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王夫之的太極概念中，太極之體表現出來的具體事物的活動都是可以由耳目感官來把握的，把握具體事物可由象和數兩個方麵來進行。象和數是易學的概念，易學中有象數學派和義理學派的對立，在象數學派內部中有重象和重數的對立。王夫之這裏所謂象數，指具體事物的形象和數量方麵的規定性。
象與數實在地、不多不少地表現出事物的本質和它的運動方式。從易學說，易之總體的性質和規律通過卦爻辭、卦爻象和卦爻中體現的數來表達。王夫之這裏說的“象可由數測”和“數可由象測”有易學和現實事物兩種解釋，相應地也就有哲學、易學兩套語言來表達。就哲學說，事物的外部相狀可由分析它的規定性而得到，事物的數量也可以由分析測定它的相狀而得到。形象是顯現於人的感官之前的實際材料，雖說形象也是在不斷變化的，但它有相對靜止的方麵供人靜態地把握和分析它。所以說“象視其已然，靜之屬”。數量屬性是事物在數量和空間關係上的規定性，它的存在以自己為根據。但數量是對形象的抽象得出的，數量關係在事物的運動中不斷發生著變化，所以它相對於事物的形象來說有更大的隱蔽性和流動性，所以說“數乘其自有，動之屬”。王夫之雖然說“象可以測數，數亦可以測象”，但兩者的方法和結果是不同的。“以數測象”是用某種有規律性的東西預期數量所表現、所主宰的形象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布和持續，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已邏輯地包含在前提中。而“以象測數”則帶有某種實測的、實地度量的性質。所以“以數測象”是推理的，“以象測數”是歸納的。兩者的方法和結果都不同。在實際中的功效也不同，前者主要用於預測，後者主要用於量度。王夫之對於象和數區別了“動”“靜”，區別了“視其已然”和“乘其自有”，實際上就暗含著區分這兩種不同測量方法的不同性質和不同結果。
第三，太極不可析，不可聚。太極既然是本體，既然是對渾全觀察所得，它就是一個整體，整體不等於單個個體的機械相加，假如太極能離析，太極中具體事物的關係就是外在的、機械的。而在王夫之這裏，太極和具體事物的關係是內在的、生命整體的關係。它又是不可聚合的，因為它分別地、整個地體現在具體事物中。假如太極能聚合，這個聚合體就是無數個體現在具體事物中的太極的機械堆積，太極就是一個它自己的疊加體。太極的不能離析，已經邏輯地包含著太極的不能聚合，因為在一個整體中，聚合是對於分割為部分的東西的疊加和堆積。
太極的這種性質，表明在對太極的把握上，所謂“分析與綜合”的思維方法是不能機械搬用的。在王夫之這裏，對太極和太極的現象的把握，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法，對現象的把握，是具體的、實證的、直線的、疊加的。而對太極，則是思辨的、非感知的、哲學的把握。對太極不能用實證去描述，而隻能用直覺去體驗。對太極的現象的把握可以有現實的功用，而對太極的把握則是非功利的、境界的，它給予我們的不是具體的知識，而是一種境界，一種襟懷，一種識度。所以，一般人的認識是就具體事物進行實證的把握並由此進到更高一級的認識，但這所謂更高一級是在實證知識的範圍內，實證知識的無窮多和無窮精深不等於對於太極本體的直觀的、價值的、境界的把握。這就是王夫之區別“因其已然而益測之以盡無窮”和在總體中“神而明之，分而劑之，裒而益之”兩種不同的把握方法所蘊涵的意義。
王夫之對太極的不可析、不可聚的性質的界定，表明他受了朱熹“理一分殊”的影響。太極的不可聚是因為它“入天下之析”，而“入天下之析”就是朱熹的“物物有一太極，人人有一太極”。太極的“靈不私而頑不遺”，表明太極是分別地體現在萬物之中。朱熹的本體論在建構他的哲學體係中有決定性作用。但他有時候本體論和宇宙論纏夾不清，拖泥帶水；而王夫之則截然相分，一開始就將全部基礎建立在本體論上，而且對將宇宙發生論用在本體論上的做法提出批評。所以他的理論是前後一貫，不容誤解的。
太極與具體事物的關係，太極本體的真實意蘊，王夫之在解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句時有清楚的闡發。“生”在哲學上是個較難於界定和解釋的詞，因為它既可有母生子這樣的時空中的生、具體的生，也有前提產生結論這樣的邏輯中的、思維中的生，更有本體和現象這樣的互相包含、互為根據的“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生”即能生與所生互相包含，互為根據。王夫之解釋他的這個意思說：
易有太極，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有之則生，同有之則俱生矣。故曰是生。是生者，立於此而生，非待推於彼而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