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外交工作的“豐收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一些西方國家利用聯合國人權會議幹涉我國內政的圖謀屢遭失敗，反華不得人心；二是西方多國政要紛紛以不同方式與我國恢複高層接觸，“製裁”名存實亡；三是我國的國際聲望和影響不但沒有降低反而進一步提升和擴大了，突出表現在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各國關係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繼1988年底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對我國進行曆史性訪問、結束了近30年關係惡化的曆史，1990年又有5個國家同我國建交或複交。一年之後，中越關係實現正常化。根據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原則，我國政府宣布承認俄羅斯聯邦和其他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並同波羅的海三國建交。1992年，我國先後同新獨立的13個中亞和東歐國家以及以色列、韓國建交。1993年，適逢《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15周年，中日兩國領導人達成麵向21世紀、進一步發展中日友好關係的重要共識。中國和印度的關係繼續發展，拉奧總理成功訪華，雙方簽署在中印邊境實際控製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在這5年間，周邊許多國家都留下了李鵬的足跡。李鵬身體力行，為我國鞏固和發展睦鄰友好關係，同周邊各國建立政治互信、開展務實合作，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周邊環境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
李鵬同誌第一個總理任期，是一段不尋常的歲月，國家從動亂走向穩定，改革開放進程從麵臨挫折走向鞏固和發展。跟著他走過那段時光的我，被他的無怨無悔、赤膽忠心的家國情懷深深感動。
1993年是李鵬同誌第二個總理任期的開始之年。這一年是冷戰結束、兩極格局終結的第二年，國際關係和主要國家的內外政策開始進入一個調整的過程。黨中央審時度勢，登高望遠，準確把握國內外大勢的走向，中國外交呈現全方位、大發展的態勢。打開1993年至1998年中國外交的畫卷，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是這樣一幅圖景：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進一步鞏固，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進一步增強，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有了新的改善和發展，在以聯合國事務為中心的多邊外交活動中發揮了獨特、積極的作用，國際聲望和影響力進一步提高。
李鵬同誌從國家建設的大局和實際需要出發，緊緊圍繞國家外交的總體部署，開展了一係列外交活動。1994年，他訪問了哈薩克斯坦等中亞4國和蒙古國，就解決中哈、中吉邊界問題達成一致，增強了中亞國家在能源等領域對華合作的信心；中蒙簽訂了友好合作關係條約，對中蒙長達4000公裏的邊界線保持長期安寧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時期，中俄關係取得實質性進展。江澤民主席和俄羅斯總統實現多次互訪和會晤，特別是在1996年簽訂中俄第三個聯合聲明，宣布建立“平等信任的麵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為充實中俄兩國這一新的國家關係定位的內容，當年12月李鵬訪俄，正式啟動中俄兩國總理定期會晤機製。這些成果為此後《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簽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度困擾中美關係的問題相繼得到解決，美國國會否決了反對延長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議案。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美，標誌著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李鵬同誌先後訪問了墨西哥、智利、古巴和巴西等拉美國家和非洲7國。在總結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訪問成果時，他強調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同發展中國家搞合作是我們對外工作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隨著國力的增強，在逐步加大（特別是對非洲）援助的同時，應該積極探索合作方式多樣化的路子。
1995年，李鵬同誌時隔10年再次訪問加拿大，這是一次成果豐碩的訪問。在加總理克雷蒂安盛大的歡迎宴會上，李鵬有一篇精彩的即席演講。他說，中國經濟和社會事業保持發展勢頭，主要原因有五條：第一，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成熟、堅強的；第二，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為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第三，團結穩定的國內形勢為持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證；第四，以“和平、發展、合作”為主旨的對外政策，為我國贏得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第五，世界一切開明的、友好的力量和人士給予中國寶貴的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