1757 畫家將這個題材表現為一名騎士的三口之家，而不是像傳統中把馬爾斯和維納斯塑造成情人關係。
[法]雅克·路易·大衛《馬爾斯與密涅瓦之戰》 Jacques Louis David，The Combat of Mars and Minerva，1771 從天而降的裸體女神是馬爾斯的情人維納斯，她帶著丘比特來營救馬爾斯。上空的一對鴿子是戀愛的象征，經常伴隨著維納斯出現。大衛這幅畫雖然有明顯的洛可可風格，而人物形象莊重，色彩凝重，全無洛可可輕浮糜爛的味道。大衛後來拋棄洛可可風格，開創新古典主義一派，這個轉變從這幅畫裏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法]雅克·路易·大衛《馬爾斯被維納斯與美惠三女神繳械》 Jacques Louis David，Mars Being Disarmed by Venus and the Three Graces，1824 維納斯的模特兒是當時著名的芭蕾舞演員瑪麗·勒緒厄爾，曾在芭蕾舞劇《維納斯的誕生》裏扮演過維納斯；丘比特的模特兒也是一名芭蕾舞演員；馬爾斯的模特兒則是大衛的一名主顧。
大衛似乎是想告訴觀者，隻有在愛神麵前主動繳械而不是因為懈怠與意亂神迷才繳械的戰神才是真正當得起王者稱號的戰神，那個一旦頂盔貫甲便橫掃千軍、六親不認的戰神其實隻是一名屠夫罷了。
這不算什麼高明的見解，其得來卻也不像很多人憑空想象的那般容易。我一直記得初讀雨果的《九三年》時，那篇簡介加評論式的譯本前言給我當初那顆幼小的心帶來了多大的震撼。現在翻出那篇前言，我想，其中有兩段話如果摘引出來，應該是對本章內容的最理想的收尾：“雨果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的世界觀與一九七三年的革命原則不可能不產生衝突。在雨果看來，革命利益與人道原則常常是不一致的，他可以理解革命，卻接受不了革命的嚴峻現實。這種思想矛盾，構成了他小說中尖銳的戲劇衝突。……在雨果思想上，人與人的敵對關係，是人性中的‘惡’造成的，一旦‘善’的天性被喚醒，惡魔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雨果認為暴力不能降服敵人，隻有人道的光輝才能戰勝邪惡、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雨果虛構出侯爵救小孩的情節，意在說明‘童稚的天真’可以打敗‘凶猛的心靈’，千軍萬馬所不能戰勝的，卻會被牙牙學語的兒童所戰勝。雨果試圖通過書中三個主要人物證明：‘在王權之上，在革命之上，在人世一切問題之上，還有人心的無限仁慈……’；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由此出發，朗特納克寧肯放棄他那個階級的複辟事業去救三個孩子；郭文置革命利益於不顧，甘心以自己的頭顱換取侯爵的生命；西穆爾登盡管是革命的化身，內心卻愛郭文超過愛革命，郭文人頭落地，他隨即開槍自殺。這三個主要人物的結局，在情理上令人頗難接受……”
布魯塞爾時代的大衛應該對《九三年》有太多的共鳴，如果請他為《九三年》寫一篇序言，他會持怎樣的論調是可想而知的吧？
最後交代一點後話：大衛在1825年死於布魯塞爾的一場車禍，作為弑君者，他的遺體無法送回祖國安葬，隻有葬在布魯塞爾，但他的心葬在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