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曆史上，關於人口的“眾民說”、“寡民說”、“人口論”、“人手論”等從來就有爭論，甚至在全球對人口必須加以遏製已有共識的今天，人口多有利於發展的“聲音”仍不絕於耳。在人口問題上不同觀點的爭論從未停止過。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本來已經出現過熱烈討論節製生育的勢頭，但這種學術討論被當時“反右”鬥爭的擴大化波及了，特別是不久後對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的正確主張的批判和扼殺，使我國人口問題在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後期成為學術禁區。由於人口決策不能公開、民主和科學地討論，不能不影響到計劃生育和人口教育，使得我國推行計劃生育、控製人口增長的政策實際推遲到1970年前後才全麵展開，而且開展之初還不能理直氣壯。因此我國比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東亞地區的“四小龍”等開展計劃生育晚了5～10年。雖然後來嚴格控製人口增長，加速生育率下降，特別是在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公開信，號召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後，我國生育率下降速度後來居上，但工作的難度和付出的代價都是很大的。假如早5～10年允許人口學民主討論，實行科學決策，早點開展計劃生育，效果肯定會好一點，代價要少一點。
其二，我國人口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的經驗和教訓必須記取。
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進而實現現代化，人口城市化是必由之路。我國的城市化大大落後於工業化和我國處於二元經濟狀態已是不爭的事實。由於“左”傾錯誤造成了我國人口城市化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過反曆史潮流逆城市化的現象，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畫地為牢，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1958—1960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脫離了我國的基本國情，一方麵造成了每年千萬以上農村人口進入城市，1958年一年由鄉進城高達3200萬人【95】，許多城鎮人口激增，1958年城鎮人口超過1億，1960年超過1.3億人，造成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5.4%，3年間突增至19.7%。【96】另一方麵城市糧食需求的巨大壓力，又不得不增加糧食統購，糧食統購增幅達22.3%，超過農村的負擔力【97】，其嚴重後果不言而喻。為了糾正錯誤後果，首先“大躍進”期間遷入的勞動力必須離城返鄉，返回原籍；與此同時，還動員城市閑散人員也下鄉；在人類遷移史上這樣大規模城鄉遷移是從未有過的。此後，人口城市化水平從1962年起一直停留在17%～18%的低水平，直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
在我國人口城市化停滯的十幾年間，正是“文化大革命”肆虐的十年，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先是城市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是大批幹部也在“下放”的名義下放到農村，後來大部分人又離開農村返城。在1962—1982年間，全國上山下鄉人數累計達1776.6萬人，調離農村回城的1499.5萬人。這樣大規模的城—鄉—城的逆城市化過程在人類曆史上也是獨特的。
“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的所謂中國城市化並沒有在真正意義上促進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而恰恰是“折騰”、阻礙了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這些曆史事實說明，城市化是發展的必由之路，但客觀規律不能違反。
其三，在我國可持續發展中，人口問題始終處於關鍵地位，這是從我國古往今來的人口與資源環境相互關係中得出的結論。
該書用大量曆史資料證明我國古往今來人口一直是造成資源環境惡化的關鍵因素。我國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減少等環境問題，主要是由人口墾荒等人為因素造成的後果。我國經過兩千年的不合理開發，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生態環境質量已下降至曆史最低點。【98】生態環境的先天脆弱性在新中國成立後又受到人口空前高增長的壓力，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對生態環境的恣意破壞，生態環境更加日益惡化。該書以大量的事實證明，改革開放以後，在經濟高速增長並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資源的緊缺已不僅限於耕地、淡水、草原、森林等，而且進一步凸現在能源和礦產資源等方麵。長期累積的生態隱患，水旱和各種地質災害，能源、資源短缺，空氣、土壤、水體、噪音汙染等威脅著整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和人口的生活質量。構建節約型社會，推行循環經濟和提倡適度消費等已是當務之急，也是人口學家、生態學家和未來學家大力倡導的。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樹立科學發展觀，必須改變以往的增長方式、經濟結構和消費方式，但控製人口增長，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始終是治本之策。因此，該書的結論是：中國計劃生育成功的深刻曆史意義，在於避免了未來人口峰值超越土地資源最大人口承載能力那樣一種“險峰”。【99】這一曆史結論是必須記取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我國發展的任何曆史階段，輕視人口問題都必將受到曆史的懲罰。
【注釋】
注釋：
【1】索維：《人口通論》，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2】 IUSSP：Multi-Linguistic Demography Dictionary，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3】 《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248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人口學辭典》，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參見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5卷，575頁，Demography，1973。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第11、15卷，342頁，1972。
【5】聯合國：《羅馬會議文件》，Closing the Conference，181頁，1955。
【6】 UN：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ld Population Trend，1973.
【7】聯合國國際人口學會編著：《多種語言人口學詞典》，3～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8】劉錚、鄔滄萍、李宗正：《人口學辭典》，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鄔滄萍：《人口學在21世紀是一門方興未艾的朝陽科學》，載《人口研究》，2002（1）。
【10】 《鄧小平文選》，2版，第2卷，2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1950年世界人口為25億。
【12】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134頁，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13】 [3]《中國人口學會第七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論文選》，36頁，1998。
【14】 [2][3]《中國人口學會第七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論文選》，36頁，1998。
【15】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見《鄧小平文選》，2版，第2卷，1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 《鄧小平文選》，2版，第2卷，40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7】 《會見華裔學者李政道夫婦時的談話》，1989年9月15日，見《中國計劃生育全書》，139頁，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18】引自石海龍《試論鄧小平人口思想的形成》，見《第七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論文集》，37頁。
【19】 《會見意大利總理時的談話》，1986年11月1日，見《中國計劃生育全書》，137～138頁，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20】 《會見尼日利亞民族黨的談話》，1981年6月12日，見《中國計劃生育全書》，138頁，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21】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139、137頁，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22】 《鄧小平文選》，1版，第3卷，229、10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 《會見尼日利亞民族黨的談話》，1981年6月12日，見《中國計劃生育全書》，137頁，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24】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版，139、137頁，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25】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137～138頁，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26】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138～139頁，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27】本文不注明出處的頁碼都指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