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白人在征服全球的過程中，從未將有色人種引為同類。
在早期殖民者要使土著人文明化的宏偉藍圖中存在著明顯的文化“僵化”，笛福則率先在其他文化不在場的裂穀裏填上了自己對他者文明“妖魔化”的符碼。在小說中，作者喋喋不休地侈談美洲的土著人為“食人生番”，是為了完成對美洲土人的野蠻化書寫，為英國的殖民擴張尋找一個堂皇的理由；同時也包藏著轉嫁災禍的深層文化心理，滿足了歐洲人的某種野性幻想。
《魯濱孫漂流記》明確地表達了歐洲資產階級征服非西方世界的思想，為英國的航海小說建構了一種範式。它使海外擴張的思想得以明晰，其敘事風格與形式都與當時的探險旅行這種奠定大英殖民帝國的基礎的東西有直接的聯係。在它的影響下，英國海外冒險小說的餘波繼續蕩漾。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
（１７２６年）依次描寫外科醫生格列佛遊曆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和智馬國的離奇遭遇。小說固然不時地向英國的現實諷刺性地回歸，但是我們透過全作那異想天開的描寫，仍然可以捕捉到一個重要的範式轉變，即歐洲殖民主義的戰略中心已經由美洲轉向東方。英國從１７世紀初期開始染指印度，１６００年成立了“東印度公司”。１７５７年，英國擊敗法國，“東印度公司”成了印度的實際統治者。所以，格列佛的４次遠航，其最初目的地不是東印度群島，就是南太平洋。作者還天真地相信，英國的海外殖民主義者手上並沒有沾染當地居民的鮮血，“英國人在開辟殖民地這件事上所表現的智慧、小心和正義；在促進宗教、學術的發展方麵所表現的充分才能都可以成為全世界的典範。他們選派虔誠、幹練的教士傳布基督教義；他們審慎地把本國的生活正派、談吐清楚的人民移居各地；他們派出最能幹、廉潔的官員去擔任各殖民地的行政官吏，苦心孤詣地在各地施行仁政。尤為重要的是他們委派的總督都是精力充沛、極為有德的人物，一心一意隻考慮到治下人民的幸福和他們國王的榮譽”。如此直露地為英國的海外殖民行徑辯護，斯威夫特可謂文壇第一人。
笛福和斯威夫特的殖民敘事，引發了斯摩萊特的創作熱情。
後者於１７４８年發表了英國第一部“海洋小說”《蘭登傳》。小說主人公羅得裏克·蘭登的祖父是蘇格蘭一位富有的法官，他不滿意小兒子的婚姻，逼得媳離子散，還取消了他們的獨生子蘭登的繼承權。蘭登的舅舅鮑林是一個海軍中尉，他資助外甥求學。後來，鮑林隨艦出海，中斷了對蘭登的供應。蘭登遂給一個醫生當助手，後到倫敦，通過了海軍部助理醫生的考試，在鮑林曾經呆過的戰艦“霹靂號”上服役，在西印度群島參加了與西班牙艦隊的海戰。此後蘭登時運不濟，不是在決鬥中丟失錢財，就是被宗教騙子偷竊一空，潦倒不堪。此時鮑林當了販賣黑奴的商船長。
蘭登之父在南美經營１６載，成為巨富。靠著父親和舅舅的大筆遺產，蘭登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作者在這裏告訴我們，歐洲紳士們的體麵生活，有賴於海外財富的強力支撐。
１８世紀法國小說的擴張描寫較之英國小說不那麼鋒芒畢露，但也綿裏藏針。普雷沃的《曼儂·萊斯戈》（１７３１年）自述貴族青年格裏歐與出身不明的少女曼儂·萊斯戈一同私奔。但是，格裏歐經濟拮據，所以到巴黎後，曼儂隻對他忠實了１２天，便與一位富商私通。此人為了長期占有曼儂，設法讓老格裏歐將兒子軟禁起來。後來，格裏歐成了一個傑出的神甫。但他重見曼儂時，又不能自已，再次與她結伴出走，四處行騙，事發後被判流放美洲。曼儂在途中病逝，格裏歐隻身返回巴黎。伏爾泰的《老實人》（１７５９年）寫老實人漫遊全球，在南美殖民地，因為誤殺了兩個姑娘的“猴子情人”而差一點被印第安人活烤吃掉。這些說明，當時法國的知識精英們也熱衷於隨心所欲地在創作中安排世界秩序，把非歐洲當做了環繞帝國的排水管，或將宗主國的罪犯作為另類驅逐海外，或將殖民地的土人異化為野蠻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