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蔣介石頗為狼狽，山路崎嶇，車輛阻塞，中間一段還要步行，終於在午夜時分到達白市驛機場，“將就”在“中美”號專機上夜宿。
“走到飛機場之後，還有一二十架飛機，等在那個地方。他們走了以後，最後的這個政府官員和有些隨從人員才能走嘛。所以他到了白市驛後，他一上了飛機又等，等到最後就是相當地危急，因為不曉得共軍到了什麼地方。消息都沒有，就是一切通訊中斷了。”多年後，蔣介石專機駕駛員衣複恩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回憶當時情景。
衣複恩還回憶道：“當蔣介石、蔣經國、顧祝同、俞濟時、陳良、吳嵩慶等一行，趕到白市驛機場時，已是11月29日午夜時分。蔣介石一言不發登上飛機，進了艙房，即行就寢。”
次日晨6時，蔣介石的專機才起飛，其他飛機亦緊隨其後相繼起飛，往成都方向飛去。專機起飛後，蔣介石即得到報告：在江口過江的解放軍，已迫近重慶白市驛機場的前方20裏。這時機場上響起一片爆炸聲，衣複恩從駕駛艙往外看去，停機坪上，來不及飛走的四架驅逐機和六架高級教練機，已經陷入火海。原來是空軍少將司令宴玉琮為防飛機落入解放軍之手，將其自行炸毀；這讓蔣介石痛心不已。其日記11月31日的記載對宴司令極為不滿：
“（……昨卅日，6時起飛，據報在江口過江之匪已逼近白市驛機場之前方25華裏處行程……7時到新津換‘美齡’號轉飛成都……機場……飛機炸毀……）晏玉琮司令扣管之重要物資甚多，未知確實，唯報亦未來接命令，乃即慌亂擅逃命，不負職責……”
晏玉琮到台灣後即轉任副職，在空軍的前途就此終止了。
衣複恩對11月29日午夜情景的回憶，並不完全正確，登上專機的人群中並沒有吳嵩慶。“11月29日午夜，先父並沒有上蔣介石的專機，陳良的確是登了機。此處或許蔣是在等陳與先父，衣複恩在駕駛艙內，隻等命令起飛逃離，以為陳良最後上了飛機，先父與陳是同時離開重慶的，也一定一起來了。他錯了……”（吳興鏞語）那麼，一向為蔣介石深信不疑、忠誠無比的財務署署長吳嵩慶，原和陳良在一起，在此關鍵時刻，緣何突然“失蹤”了呢？真是忠奸難辨、人心難測，患難時期方見人心啊！難道已經淪為解放軍的俘虜，或已“犧牲”，抑或另有苦衷？
11月28日重慶外圍已趨危急，解放軍已攻抵南溫泉，吳嵩慶尚在危城之中。28日晚宿於“國防部”次長陳良家，深夜12時忽得電話，“囑往關部長（吉玉，財政部）處，交涉銀圓20萬元，順利答應；但囑代運40萬元至蓉，陳（良）答應。因此同人工作至次晨未睡，餘亦於晨5時（29日）始返陳宅”（吳嵩慶日記）。這60萬銀圓，含發給楊森等部的軍費，及陳良答應重慶“央行”代運的40萬元，共16公噸；再加上“財務署”自己的一點軍費銀圓，需要約八輛大卡車。據李光烈回憶，臨離開重慶時，“財務署”的櫃台上有三塊重約四五百兩一塊的金磚，沒人要，吳嵩慶要他們也搬上車，後來就一直存在台北“財務署”的金庫裏，都是賬上沒有的。詹特芳也有同樣記載，但數量與李光烈所說不同，是七塊，2000多兩（65公斤左右），說他也幫忙抬了（那是詹與吳嵩慶相聚的最後一刻）。
在炮火連天之際，亂兵難民阻塞的路上，押運這些銀圓車，無疑是件有很大風險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步步危機。那麼，誰來督運這60萬銀圓及“財務署”存的黃金呢？這一重任，當然由深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的吳嵩慶當仁不讓地承擔下來了。
11月29日一早，吳嵩慶和“國防部”次長陳良一起，親自押運這60萬銀圓到成都去。頭天晚上，為了監督清點“央行”這60萬銀圓，他一夜未睡。事見其29日日記：
“晨6時三刻，張主任及陳處長人望，應約至嘉陵新村陳宅。餘催即打鋪蓋，帶同赴四廠。後初公（陳良）問如何將行李帶走，並請晚仍住在彼寓宿。餘答帶行李不過備應變，晚自當回彼。明日仍當如此辦。至四廠知銀圓60萬，均已運到，因發洋5萬，警察1萬……至午，知解放軍已到江邊，陳次長（良）催銀圓車速行，餘亦同行。3時抵山洞，至海總聯絡（國防部所在地）。候後車至晚，在暗中路上發款若幹，並需發楊森部等14萬餘，餘答現車僅10萬。陳囑向前追，忽接報知一輛在附近拋錨，匆派車往援，共可湊足15萬餘元，足敷發款，所差無幾……
“嗣接報提前10時赴機場，餘守候楊總司令（森）提款未至，後至清晨1時，始載款起程。在最後兩小時中，炮聲不絕，令人臉無人色，再三催促動身，餘鎮定處之，可知最後五分鍾之不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