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思考的是國家的大局,國家的安危。為了國家的大局,整個國家的安危,有時不得已必須犧牲個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曾國藩一貫主張中華自強需要一二十年的時間,在這一二十年裏,國家要保持相對的安定,不輕易與外國人開戰。他不願意因為天津教案處理不妥而引發戰爭,因此一直戰戰兢兢,“查辦津事之旨,即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啟國家無窮之禍,故奏明立意不開兵端。”不開兵端是因為沒有能力開兵端。當時,國家軍隊不堪一用,戰守毫無把握。“各省綠營兵一無可用”,“中國海上炮船全無預備,陸兵則綠營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眾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當然也不是毫無精勇的軍隊,淮軍就是一支能夠戰鬥的隊伍,“然勁者亦不滿二萬,能防禦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敵一國,未必能應付各國。”“能備於陸,不能備於水,能備於直隸,不能備於沿海沿江各省。”“所以低首下心曲全鄰好者,蓋以大局安危所係,不敢輕於一試。”這是曾國藩最真實的心態。在這樣一種複雜的情況下,曾國藩不得已采取了曲意和好的策略,處理正凶、賠給巨款,其心情之痛苦、矛盾、複雜是可想而知的。
有人建議,采取“厚結英、俄以專製法國”的外交手段。曾國藩也思考過這個問題,但是他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他認為,“英、法之交固於膠漆,英國威使之求逞於我,其毒計有數倍於法國羅使者。邊釁一開,各國合從,勢必兵連禍結,無有已時。”他分析指出,西方列強“諸國合縱之勢、狼狽之情則牢不可破”。“今日西洋各國窮年累月講求戰事,約從連衡,窺伺釁隙,乃前古未有之局,與漢之匈奴,宋之遼、金迥然不侔”。當時西方各國,在侵華問題上構成了堅固的聯盟。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聯盟、後來的八國聯軍攻打北京,都說明了這個事實。曾國藩所擔心的不是和法國一國開展,而是因此而與整個在華的西方勢力開戰。與一個法國開戰,也許還有勝利的可能,但要是和在華的幾個國家開戰,那就毫無把握。曾國藩並不是一個怕死的人,他不怕死,也不怕戰爭,但是不能輕易由中國人啟動戰爭。他在寫給奕的信中也表達了為民請命的決心:
若法人尋釁已久,今一遇此事,立意決裂,是亦無可如何之事。我中國但當戰兢惕厲,為民請命,能堅持一心曲求和好,至事機能否挽回,生民果否荼毒,自有天意主之。當鹹豐八、九、十年間,洋務業已不可收拾,豈意近年尚能安帖如此?亦盡其在我,以俟天心之默眷聖朝而已。
他認為法國人執意如此,也要與之一戰。他調集劉銘傳部趕往天津,原本李鴻章要去西北鎮壓回民起義的部隊也撤回,做好防禦準備,以防萬一。
處理天津教案後,國人給曾國藩貼上“漢奸”、“外國賊”的標簽,湖南在北京的會館也燒毀了曾國藩題寫的對聯,曾國藩自己也認為“處理過柔”,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當時朝野清議指責曾國藩,與其說是殺多了人,不如說是因為流放了張劉等人。在當時,殺幾個、幾十個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會引起官僚階層重視的,而流放官員則會引起廣泛注意。李鴻章接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他僅僅減少了3個人,當時的朝廷上下就認為他會辦理洋務,就很好地說明了問題的實質。“張守目下甚得民心,撤之必大失民望”,正因為他們有民望,所以處理他們才會引起上下不滿。假如三位官員沒有處理,人們對曾國藩的看法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對這三位官員的處理,其實與曾國藩隻有那麼大的關係。曾國藩一直是在保護他們的,他到天津後,就要他們回家躲避。法國提出要以他們三人抵命,曾國藩堅決反對、據理力爭。他說:“若指府縣擬抵,中國萬難辦到;若指查辦凶手,中國義無可辭。”曾國藩在據理力爭,可是朝廷已經鬆口。特別是崇厚,力舉將他們送交刑部。他在給刑部鄭敦謹的信中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