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智子的微波爐大概也是這麼回事。
提到智子，就要先說說brando，我在舊金山的房東，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是個高大結實的黑人，年輕時靠打網球得到助學金念大學。他雖也是位職業房東，照顧著遍布舊金山東北部俄羅斯山和北沙灘一帶的私產，而且也像cris一樣常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但他旅行的原因多少有些蹊蹺。不是觀光，也不是做生意。
我們有時候會聊聊哲學。在以創立高科技公司為潮流的矽穀一帶，能偶爾有個寧靜的傍晚，就著彌漫在空氣中的海水和亞熱帶花草的清香，信手拈來地談談關於生活價值之類的話題，即使我們對彼此的觀點並不完全認同，也是一種奢侈的休閑。
brando並總不把上帝掛在嘴邊，但信仰讓他相信這世上每個人的到來都有他/她的使命，而每件事也都有發生的因果。
大概2005年的一天吧，brando正帶著一個叫jarrett的白人男孩看房子。像對所有的潛在房客一樣，brando隨意地問起他過去幾年的經曆；男孩倒也友善，說他剛從日本回來，日語講得很好，也喜歡日本的人和文化。突然，brando接到智子不合時宜的一通電話，說微波爐壞掉了。智子是住在另一幢房子裏的房客，一個暫居舊金山的日本女孩。因為給一個喜歡日本的人看房子的時候碰巧接到一個日本人的電話，brando就順便跟智子講，你們可以聊幾句嘛，說著把電話遞給了jarrett。
聽說jarrett搬進來幾個星期之後他們終於想起彼此，約對方出來打個照麵。又過了兩年，brando接到從日本打來的國際長途，邀他到日本去--參加他們的婚禮。故事似乎達到美滿結局；但對brando來說，才剛剛開始。
事實上brando想找個機會去亞洲由來已久，隻因曆任女朋友都對亞洲不甚感興趣而沒有成行。那時候是2007年8月初。他在搜集關於亞洲的信息時偶然轉到hbo台（家庭影院頻道）新映的紀錄片《白光黑雨》（whitelight,blackrain）。正值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的紀念日，一個美國的電視台為一位美籍日裔導演回顧空襲的紀錄片做首映。十四個受害者，在爆炸時多是孩子和青年；與其說是一部關於戰爭的片子，不如說它真正的主題是人在絕處生存的勇氣。
以千萬為死亡計量單位的二戰中，每一個生命的存亡不免顯得渺小。何況，殘忍地看，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到底是生命的“節省”還是“浪費”，也不能簡單依當時的傷亡而論：原子彈爆炸不但加速了太平洋戰爭的結束，避免了中日美蘇更多軍人和平民的死亡，而且在稍後而至的冷戰中始終是大國威懾的最後一道門檻--美蘇冷戰，卻絕少熱戰，更無核戰，近五十年中又免去多少生靈塗炭，或許也算犧牲者最後的慰藉。
然而，存亡又不僅僅是數字的變化；當有人出來關懷其中一個個具體而鮮活的生命，回顧他們在存亡之界的掙紮，聽他們出離絕望的歌詠，人類也許終會在億萬個相似的故事麵前震懾而動容，並最終學會在戰爭的利益與生命的價值之間做出莊重的抉擇。
在史蒂文·岡崎的這部紀錄片麵前動容的，大概不止brando一人。但brando當時就做了一個決定，借到日本參加婚禮，到那些經曆過人為災難的地方，廣島、長崎、南京、越南，去為未來祈福，倡導今人為善--不計人們的國別和政治傾向，而隻為他們生為人的自由和自尊。
他給我看他祈禱的姿勢，跪立，雙手從體側伸向上，手臂微彎。似乎在和上天對話。但他並不把自己當成傳教者；除了默默地祈禱之外，他更願意做些具體的事來幫助那些底層的普通人。就像一個壞掉的微波爐可以改變人的命運，同樣的，他也相信某些小事可以改變人的精神狀態。他告訴我，他曾邀請一些越南的窮人到餐館吃飯，讓翻譯告訴他們，即使沒有大魚大肉的日子，任何時候也都要自尊地生活；在中國的時候，他給一個乞討者送去肉湯，並且微笑著和他消磨了一小段時光--他們用各自聽不懂的語言愉快地溝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