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地理大發現”時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還隻是熱衷於掠奪海外財富的話，那麼，到了１８世紀，歐洲就迎來了資本帝國殖民統治的第一個浪潮。英國和法國從１７世紀末就開始統治東地中海地區。此後，它們開始征服世界，重新命名地點，重組經濟、社會和政治，把在此之前非歐洲人對時空的認識和許多其他東西一筆勾銷或者驅逐到邊緣地帶。在這個過程中，它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用其自身的形象統一曆史，即憑借歐洲啟蒙主義所建立的模式，以文化超人自居，以虛假的從未實行過的理性和人文主義的主體作為曆史的主體，以普遍理性與科學的名義消解時間和空間，從而為它們大肆施於世界的痛苦找到了一個理性化的借口。
然而，人類完全有理由對這種理性的合法性進行追問。啟蒙傳統的現代理念造就了當今的西方文化，但也使它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合理性危機”。這是因為現代觀念並沒有能夠實現它的社會理想。“啟蒙思想曾經期待客觀性科學、普遍性道德及法律和自足獨立的藝術能夠各自按其自身邏輯充分發展，成為人們理性日常生活的有機組合因素。而如今，它們各行其是，越來越被分割成職業或專業性的封閉領地，與人們的生存關切日益疏遠，阻礙而不是促進著人們在社會生活必不可少的人際交往和交流。極度擴張的理性一麵為人們設定種種必須遵從的‘主義’，為曆史規劃種種不可變更的‘規律’，一麵卻又如韋伯所說的那樣，在最根本的人際關係中聽任官僚體製產生和再產生壓迫性的差異和等級。”
英國是一個老牌的殖民帝國。它在１６世紀成為世界貿易中心，１７世紀取得了海上霸權，１８世紀獲得了廣闊的海外殖民地。
它在愛爾蘭、美洲、加勒比和亞洲，確立自己的海外利益。一時間，這個島國成了地球災難的策源地，海上騎士的樂園。在遠洋炮艦的護衛下，冒險家們爭先恐後地從這裏出發去遠征世界。與此同時，英國的航海小說浪潮也應運而生。這種稱霸海洋的帝國激情理所當然一成不變地重複出現，形成了英國語言和文化實踐結構中最為活躍的一部分。從笛福、斯威夫特到斯摩萊特，１８世紀英國的航海小說繁盛了半個世紀，湧現出《魯濱孫漂流記》、《格列佛遊記》、《蘭登傳》這樣一批小說作品；而在理查生的《克拉麗莎》和菲爾丁的《湯姆·瓊斯》這樣的家庭小說和路上小說中，也有明顯的帝國視角。
尋找或航海的主題在歐洲文學中屢見不鮮，但隻有在白人種族沉溺於航海的樂趣——作為其知識優勢的標誌——殖民擴張才可能發生。賽義德認為：“海外統治的想法……無論其表現形式如何，無論是在小說中，地理中還是在藝術中，都與自內向外的投射很有關係。它通過實際擴張、行政、投資和承諾而獲得長久的存在。”
１８世紀初，大器晚成的笛福創作了《魯濱孫漂流記》（１７１５年）、《辛格頓船長》（１７２０年）、《傑克上校》（１７２２年）等一批航海小說。《魯濱孫漂流記》描寫一個英國“海洋騎士”在一個遠離歐洲的荒島上為自己建立了一塊殖民地，一方麵確立了歐洲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另一方麵又建構了最初的歐洲殖民話語。因為如果沒有殖民使命允許魯濱孫在荒野之地去創造自己的新天地，那麼他的行為就是不可思議的。小說主人公一出場就到非洲經商，結果第二次就失手被賣身為奴。脫逃後，他在巴西置辦了莊園，準備到非洲去販賣黑奴，終於遇難，漂泊到一座荒島上苦度２８年方被人救出。在孤島上，魯濱孫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毅力，利用自己的雙手為生存而勞動和鬥爭，終於成為荒島的所有者、全權統治者和立法者。最後，魯濱孫將目光投向了東方，第五次航海向印度和中國進發，時為１６９５年。
在小說中，驅使主人公五次航海的動力就是對於海外財富的渴望和對陸上權力的向往。與此前歐洲小說的理念一樣，《魯濱孫漂流記》也是歐洲與“他者”固定關係過程的一部分。它將歐洲早期文學中的殖民狂想，轉化成了一種虛擬的存在，使之變成了帝國的物質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種族主義使殖民者將社會劃分為“人”和“土著”，小說通過魯濱孫在小島實行文明化、殖民化和資本主義化的全過程，形象地詮釋了一種理想的絕對自由的資本主義模式。魯濱孫與星期五之間的“自由”神話和父權製帝國主義就是這樣被書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