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博古、李維漢等也在回憶或講話中說道：反“羅明路線”實際上是反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和作風。
以上幾例，可以說對毛澤東都是極為錯誤的處理，毛澤東怎麼辦呢？首先，他堅信自己的路線是正確的，他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黨和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嚴格要求自己，沒有絲毫的動搖和灰心。不讓他上前線了，他就以主要精力做政府工作，領導中央蘇區進行各項建設。他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在會上作了《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其中一部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收入《毛澤東選集》)。隨後毛澤東又深入到著名的蘇區模範單位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和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就鄉蘇維埃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建設、擴大紅軍和群眾生活，以及合作社運動、衛生運動、社會救濟、婦女、兒童、貧農團、宣傳隊、突擊隊、革命競賽等問題，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於1933年11月寫成了《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這兩個著名的調查報告。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期間，毛澤東把這兩個調查報告印發給全體代表。並在這次大會的報告中提出了兩個十分值得重視的問題——關心群眾生活和注意工作方法。在這一段時間裏，毛澤東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又向前前進了一步。這體現在他把調查研究同總結工作經驗緊密結合起來；把調查研究同推廣先進經驗緊密結合起來；把調查研究同反對官僚主義作風緊密結合起來；把調查研究同完成革命任務緊密結合起來。這實際上就是後來毛澤東經常說的“抓典型”、“解剖麻雀”、“個別和一般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等等一套馬克思主義領導和工作方法的先聲。毛澤東身處逆境，麵對錯誤處理，經受重大冤枉和委屈，不消極，而是積極工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做出重大貢獻。
1954年，毛澤東在《水調歌頭·遊泳》中曾經吟詠：“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裏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餘。”從毛澤東個人的修養與成長經曆來看，這種“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從容”和“寬餘”的境界，應該說是從延安時期開始養成的。
西方許多觀察家都注意到，長征之後毛澤東的修養出現了重大的和富有意義的變化。當第二次回到延安時，斯諾指出：“我再一次注意到這個人的從容，沒有什麼能夠打動他。”派伊也指出，延安時期毛澤東為人處世有了一種“超然的態度”。長征之後，“人們開始了解了毛澤東，在他超然的態度中蘊藏著神秘的、不可思議的力量。”比較延安時期前後的照片，我們可以注意到，延安時期及其以後，毛澤東的體態開始“發福”，這是否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毛澤東的成熟呢？
毛澤東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經曆了長時間被孤立的痛苦磨煉，他深切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在長征路上，他在中央領導層中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這才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巨大轉折。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曾經感歎地對賀子珍講：“辦什麼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她比別人更清楚地察覺到，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後有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善於團結人了。
二、生老病死
（一）麵對病魔，頑強樂觀
生老病死，這是人類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不論你是多麼偉大的人物也逃不脫這一規律的作用。毛澤東晚年也與所有普通的老人一樣，經受了多種疾病的困擾和折磨。20世紀70年代初，年近八旬的毛澤東已明顯地衰弱了。每到開春和入冬時節他總要生病，而且是比較嚴重的老年性疾病。1971年春天，毛澤東因感冒引起支氣管發炎，日夜咳嗽不止，醫生確診為大葉性肺炎。欲治此病，不能勞累亦不能吸煙，而這兩點他都無法做到，這樣，他的病越來越嚴重，以至因咳嗽而無法臥床睡覺，隻能日夜坐在沙發上。後經醫護人員精心治療護理，病情才有所好轉。
1971年秋，由於“九·一三事件”的發生，毛澤東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連續幾天幾夜不能睡覺，吃兩三次安眠藥也無濟於事，加上工作過度勞累，1972年1月，他再次犯病。由於心肺病及嚴重缺氧而引起突然休克，他完全處於昏迷狀態，經過醫生緊急搶救，才慢慢清醒過來。這次休克，使他大病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