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任務重、壓力大、矛盾多，明確基本出路或途徑十分重要。根據我國現階段經濟與就業現狀，基本的方向應是：
（1）引導農民向城市合理有序流動。目前，2/3的外出務工農民都流向了大中城市。大中城市由於是二、三產業的主要集聚地，自然就成為農民轉移就業的重要集中地。國際經驗也表明，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對經濟發展和解決就業有倍增的效果。但大城市也不能無限製擴張，要受到資源配置和產業發展程度的製約。因此，除適度擴張大城市外，還應積極發展中小城市，並以縣城和少數中心建製鎮為重點，加快小城鎮發展步伐，切實發揮小城鎮在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據有關研究人員對1萬名返鄉農民流向的調查，60%左右的人遷移到了縣城定居，20%左右的人定居在了小城鎮，10%左右的人選擇了到中等以上城市定居，隻有不到10%的人留在了鄉村生活。由此可見，縣城和小城鎮對農民轉移就業是多麼重要。
（2）發展鄉鎮企業等縣域中小企業，就地、就近吸納農民轉移就業。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在全國已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鄉鎮企業等縣域中小企業吸納了50%以上，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甚至高達90%以上。從農民轉移就業的製度背景和城鄉產業關聯發展的進程來看，這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符合我國農村人口數量巨大而不可能都流向大中城市的客觀要求，更說明鄉鎮企業對吸納農民轉移就業具有巨大作用。因此，為了擴大農民轉移，根據我國是農業大國和農村人力資源豐富的特點，大力發展縣域中小企業，並把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主要方向，對我國農民尤其是西部地區農民轉移就業，無疑是非常必要和具有重要意義的。
（3）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就地變農民為農業產業工人和城市居民。據預測，到2020年，我國城市化水平會提高到55%。即使這樣，我國農村人口仍會有6億多人，農村勞動力過剩仍然較大。可見，解決我國的農民轉移就業，不能僅靠城市和工業，還必須依賴農業和農村經濟自身的發展。這就如美國學者托達羅所認為的，消除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不是依靠農村人口不斷流入城市，而是要發展農村，使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不斷縮小，最終使二元性消失。從我國國情出發，發展農業、農村經濟，應把重點放在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上。要通過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帶動農民就地轉移就業，這包括：發展農業產業化企業，特別是發展大型龍頭企業，帶動農民尤其是被征地、租地和土地入股的農民就地轉變為農業產業工人；發展農業產業化的產前、產中、產後服務，尤其是農副產品的加工業和運銷業等，就地使農民轉變為農村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和小城鎮居民；發展產業化的觀光旅遊農業，尤其是發展城市和旅遊地近郊的觀光休閑農業，就地讓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如成都市近郊的紅砂村、“幸福梅林”就是這方麵的典型例子。
（4）發展勞務經濟，有組織地引導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就業。對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區而言，發展這一產業或抓好這條途徑非常必要。發展勞務經濟，不僅是向城市和工業企業輸出勞務，也包括向輸出地以外的農業產業化經營和國外輸出勞務；不僅是勞動力的輸出，也包括輸出前的培訓、再就業培訓和輸出後的服務等；不僅發揮了西部農村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和促進了農民轉移就業，也促進了人力資源缺乏地區和我國人口分布的進一步合理化，對輸出地經濟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如四川廣安市，全市培育勞務輸出企業36個，發展勞務中介組織83個，與廣州、上海等30餘個城市和日本、韓國、俄羅斯、新加坡等10多個國家的企業建立了長期或定向勞務輸出關係，建立勞務輸出基地127個，輸出勞務人員12.9萬人，2005年勞務收入45.3億元，相當於全市地方財政收入7.8億元的5.8倍，對農民增收和反哺當地農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推進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曆史任務。在現階段，還應著力抓好的工作是：加強農村教育和勞動力就業培訓，這包括普通教育、職業技能培訓、引導性培訓、創業培訓、訂單式培訓等；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建立勞動就業信息網絡，充分發揮市場機製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逐步消除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體製性障礙；加強、完善政府、工會及法律的作用，切實維護農民工等轉移就業的農民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