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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前，南方一座喧囂的城市的遠郊，我們扮演成兩隻鼴鼠，在摩托飛馳、叫賣聲四起的小鎮街道邊緣徘徊，在洞穴門口用手搭起“涼棚”四處張望，在洞穴中不停地忙碌、激烈地爭執。偶爾，我們也會結伴進入那座龐大的城市。城市就像一個用眾多繩索吊在立交橋上的吊籃，晃動得厲害，讓人有失重和暈眩的感覺。每次返回住地，我們都氣喘籲籲，心神不寧。我們將在城裏吞食的老火湯、涼茶、叉燒、鳳爪吐出來，變成一堆堆奇怪的詞彙。我們將這些奇怪的東西當成心愛的玩具，碼放、拆散、打亂、組合，樂此不疲，一會兒擺上自製的木架子，一會兒丟棄在垃圾桶。人群對那個“洞穴”充滿好奇，經常停下摩托，找各種借口往裏麵窺視。我們在門口掛上一道竹簾，再在裏麵的門上掛兩道布簾，將居室裝扮成地下洞穴的模樣。
不能夠和人群融為一體者是危險的。這既不是道德上的高下，也不是趣味上的雅俗，更不是經濟上的貧富。僅僅是“遊離”這個理由就足夠了，就足以成為“敵人”而不是“朋友”。兩個闖入者，兩個與南蠻之音不相容者，兩個忙碌方式有別者，兩個遊離的異類，這就足夠了。就這樣，我們在一種“融為一體”的渴望中與世隔絕，自絕於人群。夜晚看著從機場起飛的飛機，看著從小河的鐵橋上飛馳而過的北上的列車，逃亡的念頭驟起。但僅僅是一個念頭，因為逃亡的道路幾乎被切斷。兩人麵對孤寂而幽暗的洞穴，聽到隔壁傳來數鈔票的嘩嘩聲，聽到窗外火鳳凰花落在潮濕熱毒的土地上的沙沙聲，聽到此起彼伏的BP機聲，我們相對無語，“噗哧”一聲笑了。身在南方，魂在北方，皮膚與骨頭的剝離聲，構成了她的詩歌的旋律。她的偏頭疼就像一首流行歌在腦子裏嗡嗡作響，我的關節炎就像一朵黑喇叭花緊貼在膝蓋。黃昏，在小河邊的田埂上，我們一起吹響“黑喇叭花”，自娛自樂，觀賞著人群的白眼。
詩歌的90年代，那是一個拒絕的年代，也是一個垂死掙紮的年代。風雨中飄搖著一麵搖搖欲墜的個人主義的旗幟，它在眾聲喧嘩的商品隊列的邊緣，顯得孤單而又滑稽。我們一度將失敗的榮耀珍藏在個人的洞穴，自我欣賞，彼此安撫。但我們堅信，死去的人活得最長，沒走的人走得最遠。每當堅持不住的時候，書架上古老而莊嚴的“僵屍”就撲下來聲援。和“僵屍”結伴一起抵抗，這就是90年代詩歌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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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著幾袋換洗的衣物，還有數十箱散發著潮濕黴味的書籍，我們在市區一幢老得骨頭哢哢作響的房子裏安家了。據說這是50多年前的“廣州歐美同學會”的房產。居室很小，但有氣派，巨大的落地拱形窗戶，馬賽克地麵，木質的牆板，牆縫裏的老鼠仿佛整天說著洋文，最後全部死於鐵麵無私、公事公辦的粘鼠膠。每周都有那麼一天，淩晨，我踩著夢一樣的節奏陪她趕往越秀公園門前的車站，送她乘上開往郊區的班車，然後夢遊一樣回到那所老屋子。
房子的正門是文德路，集中了許多生產文化贗品的國營單位。街道上全是出售各類文化贗品的檔口，主要是失業的美院學生臨摹的劣質西洋名畫。在街道的拐角處，鬼鬼祟祟地聚集著一堆堆假古董商，手裏捧著用硫酸浸泡過的銅質菩薩雕像，還有用泥巴擦過的玉器，剛剛從墳墓裏挖出來的一樣。掙了錢的廣州商人在這裏流連忘返，大批大批地購買文化，去裝點他們的資本和新居。房子的後窗，正對著一個古老的荒廢的院落。院落中間有一個微微突起的小丘，上麵有幾棵老榕樹。這就是“禺山”，也就是廣州最古老的城區中心，當時稱“番禺”（“番山”在不遠處的倉邊路）。我們搬到這裏不久，就在附近的中山四路與文德路交界處，發現了南粵王的行宮舊址。
南方的老榕樹的須根，終於遲緩地垂到了我們的窗台，帶著一股古老的生魚腥味。漸漸地，我們開始適應這座晃動的城市。我們還善於在晃動中尋找安寧。在我們的鼻子裏，那種古老的生魚腥味，漸漸與前門街道上的汗味兒融為一體。能夠在這兩種味道中發現相似之處，說明我們能夠開始慢慢地識別這條街道。有時候，我們突然在早茶和夜茶的點心中發現那種味道。條件是，胃口非常好，消化能力非常健康。一旦這種能力減弱，比如消化不良的時候、拉肚子的時候、胃口欠佳的時候，那種味道就會消失無蹤，鳳爪僅僅是鳳爪，叉燒僅僅是叉燒。這種飄忽不定的感覺，使得我們時而與這座城市融為一體，時而與它相隔千裏。經驗是那麼渺茫，唯有語言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