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回頭我們再來看看《傷痕》中的愛情敘事。王曉華和蘇小林同為知識青年，在火車上相識。和“叛徒媽媽”的決裂，並沒有給王曉華帶來政治身份的清白，在主觀心理上，她有很強的自卑意識，這種自卑心理從母親被定為叛徒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停止過。尤其是組織上對她也並不信任，雖然她采取了很決絕的方式對待母親的來信和寄來的東西，她的入團問題還是沒有通過組織的審查。親情缺失，環境艱苦，自身又不被認可，在這樣無助的情況下，和蘇小林愛情關係的確立，對王曉華來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愛情暫時可以成為王曉華全部生活和生命的寄托。“她的臉上重新有了笑容，宿舍裏、田間又有了她的清脆的歌聲，而且麵龐上也有了微紅的血色，更顯出青春的俏麗。”作者所作的所有這些鋪墊，都是為即將出現的“突變”做準備的。由於和王曉華的關係，小蘇工作調動的事被擱淺。這個打擊對王曉華來說是巨大的，“她現在似乎已經真正理解了她所處的地位和她的身份”。如果說此前愛情的甜美暫時衝淡了政治身份的苦惱和焦慮，那麼這一變故無疑又將這種苦惱和焦慮重新推到王曉華的麵前，甚至更加嚴重。“這以後，她幾乎完全變了一個人，比先前更沉默寡言了，表情也近乎麻木起來。”至此，作者的意圖再清楚不過了，如果說王曉華和母親之間的顯在線索控訴的是“四人幫”對親情的破壞，那麼王曉華和蘇小林之間的隱蔽線索控訴的則是“四人幫”對愛情的肆意踐踏。兩條敘事線索內在上是一致的，完成的都是對“四人幫”極左路線非法性的控訴。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王曉華和蘇小林之間的愛情故事，隻不過是作者假借的一個敘事資源，它是以愛情的名義，完成了政治性的說理闡釋。這和“十七年”文學中的愛情敘事在本質上如出一轍。
當然，除了上麵提及到的三個方麵，我們還可以從語言特色、人物形象、審美情趣等諸多方麵進行類似的考察。比如在語言上，很多地方都留有文革文學和“十七年”文學的影子。一對回滬探親的未婚青年男女“談著抓綱治國一年來的大好形勢”、王曉華和小蘇“建立了越來越深厚的革命情誼”，還有最後王曉華口號式的表白：“‘媽媽，親愛的媽媽，你放心吧，女兒永遠也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痕是誰戳下的。我一定不忘黨的恩情，緊跟黨中央，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畢生的力量！’”這些都說明，《傷痕》作為新時期文學的開篇之作，雖然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讀者麵前，但無論是內在的思維邏輯、敘事結構，還是外在的表現形式、語言特色，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此前文學的陳跡。這是曆史的宿命，而不是作者創作水準的問題。
指出這篇小說的這一特性，沒有追逐時尚、全盤否定的意思——雖然現在許多人對這篇小說的評價越來越低。相反，我認為，這篇小說雖然藝術水準不是很高，但它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還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可以這樣說，這篇《傷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存在狀態。新時期文學雖然一直致力於文學自主性的追求，但在整個80年代，文學的目光始終在追隨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比如傷痕文學回應撥亂反正，改革文學為經濟、政治體製改革搖旗呐喊，尋根文學無疑是文化熱的伴生物……在形似顯要和輝煌的背後，80年代文學始終在犧牲著自我的存在。這一狀況與“十七年”文學甚至文革文學雖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本質上並無太大差異。筆者之所以要對《傷痕》這篇小說進行再解讀，目的就在於提醒大家，在充分肯定新時期文學的開創意義的同時，不要忘記新時期文學對以前文學資源和非文學資源的繼承，絕對的斷裂是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