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靈與肉、幻想與現實之間的糾葛和折磨，並沒有終結我對這件事情的疑惑，而且我始終沒鬧明白，即使我的父親拋棄我，我的母親為什麼既不保護也不安撫我呢？也許，最粗糙的解釋就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大於親情，但我覺得問題遠遠沒有那麼簡單——我不敢也不願往人性方麵深想。
真正懂得自己所闖禍的嚴重性，還是漸漸長大以後的幾年。每一次運動，在批判父親的大字報中，無一例外地提到教子無方，醜化國家領導人，甚至演繹為教唆子女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勿需兩個哥哥朝我翻白眼，我已經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事實上，那次畫報紙事件發生在我們家，剛好給了某些人以口實——父親是我們那個小地方的一把手，整個文革期間都是被打倒的對象。但是他行為端良，總讓他們抓不住實質性的問題。而這次內傷正好可以被他們作為硬傷。父親所受的委屈和承受的壓力，是可想而知了。
於秘書很快被“雙突”提拔重用，是不是和“偵破”這個事件有關，就不得而知了。
對一個孩童最大的打擊是，作為父親最寵愛的女兒，一日之前還是整天騎在他腿上，拱在他懷裏撒嬌的娃娃，一日之隔，我們之間的父女深情突然間戛然而止。從此後他眼裏再也沒有了我，更不用說對我笑一笑，或者牽一牽我的手。父親高大的背影，過去讓我有多溫暖，現在就有多恐怖。我總有一種孤零零被拋棄的感覺，我多麼渴望他回過頭來，在我麵前彎下腰說一句溫存的話，哪怕拍一下我的腦袋，甚至嗬斥我一句。可是沒有，那種如仇恨一般的冷漠，一直持續到我讀書離開家。
我們很快就離開了那個地方，父親再一次被發配，或許是因為我。是因為我嗎？我不知道。他被調到一個非常偏也非常落後的地方任職，我們去的那天，剛好趕上下雨。那裏不通公路，我們的車子陷在淤泥裏。他突然跳下車，重重地甩上車門，獨自站在路邊狠狠地抽起煙來。母親和哥哥都不看他，扭著頭看著我。他們的目光像石頭一樣砸向我。我低下頭，覺得冷得發抖，可是沒有一滴淚水。
新地方的同學和老師不知道這場事故，我仍然是個好學生，但它巨大的陰影和深深的恐懼，如影隨形地糾纏著我。我正處在經不起傷害的年齡，這種疾風暴雨般的摧殘，幾乎決定了我一生的性格走向。文革結束後，我二哥和我談起這件事，竟然是當成笑料來說的。他怎麼能笑得出來呢？即使到現在我也做不到。他還說，他有一個叫李京的小學同學，上一年級，剛剛學會寫字，拿著粉筆到處炫耀。有一次他把一個操場都寫滿了“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可能是寫太多腦子亂了，竟然出現了“打倒毛主席，保衛劉少奇！”這樣的句子。事情幾乎驚動了整個小城，出動公安保護現場，最後揪出這個七歲的孩子。一夜之間，幾乎所有同學都知道了李京是一個小反革命。沒有人再敢和他說話，原來十分頑皮的孩子，成了一隻孤雁，整天形單影隻以書為伴。恢複高考製度後，他順利地考取了北大，後來去了美國，聽說在矽穀跟人合夥開公司。
“他每年回來都是我接待，”二哥跟我炫耀道，“你去美國可以找他！”
我去找他幹什麼呢？可以重拾往事，共同體驗那種蟲蛀般的心情，還是相視一笑，把童年的憂傷輕輕放下？誰能知道它留在我心上的傷痕，使我一生的笑容裏都含著苦澀呢？在那些鬱鬱寡歡的日子裏，沒有人注意到一個孤獨的小女孩委屈淒涼的眼神，他們從我麵前匆匆而過，他們那響亮的腳步震蕩著我脆弱的心靈。開始我還會流淚，可這種淚水大人們是不屑一顧的。後來我就漸漸地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