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年初一（6）
當日出版的《申報》也大爆猛料，先說王雲甫的親戚告訴“集合前往火場察勘”的“五人委員會”成員：“王家各房媳婦皆有私房錢，故金條及首飾總數，無法統計。王本人所有亦難推算，然金器一項損失，至少在１５０兩以上。此外，有打字機兩具，收音機七座，及箱子六十隻，均已化為烏有。又王家太太房內有衣櫥三隻，被斧劈開”；又說王雲甫對他親戚的陳述“均已承認”，並怒形於色，“憤慨”說道：“救火員不救火是事實，搶東西也是事實。為什麼皮帶不向樓上澆？為什麼現有的雲梯不用？”（注：《不救火是事實！搶東西是事實！》，《申報》１９４７年１月３１日）
王雲甫的揭發進一步得到王家鄰人張己振的印證。張己振是老同盟會會員，他對前去慰問的老友說道：“當時火頭係一平屋小戶，本可救熄，乃當時救火員向其貼鄰之王姓索取金條未遂，因而袖手不救，致延燒十三小時之久。”
還我公道，這是所有受災戶的共同心聲。大年初一夜的飛來橫禍，顯然已是他們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撫慰不了的痛。
步步深入的調查更多揭露出了消防警察為非作歹的黑幕。武定路４６０號泰康號酒店女傭方氏“聽到公館裏的人來說”，“因為此地住的都是公館人家，救火人員要他們拿出三五十條金來，沒有答應，故救火人員不努力。”國民小學校長潘文珍說：“救火人員絕對沒有施救。我去請救火人員幫幫忙，保存我們的圖書館，他們還是不動。”武定路４４２號順康南貨海味號店主裘炳順說他親眼看到“救火員們漫不經心，曾在附近老虎灶內呷酒談天”。武定路４４８號聚興園老板任煥亭說救火員在他店裏喝過洋酒，“留下空瓶一隻”。這瓶“陳年”ＰＥＰＰＥＲＭＩＮＴ薄荷酒的主人不是別人，正是陝西北路６６０弄２９號業主、三友實業社經理王雲甫。陝西北路６６０弄２７號業主金鄭薛卿說“救火人員在火燒時不救火，而在茶店內吃茶”，“並拿了二隻熱水瓶去”，不知藏了一些什麼。武定路４２５號銅匠作坊店主沈秋麟說“午夜一時左右，在大康裏門口他親眼看見救火員自己打架，三個人扭做一團，後來經過另外幾個救火員的勸解方始罷休”。（注：《大火案調查新發現，一隻葫蘆形洋酒瓶》，《上海新民晚報刊》：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９日；《憲兵宋誌鵬作證，消防員談笑觀火》，《上海新民晚報刊》１９４７年２月２日）
麵對那樣一個“被消防員用利斧劈開之王家櫥門”上的大洞，那樣一些“宛然可辨”、清晰留在“櫥門裏麵破洞邊”的“指印”，“五人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市警察局督察處處長張達也不得不當眾坦言：“這是最公正，也是最有把握的。罪犯的頭顱，料想已難保全。”（注：《櫥內指紋已移下，將與消防員對證》，《上海新民晚報刊》１９４７年２月３日）
然而，此案的結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罪犯”的頭顱不僅得以保全，甚至不曾遭受法律的嚴懲。
至於“五人委員會”最後寫出的《武定路大火案有關刑事部分報告書》，雖然承認“兩次起火情殊可疑”，“所有在場之消防警士，各區官長，未然努力撲救，實乃無法掩蓋之事實”，但又說社會上“一致指責救火不力”的說法尚存“疑問”。雖然承認“竊取財物無可否認”，特別是消防警察在“理應協力灌救”之時，“相互鬥毆”，“設非利益相衝，斷不致此”；但又說“勒索金條查無實據”，櫥門被劈，拿走熱水瓶等也隻是“蛛絲馬跡”，“不能斷定曾劫何物”。（注：《大火案行政處分，決照報告書辦理》，《申報》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３日）
雷聲大、雨點小的武定路、西摩路口的火災調查，就這樣虎頭蛇尾走過場了。套用上海地方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的一句話來說，那也是“意料中的事”。為什麼？因為１９４７年２月３日的《申報》上麵說“西摩路大火案節外生枝，牽涉一批警士”。既然警士上麵還有警官，警官上麵還有處長，處長上麵還有局長，局長上麵還有市長、部長、行政院院長，乃至君臨天下的大總統，這案真還不能“節外生枝”，“牽涉”個沒完。事實上，透過現象看本質，既然《關於火燒不救》的作者已經從武定路、西摩路口的大火說到了神州大地上的“戰火千萬裏”，並還特意點明：“這濃重烈火，起因並不是由於走電或掉了煙蒂”；既然“市參議會市政府之類”不能也不可能追究那些該對“起因並不是由於走電或掉了煙蒂”的全麵內戰承擔全部責任的千古罪人，“那末又何必一定要與那些參與武定路火燒的消防人員斤斤過不去呢”？（注：《武定路是鏡子》，《上海新民晚報刊》１９４７年２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