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看到了嗎？
我始終覺得，法律應該是協助社會更公義，讓社會大眾生活更幸福的“工具 ，而不是目的；法律人應該要謹記“法律 的工具性，時時不忘法律所要追求的目的，唯有如此，這般的法律，及維護這般法律的法律人，才能贏得尊敬。
然而，最近我為江元慶的新書《流浪法庭三十年！———台灣三名老人的真實故事》作序，卻沉重地感受到，許多法律人自陷在法律的工具性中，而忘卻了法律的目的。
這本書裏的“第一銀行押彙案，從起訴到無罪定讞，曆經近三十年，三名被告和他們的家屬過著夜夜飲泣、日日淩遲的生活。當初起訴這個案子的檢察官、一百多位遲遲無法查出真相或是無法妥速審判的法官、長達兩百天寫不出上訴理由書的“高檢署 檢察官，現在全案判無罪了。這些站在法律麵具後頭不爭氣的法律人，對得起被告和他們的家屬嗎？良心不會難安嗎？
在這部二十萬字的司法血淚史中，法律不僅無法成為百姓幸福生活的工具，反而成為殘害人民的“刑具；我要再問身為法律人的馬英九、賴英照、王清峰、謝文定諸君：這一幕法律人親手處決法律的圖象，你們看到了嗎？你們作何感想？
你們都是人民養的！
還有一則我親身經曆的謬事。二曫曫八年六月三日，我被法院以證人身份傳訊，為發生將近二十年的拉法葉案作證。該案在七年前由於陳水扁先生一句話，檢方（和他們的長官）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不但羈押而且即予起訴，致令案件延宕，法院遲遲無法審判。時曆七年，該案竟仍停留在地方法院，法院也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效率與擔當，既作不出有罪判決，也“不敢 作出無罪判決。於是把這一個配合上意演出的謬劇的成本，全數推給被起訴的當事人，任他們心頭懸著不白之冤，苦熬七年，等著那“遙遙無期的清白。
另一個荒謬的是，法院傳了將近二十位證人，要他們去回憶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事實上，檢察官在調查期間早就傳訊了這些證人，檢察官卻仍要求法院傳喚同樣的證人。容我不客氣地說：包括我在內，這些證人對相關事情沒忘的早就說了（或在卷宗內），沒說的早不複記憶，這二十位證人，有什麼義務要浪費時間、浪費生命去配合這一場無意義的司法大戲？
以上種種荒謬的司法現象，請司法公仆、政治公仆們不要以這是“製度問題一語帶過。
法律人一輩子的工作就是“把手指放在善惡交界處（黎巴嫩大文豪紀伯倫所說的一句話），善與惡之間的定奪本是上帝的權柄，我們在執上帝的令牌時，要以良知、專業、同理心辦案審判，才能無愧良心、無愧法律、無愧天地。
須知，世上最大的不公不義就是百姓蒙冤未雪、清白受辱，更惡劣的是遭起訴後案件懸而不決延宕一二十年。這一點，曾受檢方濫權起訴之苦的馬英九先生應有切身之痛，隻是幸運的是馬的案件於一年半載即已三審定讞。因此，不斷絕檢察官及法院法官的濫權或怠職之惡，就稱不上是一個公義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