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電影視作寫作的支撐。無須填寫空白，我們在畫麵上揮毫。我們說話。並且把文字放在畫麵之上。”
《音樂》是瑪格麗特拍攝的第一部電影。1966年，她跟著保爾·瑟邦初學導演，拍攝自己的作品。電影是她在諾弗勒的孤獨中創造的另一種愛情——把文字安放於畫麵之上，像體驗一種探險。
談及拍攝電影的最初原因，她說，隻是為了避免遭受背叛。作品第一次被搬上銀幕，是1958年勒內·克萊芒拍攝的《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但她認為那部電影完全曲解了小說的結尾，那已經不是她完整的作品了，與“降級”“背叛”沒什麼兩樣。無獨有偶，之後的《琴聲如訴》和《直布羅陀的水手》，也同樣令她失望。
“真的，全都背叛了我寫的小說，到了我想象不到的地步，我真想不到他們能拍成這樣。”她憤怒地說。所以，當她再也無法忍受那種失望柑憤怒時，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瑪格麗特在諾弗勒拍攝《音樂》，與攝製組的成員一起工作，疲憊而充實。她喜歡銀幕上黑白交錯的畫麵，帶來世紀之初的混沌與分明；喜歡音樂本身的宗教儀式，形同愛情與葬禮，呈獻出死去的時間，帶來信仰、情欲、絕望。
“我總是在絕望中拍完電影”，她拍攝電影，包括一些室內的音樂話劇。很多時候，拍攝和剪輯都在諾弗勒的“暗室”中進行。在那裏，鏡頭誕生，又被挑選組織，最後變成觀眾眼中的杜拉斯作品。
有一張照片，記錄了當時的一個情景片段。她坐在攝像機下的椅子裏，手中拿著劇本，一支煙夾在指間，目光裏透露出神秘的威嚴。她已經不怎麼打扮自己了，頭發毛糙，衣著隨意，麵容顯得臃腫，失去光澤與彈性，卻意外地出現了男性化的線條，陰鬱、堅硬、決絕、孤獨。
拍電影是一種挑戰。她遺傳了母親孤注一擲的勇氣。一開始，很多地方都不懂，但她毫不退縮。有人嘲笑她，她毫不在意，沒有人能夠打擊她的夢想，包括她自己。
“快，快，寫吧，別忘了它是怎樣來到你身邊的”。與寫作一樣，她拍電影也是那樣完全依照感性。瘋狂的狀態，第一狀態，非理性，原始的混亂的狀態。因為如此，才能拍出最好的作品，而不是商品。
拍電影，也是把對語言領域的征服，展示到畫麵上。在畫麵上揮毫潑墨，指點江山。她置身於孤獨，又在孤獨中創造自己的世界。
孤獨也是一場戰爭。
沒有孤獨，就沒有作品。她相信生活與偉大的作品之間存在的古老敵對，就像喜歡時間與生命之間的挑釁。而她與電影之間的關係，她稱之為——謀殺。
1968年，“五月風暴”來臨，人們罷工、遊行，引發了社會大動亂，繼而是巨大的政治危機。“當前社會卑鄙肮髒”，對政治悲觀已久的瑪格麗特，在自己的作品裏，借由文字與畫麵，向外界的痛苦發出了控訴，充滿暴力。
於是，關於黑夜，關於沉淪，關於毀滅的作品出來了，帶著1968年變化的巨大的痕跡。《毀滅吧，她說》《印度之歌》《恒河女子》《在荒蕪的加爾各答她名叫威尼斯》《卡車》《黑暗號輪船》……在作品中，她剝離傳統，拒絕庸常，行文風格越來越瘋狂。她走的是一條無人走過的神秘道路，音樂伴她前行，文本既是探尋本身，又是探尋的工具。
她讀《聖經》，她喜歡“傳道書”，喜歡創世紀之初的混沌與虛空。她也讀古典作家們的作品，讀儒勒·米什萊書中關於巫婆的“寓言”，讀密語一般的詩歌，像一個預言者，得到了洞悉內心的神諭，得到了慰藉。她揚揚自得，迷戀於那樣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