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洋人交際，講究禮節，不含譏諷，不占便宜，整齊嚴肅，行跡疏淡，處處謙遜而足以自立，這就是曾國藩說的柔遠之道，與自強之道。換句話說，對外國人的推誠為用，其本質還是自強。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彼若講信修睦，吾不稍開邊釁；彼若棄好敗盟，吾亦有以禦之。”（根本的目的、立足點還是落在了自強禦侮至上。）
曾國藩強調渾含，但注重度。“大抵與外國交際，和而不昵，防而不迕，固無分東西也。”講究中庸、和諧、調和，但不是毫無節製，不是過分親昵；講究防範，但不能產生觸逆、忤逆。渾含而不失原則，防範而不致衝突，這是最好的境界。它充分體現了曾國藩“自立為本，推誠為用”的領導藝術。
當然，我們應該看到，由於時代的局限、個人的眼界等等方麵的原因，曾國藩推誠為用的領導藝術，也有相當的局限性，把握不好度，就可能滑入妥協、過柔，導致處置外交事務失度，造成國家、民族、百姓利益的損失；甚至滑入迎合洋人或假洋鬼子的胃口，忽視關稅、厘金、金錢等方麵的爭鬥，使國家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失。比如1862年5月22日，“定茶厘、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挾借洋勢，百計繞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懲奸宄，故姑就彼所樂從而立之製。”奸商借洋人的勢力，提出過分的優惠政策要求，曾國藩拿他們無可奈何，隻好遷就俯從。當時的中國，和西方列強講究誠信，講究忠敬，是一廂情願的事情。阿斯本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不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東方崛起的新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對於中國都懷著狼子野心，其目的就是把中國變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1872年，曾國藩去世。法國發動侵華戰爭；日本占領東三省與台灣；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燒殺搶掠無所不及。這是曾國藩沒有看到，甚至沒有想到的。這足以說明，和他們講忠、信、敬、篤，簡直就是“對牛彈琴”、“與狼共舞”。這是曾國藩的悲劇，是曾國藩領導藝術的缺陷，也是曾國藩那個時代的悲劇。我們不能用今人的標準來衡量古人，更不能苛求古人要怎麼樣、不要怎麼樣，因為那畢竟不是我們能夠主宰的時代。
曲意和好的策略
天津教案發生在一八七零年農曆五月。當時，天津四處有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傳聞。法國天主教仁慈堂出現瘟疫，堂內收養的棄嬰有三四十名相繼死去。按照天主教的習慣，死嬰要在晚上秘密埋葬，不讓外麵的人發覺。這種不公開的埋葬死嬰的做法，讓天津人民產生懷疑與猜測，一些謠傳隨之出現。有人說看見仁慈堂在某日半夜將三個裹有童屍的白布包運出城外；郊外野狗拖出義塚裏的童屍，沒有心肺，有人指認是仁慈堂棄嬰。這些謠言一傳十，十傳百，愈傳愈真。這時，一個名叫武蘭珍的拐賣兒童罪犯被天津官府拿獲，經拷問，招認迷拐藥為教民王三供給。消息不脛而走，天津群情激憤，不可抑止，商人罷市，書院停課。
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帶同拐犯前往天主堂對質，天津市民不期而至者近萬人。他們聚集在教堂前，要求懲辦凶犯。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聞訊，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崇厚派了幾個官弁去勸阻。豐大業大怒，直奔崇厚的衙門，咆哮辱罵，開槍恫嚇，搗毀器物。出門後，遇見天津知縣劉傑。天主堂附近發生毆鬥，劉傑特來維持秩序。豐大業不問青紅皂白，橫蠻糾纏劉傑，並開槍射擊劉傑，打死劉傑隨從高升，豐大業的秘書西蒙也鳴槍威脅。看見打死了人，天津人民怒不可遏，像泛濫的洪水，拉毀法國國旗，焚毀法國領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波及英、美的幾所教堂，打死外國傳教士和經商者二十人、中國教民三四十人。領事豐大業被當場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