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的第二天，老蔣走了，享年六十四歲。
老蔣名運起，是我的連襟，即我太太的妹夫。他原來身體特別棒，年輕時是當地的摔跤高手，到了花甲之年，一般小夥子也不是他的對手。二〇一二年春天，體重突然減輕了二十斤，到醫院一查，診斷為肺癌晚期，病灶部位無法手術。
突然如其來的災難，打蒙了一向樂觀的老蔣。醫生給出的治療方案是化療，兩條路讓他選擇。采用國產藥物，醫保大部可以報銷，但副作用較大；采用進口藥物，患者感覺痛苦較小，但必須自費，價格不菲，一個療程就要好幾萬元。他們一家都是工薪階層，居住在二、三線城市，已經退休。選擇進口藥物，除了變賣住房，沒有別的辦法。於是老蔣選擇了國產藥物。
這些年，癌症在中國處於一路上升的趨勢。我眼見一位又一位熟人被癌症奪去了生命，就是進口藥物化療，也未必有回天之力。我敬重的唐達成先生，曾經擔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鄭惠先生，曾經擔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他們都是在例行體檢中查出癌症，住進高幹病房，公費支持進口藥物化療，結果都未延長生命。好友王芝琛，也是晚期肺癌，為了籌款買進口藥，變賣了啟功送給他父親王芸生的手書條幅，不到一年也走了。平頭百姓遭遇癌症，自費采用昂貴的進口藥物化療，最後落得人財兩空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
正巧，我剛剛認識了一位新朋友老布，二〇〇八年他四十八歲，查出膀胱癌，腫瘤四厘米，他拒絕手術，拒絕放化療，而是改變生活方式。我見他時，他剛從廣西巴馬過來。他在那裏呼吸著純淨的空氣，吃著新鮮的水果、蔬菜和粗糧，感受著純樸的民風，活得很好，腫瘤也從四厘米縮小到兩厘米。於是，我建議老蔣夫婦也到廣西巴馬，我兒子願意給他們提供旅費，但他說，現在的身體狀況，已然經不起長途旅行的折騰了。我把老布的電話給了他，讓他直接和老布聯係。不久，老布的新書《活著就是幸福：一個癌症行者的巴馬手記》出來了。他立即買了一本。
老布的書寫法比較感性，雖給人以啟發，但說服力畢竟有限。這時，我又發現了一本新書，就是淩誌軍的《重生手記：一個癌症患者的康複之路》。淩誌軍二〇〇七年查出早期肺癌，做了手術，但拒絕放療和化療。現在活得更好，一切指標正常。我不認識淩先生，但和他的嶽母金鳳很熟，共同出過《王申酉文集》。我相信淩誌軍的書是靠譜的，於是打電話建議老蔣買來一讀。
淩誌軍這本書，從一個癌症患者的角度，詳盡地記述了求醫過程，他的思考，既不偏激，也不極端，而是依據大量國內外的醫學信息和數據，冷靜地地分析對比，講出自己的心得和感悟。他說：我看到那些身著白衣個個擁有一大堆頭銜的專家，他們在收取病人幾百元的掛號費之後隻不過付出幾分鍾時間；我看到鋥光瓦亮的醫療設備擺滿樓上樓下，還被告知這都是全世界最先進也最昂貴的；我看到所謂“最新最好的特效藥”幾乎每周都在問世，還有所謂“中西醫結合”的獨一無二的優勢。事實上，形形色色的好消息相當多，總是宣布又有了什麼偉大的“新發現”，給癌症患者帶來“福音”。為了這些“福音”能夠降臨在自己身上，病人們排著長隊往醫院的收費窗口裏塞錢。他們每年花在治療上的錢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著，其中有很多人甚至為此傾家蕩產。癌症患者用自己的希望和金錢催生了當今中國最繁榮最賺錢的醫療部門，可他們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過去三十年幾乎沒有提高。癌症治療體係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們對癌症的認識存在致命的偏差。這兩個“致命”加在一起，讓我們生的希望變得格外渺茫。一些醫學專家相當精確地指出，“用藥不當”大範圍地存在著。其中一位認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規範用藥者僅為百分之二十”。另外一位則指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癌症患者沒有得到良好的治療方案”。我們最大的不幸不在於遭遇癌細胞的侵襲，而在於我們被中國式的癌症觀念包圍著，同時還接受著中國式的癌症治療。這種醫療環境正在造就一個悖論：醫學越是發達，越是剝奪患者的主動性和判斷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懼和錯誤。我們恐懼，是因為我們無知。我們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實並非絕症，隻不過是一種慢性病。我們不了解自己的肌體，很容易過低地估計自己身體的自我修複能力，卻過高估計藥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謂“特效藥”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殺手。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堅強，去接受那些應當接受的治療。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去拒絕那些不應當接受的治療。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應當接受的、哪些是不應當接受的。我們都需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從容地迎接死神降臨，什麼時候該堅定地尋找康複之路。這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因此，做一個聰明的病人，遠比做一個聽話的病人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