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流逝，甜美浪漫的蜜月變成了平淡的婚姻生活。回歸於平靜之後的平淡無奇，不僅讓廬隱的物質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同時也使她飄蕩許久的精神世界暫時寧靜了許多。他們兩人在婚後的生活裏恩愛如初，感情非常深厚，兩個人形影不離。她的朋友們每一次見到她，她都是和李唯建在一起。李唯建的朋友趙景深曾經這樣描寫他們的日常生活：“一進門後，就到了樓下的書房兼客室，靠窗有一張寫字台，上麵豎滿了書，我想那是李唯建先生的辦公處。中間放著圓桌和椅子，靠壁是一張沙發……廬隱從樓上下來，我這才第一次也是末一次見到她。她似乎很憔悴，麵色很黃，帶有病容，說話和舉止都不大有精神。於是她坐在沙發上，我們圍桌而坐，李唯建則坐在他所常坐的轉凳上。”
苦難是上帝饋贈的禮物，顛沛之後隕落的晨星
1931年8月，他們夫婦倆從杭州輾轉到上海，也是這個時候，廬隱才真正實現了她曾經幻想的“三窟”：在工部局一所女中裏教書；突破她慣寫戀愛和知識分子的框架，以“一?二八”抗戰為題材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火焰》；在與李唯建共築的小巢裏做一個簡單的家庭主婦。
她短暫的人生裏充滿坎坷與辛酸，她那顆布滿累累傷痕的小小的內心一直是那麼向往自由與平靜。無論是從她的人生經曆還是感情世界來看，都很容易看到一個放蕩不羈、任性無理的廬隱。她像一匹自由的天馬，想要自在地奔跑，但卻總是迷失自己的方向，每一次都陷入情感的泥淖裏。她自己也常常說“情擊於中，自然地流露於外，不論是‘陽春白雪’或‘下裏巴歌’，總而言之，心聲而已”。正是這樣一個女人，用她的整個內心來寫作，在裏麵展現她的豪爽與樸實。她不僅坦誠地展露出她“遊戲人生”的軌跡，還義無反顧地攤開人生旅途上的所有矛盾、愛憎以及哀怨，她那些稚嫩的語言，真切地記錄了她那閃爍著奇光異彩的短暫人生。
但是無論如何，廬隱作為“五四”的產兒，一直都是我國現當代文學裏的一塊瑰寶。她用她柔弱的身軀將“五四”的怒潮從封建的氛圍中掀起來，從此徹底覺醒。內心的苦悶或者彷徨，是這個時代賦予她的思考，無論多麼焦灼，都會尋找到一條新的道路，隻是在尋覓的途中，要經受“封建製度”這塊千年巨石阻礙攔斷而已。長期被籠罩在封建社會的陰霾之下的中華兒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看見了一絲微弱的光芒，可是現實之中殘餘的封建製度、道德觀念與愚昧習慣卻又輕而易舉地把這新世界的微弱曙光給掐滅了，所有的希望頓時變成泡影。茫然、絕望和悲憤的情緒困擾著每一個渴望衝破束縛的女人們，正是這個時候，她們徹底衝破阻攔，背叛“父權”，努力地去嚐試爭取自己的婚姻自主權。她們從內心裏渴望“過人類應過的生活，不僅僅作為女人，還要做人”，並且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實現自身的價值，挽回自己曾經被男人踐踏於腳底的尊嚴。
廬隱雖然自幼就失去父親，一直沒有機會在父親的關愛之下成長，但是她依然沒有擺脫掉封建家長專製的壓製和管轄。她的母親與兄長在那個時候完全取代了父親的專製地位。她是一個比別人幸運不到哪裏去的從小失去父親的女人，但是她比其他人更幸運的是母親並不愛她，因為不愛，所以忽略；因為忽略，所以她便得到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自由選擇權。所以，從小到大，無論是學業還是戀愛甚至是婚姻，她都是自己決定做主，雖然在決定之前曾經遭到母親的阻攔和反對，但是每一次她都能夠安然度過。
文壇上有名的刁鑽刻薄的蘇雪林曾經評價廬隱說：“我平生最瞧不起鋒芒外露或浮而不實的人，對於廬隱不僅不討厭，竟反十分喜歡。這中間有兩種原因：一則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則廬隱外表雖然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驕傲得難以教人親近，其實是一個胸無城府、光明磊落的人。”
與她同是“四公子”之一的馮沅君在《憶廬隱》中說道：“在那群老同學中，她是比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別人對於新詩小說的創作還在遲疑猶豫的時候，她的作品已在報紙上發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談吐，她那時似傲慢的舉措，她那對於愛的熱烈追求，這些使她的老友對她常有微詞的地方都可以顯示她是有個性的，有使她不落於庸俗的個性。”
石評梅在《給廬隱》中這樣說：“人生是時時在追求掙紮中，雖明知是幻想虛影，然終於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淵懸崖，然終於不能不勉強掙紮；你我是這樣，許多眾生也是這樣，然而誰也不能逃此羅網以自救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