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思考的是國家的大局，國家的安危。為了國家的大局，整個國家的安危，有時不得已必須犧牲個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曾國藩一貫主張中華自強需要一二十年的時間，在這一二十年裏，國家要保持相對的安定，不輕易與外國人開戰。他不願意因為天津教案處理不妥而引發戰爭，因此一直戰戰兢兢，“查辦津事之旨，即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啟國家無窮之禍，故奏明立意不開兵端。”不開兵端是因為沒有能力開兵端。當時，國家軍隊不堪一用，戰守毫無把握。“各省綠營兵一無可用”，“中國海上炮船全無預備，陸兵則綠營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眾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當然也不是毫無精勇的軍隊，淮軍就是一支能夠戰鬥的隊伍，“然勁者亦不滿二萬，能防禦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敵一國，未必能應付各國。”“能備於陸，不能備於水，能備於直隸，不能備於沿海沿江各省。”“所以低首下心曲全鄰好者，蓋以大局安危所係，不敢輕於一試。”這是曾國藩最真實的心態。在這樣一種複雜的情況下，曾國藩不得已采取了曲意和好的策略，處理正凶、賠給巨款，其心情之痛苦、矛盾、複雜是可想而知的。
有人建議，采取“厚結英、俄以專製法國”的外交手段。曾國藩也思考過這個問題，但是他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他認為，“英、法之交固於膠漆，英國威使之求逞於我，其毒計有數倍於法國羅使者。邊釁一開，各國合從，勢必兵連禍結，無有已時。”他分析指出，西方列強“諸國合縱之勢、狼狽之情則牢不可破”。“今日西洋各國窮年累月講求戰事，約從連衡，窺伺釁隙，乃前古未有之局，與漢之匈奴，宋之遼、金迥然不侔”。當時西方各國，在侵華問題上構成了堅固的聯盟。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聯盟、後來的八國聯軍攻打北京，都說明了這個事實。曾國藩所擔心的不是和法國一國開展，而是因此而與整個在華的西方勢力開戰。與一個法國開戰，也許還有勝利的可能，但要是和在華的幾個國家開戰，那就毫無把握。曾國藩並不是一個怕死的人，他不怕死，也不怕戰爭，但是不能輕易由中國人啟動戰爭。他在寫給奕的信中也表達了為民請命的決心：
若法人尋釁已久，今一遇此事，立意決裂，是亦無可如何之事。我中國但當戰兢惕厲，為民請命，能堅持一心曲求和好，至事機能否挽回，生民果否荼毒，自有天意主之。當鹹豐八、九、十年間，洋務業已不可收拾，豈意近年尚能安帖如此？亦盡其在我，以俟天心之默眷聖朝而已。
他認為法國人執意如此，也要與之一戰。他調集劉銘傳部趕往天津，原本李鴻章要去西北鎮壓回民起義的部隊也撤回，做好防禦準備，以防萬一。
處理天津教案後，國人給曾國藩貼上“漢奸”、“外國賊”的標簽，湖南在北京的會館也燒毀了曾國藩題寫的對聯，曾國藩自己也認為“處理過柔”，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當時朝野清議指責曾國藩，與其說是殺多了人，不如說是因為流放了張劉等人。在當時，殺幾個、幾十個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會引起官僚階層重視的，而流放官員則會引起廣泛注意。李鴻章接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他僅僅減少了3個人，當時的朝廷上下就認為他會辦理洋務，就很好地說明了問題的實質。“張守目下甚得民心，撤之必大失民望”，正因為他們有民望，所以處理他們才會引起上下不滿。假如三位官員沒有處理，人們對曾國藩的看法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對這三位官員的處理，其實與曾國藩隻有那麼大的關係。曾國藩一直是在保護他們的，他到天津後，就要他們回家躲避。法國提出要以他們三人抵命，曾國藩堅決反對、據理力爭。他說：“若指府縣擬抵，中國萬難辦到；若指查辦凶手，中國義無可辭。”曾國藩在據理力爭，可是朝廷已經鬆口。特別是崇厚，力舉將他們送交刑部。他在給刑部鄭敦謹的信中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