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對非洲的殖民統治延續了一個多世紀。到了２０世紀中期，非洲各國先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鬥爭，法蘭西的非洲帝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當時有一批法國作家順應曆史的潮流，支持非洲各國的民族獨立運動。然而仍有一些作家憑借姍姍來遲的殖民感覺，在創作中為殖民主義者召魂。在這種晚期帝國敘事中，加繆的未竟之作《第一個人》格外引人注目。
加繆曾經長期僑居北非，其創作基本上以阿爾及利亞為背景。如果說，他的名作《局外人》（１９４２年）、《鼠疫》（１９４７年）主要是為了證明世界的荒謬的話，那麼《第一個人》則用相對傳統的筆法，聚焦北非的南歐移民，對法國一個多世紀的非洲殖民作出了自己的詮釋，即認為南歐移民是北非現代文明的創造者，正是由於他們的艱苦開拓，才促進了阿爾及利亞的繁榮。
小說一開始，就通過天上的行雲巡禮了北非帝國：“大朵大朵厚重的雲正向東疾馳。三天前，這些雲團還在大西洋上空湧漲，等待著西風，隨即慢慢移動，後來越來越快，掠過秋日下鱗光閃閃的水麵，直奔大陸而去，被摩洛哥的山脊扯成絲縷，又在阿爾及利亞的高原上重新聚攏，現在它們已臨近突尼斯邊界，企圖抵達第勒尼安海之後消失在那裏。”
在作者筆下，正是一代一代的南歐移民使北非由不毛之地變成了沙漠綠洲：阿爾及利亞的北部本來是一片荒原，然而，“一小群一小群的馬翁人”拖兒帶女，辛勤開發，終於“使阿爾及利亞的沿海地帶富裕起來”。阿爾及爾是一座海灣城市，中學周圍一帶過去是一個死氣沉沉的街區，“後來西班牙移民的美德使它成為了阿爾及爾人口最多、最富有生機的地區”。所以，南歐移民理應成為這塊土地的當然主人。然而，這個殖民之夢以遷移開場，卻以移民撤離阿爾及利亞告終。為此，作者在小說中無限傷感地追溯了四次移民浪潮。
１８３１年，首批近６００名移民被送到阿爾及利亞，其中有１５０名倒在了帳篷裏，阿爾及利亞大量的孤兒院就由此而誕生。不過，正是這些移民，特別是那些孤兒，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
“那個時代的圖書館裏有許多關於撿來的孩子的記錄，記載著用這些撿來的孩子去開墾殖民地的曆史。是所有撿來的和丟失的孩子建造了不可能長久存在的城市，爾後他們永遠地消逝於自我與他人之中。人類的曆史在古老的大地上永不止息地緩緩發展著，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仿佛與曆史的真正創造者的記憶一起在永恒的太陽下蒸發，化為暴力和謀殺的危機，化為仇恨的火焰，化為泉湧的鮮血。血就像北非的河穀，迅速膨脹，迅速幹涸。”１８４８年革命之後，巴黎失業人數很多，民眾怨聲載道。為此，製憲會議決定投入５０００千萬法郎，打發一批人去殖民地，許諾給每人一套住房和一塊兩到三公頃的土地。結果誌願者超過１０００人。“人人都夢想著那塊樂土，尤其是男人。”他們充滿幻想，相信聖誕老人的存在。他們於１８４９年出發，１８５４年就在索爾費裏諾蓋起了房子。
為了宣揚一種帝國意識，作者將第二次移民描寫成了一次史詩式的曆史進軍：塞納河畔，拉纖的馬車拖著６隻駁船，在市政府管樂隊演奏的《馬賽曲》和教士的祝福聲中前進。岸邊的旗幟上繡著尚未存在，要靠船上的乘客用魔力去創造的村莊的名字。
這些勇敢的人們、堅強的街壘鬥士在一個月內漂過小河，拐入大江，每路過一座城市，都受到政府樂隊的歡迎。他們最後乘坐軍艦“勒拉伯罕朵兒”號橫渡地中海，進入博那港後，岸上的人群在樂聲中歡迎來自遠方的麵色鐵青的冒險家。他們攜著妻兒，帶著家具，離開歐洲之都，經過５周的漂泊，踉踉蹌蹌地登上了遠方青色的土地。
此後，他們從博那走向索爾費裏諾。每隔一段路，都有一群聚集起來的阿拉伯人，在遠處充滿敵意地看著他們。平坦的大地被遠處的群山環繞，沒有一寸耕作過的土地，沒有一座房屋，零星分布著幾頂土黃色的軍用帳篷。蒼涼的天空和危險的大地之間是荒無人煙、寸草不生的空曠，讓他們覺得這就是世界的盡頭。
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移民們要造房子，要分配土地，神聖的工作拯救一切。然而，沒法立即開始幹活。整整８天的瓢潑大雨引發了塞布什河的泛濫，帳篷周圍成了水鄉澤國，無休無止的暴雨聲在帳篷裏回響。為了驅逐惡臭，他們割下空心蘆葦，把帳篷裏的小便排到外麵。就這樣，他們在帳篷裏住了４個月。
春天，他們蓋起了小棚屋。然後，酷暑來臨，霍亂開始流行，每天都要死亡十來個人。藥都用光了，隻得用跳舞的方式來活絡筋血。每天晚上收工之後，移民們隨著小提琴演奏的曲調，在兩次葬禮的間歇之間跳舞，“濕熱的夜晚，在睡著病人的棚屋之間，拉小提琴的坐在箱子上，身邊掛著盞燈籠，蚊子和飛蟲嗡嗡地繞著燈籠打轉，穿著長裙的呢西裝的征服者圍著熊熊燃燒的荊棘叢跳舞，痛痛快快地出一身汗。哨兵在營房四周守衛著，防止黑鬣獅子、竊牲畜的小偷、阿拉伯痞子來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