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
（《財經》副主編、原《南方周末》經濟新聞中心總監）
端午小長假，交替著看兩樣東西，世界杯足球賽和《他們比你更焦慮：中國富豪們的隱秘憂傷》書稿，雖然後者的一些篇目曾在《南方周末》財富版出版前的大樣上看過，但經張華（東方愚）回爐再造，尤其是加上了交代采訪經過的心得和感想之後，重讀時便有了慢鏡頭——多角度回放進球的感覺。中國正經曆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製度變遷和經濟崛起，財經記者的本分，就是從不同側麵，原汁原味地記錄這其中的經典畫麵。這本書中的20餘幅人物素描，連綴起來，正是中國民營企業成長曆程中的一幅經典畫卷。
經曆了30餘年改革開放，中國已從世界上最大的商業沙漠，突變成世界第二大商業森林、全世界商人趨之若鶩的淘金寶地。而中國本土的民營企業家，亦從邊緣走到舞台中心，無論個人財富，還是社會影響力。
與此同時，中國的商業環境始終保持著獨特性。首先是政商關係。在西方，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清楚，“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商人與政府打交道，規則與內容基本上是簡單透明的。在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模糊，政府往往同時扮演裁判員與運動員的角色，並且掌握無比豐富的商業資源。對商人而言，這既是巨大的餡餅，也是巨大的陷阱。
其次是守法與犯規的關係。這裏的法與規是泛指，包括法律法規規章和各級紅頭文件。誰都知道，中國改革是在鄧小平的“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和“燈論”（綠燈快步走、黃燈跑步走、紅燈繞道走）指導下啟動的。
在一個變化劇烈的轉軌國家經商，循規蹈矩意味著死路一條。但是，犯什麼規、什麼時候犯規，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回望過去的30多年，因犯規而功成名就的人的數量，也許隻是因犯規而鋃鐺入獄甚至丟掉性命的人的一個零頭。
再次是財富與社會的關係。對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財富也許是最現實的信仰，因此，公眾崇拜財富。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為富不仁”的說法淵遠流長，並在當代被一個又一個落馬首富所印證。而落馬首富多大程度上是自身作孽，多大程度上是製度犧牲品，公眾沒有耐心辨識，於是，夾在強勢政府與感性輿論中間的中國企業家，處境頗為微妙。
最後是產權關係。經過30多年的改革，國有資本仍然主導中國經濟，這幾年還有國進民退的趨勢，這就注定了產權這個困擾過褚時健、潘寧和倪潤峰等人的問題，還將繼續困擾下一代國企經理人。當然，受產權問題困擾的不僅是國企經理人，民營企業，尤其是早年由多人共同創業的民營企業，產權問題解決得好壞，直接決定著企業進一步成長的前景。
張華在本書中寫到的20餘個財經人物，憂鬱者大都與處理上述四個關係有關。一句話，在中國營商，隻掌握西式商業技能或隻懂得中式處事之道都遠遠不夠，隻有那些將西方技能與本土智慧融會貫通的企業家，才有基業長青的可能性。
張華是一個自律到苛刻的人，他在後記中稱“我從來沒有對自己的任何一篇人物報道滿意過。受到較大好評的幾篇，我始終認為完全是自己幸運，采訪到了核心的人物，講出了核心的過程，而我又恰好作出了核心的判斷”。這話絕不是矯情，他跟我說看邁克爾·傑克遜的紀錄片This is it時曾熱淚盈眶，我有些不解，問是哪個場麵讓他這樣，他說，是邁克爾反複校正一個前奏音符那個場麵，他為邁克爾的精益求精而感動。
其實，對一名記者而言，采訪到核心人物、講出核心過程、作出核心判斷，有這“三核”，工作就堪稱完美了。
共事一年半，張華“雷”住我不止一次。我還記得2009年7月他寫的一篇業務討論文章，其中講到：“無論采訪還是寫作，內心格局要大，始終把自己作為商業世界中的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同時對筆下的財經人物應有敬畏心，這樣做不一定是為了采訪和寫作本身，更是為了我們對商業世界的真實感知和思考。”
一個27歲的年輕人，能有如此認知，不禁令人感慨。
德隆前高管王世渝希望媒體和企業“既不相互衝突，也不相互勾結，也不老死不相往來。企業應善待媒體，尊重媒體。同樣，媒體也應該善待企業。這樣的企業才會健康，這樣的媒體才會贏得更多讀者”。對此，我深以為然。
Stay Hungry，Stay Foolish（求知若渴、虛心若愚），這是史蒂夫·喬布斯2005年大病初愈後在斯坦福畢業典禮上演講的名言，也許正是這種心態，他才能把蘋果公司重新帶上巔峰。
就用這句話，與張華，與諸位讀者共勉吧。
201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