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係統史泰登島大學校長施普林格
美國一位著名舞蹈家曾說：“當生活做重要決定時是不會鳴笛的，眾所周知，命運總是保持沉默。”回顧迄今為止我的生命旅程時，我知曉了這句話的內涵。
回首過去，人生宛如一個個蒙太奇：父母堅信我一定能考上大學，並且肯定能以某種方式籌集到所需要的錢；我向扶輪社基金會申請獎學金，然後前往印度加爾各答遊學；接下來選擇去研究生院學習英語和美國文學，獲取博士學位。之後我做了許多重要的決定，包括職業和生活兩方麵。我在一所大學裏教書18年，然後成為全職管理人員，最後成為校長。從校長位置上退休以後，我開始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搬到美國南部的新家。目前，我在佛羅裏達州和紐約市立大學當教授。我有一位知心丈夫和引以為豪的兩個女兒、兩個外孫。個人生活和職業總是相互交織的，我很幸運它們相互補充、互有助益，但我得承認，是個人生活引導著我的職業生涯。
我有著豐富的童年生活。我的父親是個氣象員，先是在美國氣象局工作，然後在二戰期間參加美國空軍，接著又回到美國氣象局。由於父親工作的原因，我們經常搬家。我僅在二年級這一年裏就換過四個不同的美國學校。十一歲那年，我們移居到菲律賓，我父親在那裏負責重建戰爭時被摧毀的太平洋天氣預報係統。我最清晰的關於菲律賓的兒時記憶，就是目睹了戰爭的巨大破壞以及它給人類帶來的痛苦，當時馬尼拉事實上已經被多國占領並摧毀。直到今天，那座城市的斷壁殘垣還縈繞在我眼前。
在菲律賓時父親得了肺結核，需要盡快返回美國治療，父親在療養院住了兩年。在此期間，母親、弟弟和我住在美國南部的田納西州查塔努加市附近的一個小城鎮上。當時，美國南部幾乎被完全隔離，白人和黑人按照嚴格的隔離規定居住，對黑人的歧視現象也屢見不鮮。雖然我和非洲裔兒童比鄰，和他們一起玩耍，但是我們不能夠一起去上學，不能坐在公共汽車的同一區域，不能在餐廳的同一個地方吃飯。在我的靈魂中，種族隔離和戰爭都是罪惡，需要強烈反對。從那時起，反對戰爭和爭取種族平等就成為我的政治目標——最後我加入了維護婦女權利的戰鬥，因為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文化中對女性的偏見根深蒂固。
父親一出院，我們就搬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市。上完中學後我拿著獎學金去了肯塔基州中心學院就讀。我非常積極地參與學院的活動，並因此幸運地贏得扶輪基金會獎學金。該獎學金能支付我去印度加爾各答遊學的所有費用，在那裏我要學習為期九個月的印度哲學，然後周遊世界，返回美國。在加爾各答，已經二十一歲的我，甚至沒有意識到，多年前對於一個年輕女子單獨完成這樣的旅行是多麼的不尋常，我想上帝一定在眷顧年輕而天真的學生。
我進入了當時就有大約4萬名學生的加爾各答大學。我被告知，除我之外在學校隻有一個外國學生，一名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澳大利亞男生。我很快就意識到，研究印度哲學在邏輯上非常困難，因為我不懂梵語，而且這裏沒有預科課程。而此時加爾各答大學卷入了一場較大的政治衝突中，八個學生在大學附近被殺害，繼而發生了長期的學生罷課。大學被迫關閉，我利用這段時間聯合其他四位扶輪社成員，租了一輛車，開始了穿越幾乎整個印度的長途旅行。事實上，比起梵語課堂，我從那次印度旅行中學到了更多的東西。
那時印度是一個貧富差距大得驚人的國家。當參加完富人的招待會和聯誼會之後，我走訪了印度農村貧困地區，親眼目睹了貧富差距生動寫照。回到加爾各答後，我隨赫赫有名的特裏薩修女去了她的家，她的家是加爾各答街上垂死的人的住所，她的家也是被遺棄的孩子和各種各樣受蔑視的人的避難所。這個經曆差不多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去印度時抱著以後會成為大的跨國公司執行官的夢想，而印度的這段經曆讓我決定通過傳授思想，對周圍的世界盡綿薄之力。此後我致力於學習英美文學，嚐試教一些諸如“什麼是已知的最好的”思想。我有一個更現實的願望：激發學生的好奇心，促使他們到世界各地旅行，並激發他們審視自我，找到自己的路，過有意義的生活。
為了能到大學教書，研究生的學習是必要的，不過在研究生院，我所麵臨的任務異常繁重。整個研究生階段，我必須努力工作賺錢付學費，經過九年的漫長歲月，我最終獲得博士學位，並在密蘇裏大學找到一份全職工作。在這九年裏，我結婚並生了一個孩子。當參加為期一周綜合測驗的時候，我懷孕了而且反應很厲害，我不能確定我的惡心是因為懷孕還是由於緊張。四年後，我有了第二個女兒，現在她們都是成功的律師。
我喜愛教學，即使頗費周折，我也堅持了下來。當時美國的大學都不願雇用夫婦倆在同一個部門工作，而我的丈夫任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這意味著我每次上課要往返大約一百英裏。當看到學生們在偉大的文學中探究思想，了解自己以及周圍的甚至更遠世界的新知識時，我就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此外，與學生們一起經曆令人興奮的探索，洞察心靈，我心馳神往。
我的教學經曆又因我以前的“旅行癖”而豐富。我和丈夫接受了傳爾布賴特法案基金會的任命，赴巴西裏約熱內盧教學一年。我們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一個3歲，一個7歲，貫穿整個南美洲，乘著小船順著亞馬遜河旅行，還能觀賞伊瓜蘇瀑布。在那裏我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激動人心的挑戰——麵對具有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學生。例如，曾經班上一個學生的父親是軍隊的指揮官，負責管理一個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而另一個學生的男朋友因積極參加政治活動，被警察從一幢高樓上推下，她永遠地失去了男友。在這樣的班級我盡量不去討論當地的政治話題，但是當我教到亨利·戴維·梭羅的《論公民的不服從》時，我很難做到。
在經曆了十八年的教學生涯後，我意識到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需要尋求新的方向。我做了一個大的跨越，轉向了管理方麵，這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是很偶然的一次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