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打造亮點、搞好宣傳,掌握輿論的主動權,不能守株待兔,坐等媒體上門,而應化被動為主動,主動與媒體進行溝通協調。對本地區、本部門工作的亮點要主動邀請媒體進行采訪報道,以亮點打動媒體,摒棄片麵理解“少說多做”、“為政不在言多”的思維窠臼,避免陷入“媒體一加入便會添亂”的“小巷思維”。要樹立主動意識,當工作平穩推進、進展順利時要全麵宣傳;在工作某一方麵取得突破時要重點宣傳,在瞬間形成輿論強勢。要了解媒體的意圖,知道媒體的關注點和興奮點,不可泛泛地宣傳,隻有找準媒體的興奮點,全力配合,才能最終促成互動雙贏。
第四,提高對媒體“批評”的承受力。領導幹部必須增強對媒體“批評”的承受力,學會尊重多元化的媒體言論、輿論評論,多換位思考,促使自身思想觀念、工作方式的轉變,變想方設法阻止媒體“批評”為思考媒體為什麼會“批評”,認真總結自身工作,深入查找問題症結,讓輿論監督成為推動工作、解決問題的一種新動力。
第五,增強對媒體記者的說服力。領導幹部要用雄辯的事實說服媒體,尤其是麵對媒體的挑刺、曝光和突發事件時,要深入一線,迅速了解情況。很多領導幹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像參加會議作報告一樣,通讀文件,或者泛泛而談、廢話連篇,如此種種,均為缺乏技巧的表現。領導幹部要經常總結自己的工作,提高對自身工作的表述能力,尤其是在遭遇突發事件時,更要及時主動地站出來表明政府的態度,掌握話語的主動權。要在第一時間讓媒體知道發生了什麼、自己正在做什麼、下一步想做什麼。
第六,在寬容中溝通歧見、贏得共識。現代社會的利益主體多元化,必然會有多種意見和觀點的出現。政府和新聞媒體在反映這些意見和觀點的時候,出現不一致是正常的,因為各自站的角度不同。關鍵是雙方要在一個寬容的氛圍中和法律的框架下,溝通歧見、贏得共識、達成良性互動。可以預測,在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信息會越來越公開,新聞媒體和輿論監督,將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第七,善待媒體,就要講關心、重服務。廣大媒體工作者長期夜以繼日奔波在采訪現場,奮筆於案頭燈下,他們的敬業精神應當得到全社會的理解和尊重,應當得到各方麵的關心和支持。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幹部要切實加強對媒體工作的領導,從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切實關心幫助媒體工作者,努力創造良好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條件,切實維護廣大新聞工作者的合法權益。新聞工作者協會也應增強服務意識,加強行業管理,發揮獨特優勢,創新工作機製,真心實意地為媒體工作者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發揮好黨委、政府聯係媒體和記者的橋梁和紐帶作用。
三、少批評媒體,多檢討自己
領導幹部與媒體的關係問題,本質上是政府與人民群眾關係的一種體現。人民群眾在信息傳播渠道上的多元和自由,正是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多元與自由的一種表現形式。以媒體為載體的輿論監督,既是監督公共權力,遏製權力腐敗的“利劍”,同時又堪稱保障公民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的“盾牌”。然而,現實中,經常有主管領導幹部向媒體發火,把社會治安、醫患關係、食品安全等問題的惡化都說成是“媒體惹的禍”。
傳播學認為,媒體在傳播事實、報道新聞過程,就會引起不同層次的人們的重視,從而形成社會輿論。而輿論在其醞釀和形成的過程中,會呈現出一種社會力量,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輿論力量。因此,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獨立於司法、行政、議會之外的代表公眾力量的“第四種力量”。在中國,媒體也告別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宣傳定位,日益朝這個大方向趨近。各級領導幹部必須要正確認識媒體的這種角色定位,對媒體有敬畏感,而不要動不動就伸出權力之手,橫加指責,甚至粗暴幹預。領導幹部確實應該做到:少批評媒體,多檢討自己。
在信息化社會中,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讓媒體完全按照政府指示辦事的時代已經改變了。這對習慣了灌輸意圖、主導議題的領導幹部來說,首先應該順應時勢,尊重新聞媒體的規律,重視媒體、善待媒體,嚐試用傳播理念和技巧去把握政府與媒體的關係,少批評媒體,多檢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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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價煙局長”被雙開
據介紹,2008年年底,被網民稱作“最牛房產局長”的周久耕對媒體發表不當言論以及消費高檔香煙、戴名表等行為被曝光後,引起了南京市委、市政府和江寧區委、區政府的高度重視。紀檢監察機關迅速組織精幹力量開展了初查工作。2008年12月28日,江寧區委按照有關程序免去其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局長職務。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紀檢監察機關逐漸掌握了周久耕涉嫌嚴重違紀的證據。2009年2月13日,江寧區紀委決定對周久耕立案調查。
經查,周久耕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已查實收受他人錢物折合人民幣數十萬元。同時,還有其他涉嫌受賄線索待查。周久耕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黨紀政紀,並涉嫌犯罪。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的有關規定,經江寧區紀委、區監察局審議並報江寧區委、區政府批準,決定給予周久耕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有關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真正做到少批評媒體,多檢討自己,就應該弄清楚監督與批評的關係。監督和批評似乎是一對孿生兒,一提及媒體監督,一些領導幹部無獨有偶地聯係到批評、揭黑,認為監督等於批評,批評就是監督。事實上,批評是監督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不是監督的定義項。批評報道是媒體監督中一項強有力的表現形式。但是,批評報道不是捕風捉影式的敘談,應該以確鑿的第一手事實材料為基石。
真正做到少批評媒體,多檢討自己,首先,要敢於麵對媒體監督,不要有消極和抵觸情緒,更不要為了顧全所謂的“大局”而顛倒黑白,結果置自己於更不利的境地;其次,必須加倍努力,做好本職工作,減少批評性報道的誘發因素,讓媒體“無話可說”;再次,當報道失實和不全麵時,應及時與媒體溝通,掌握主動權,以最快的速度來消除公眾的誤會。
四、營造更好的媒體監督環境
媒體監督需要環境,監督環境的好壞,直接關係到媒體相關作用的發揮、監督效果的好壞。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還是社會生活等其他諸多方麵都正在或即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公眾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會文化的發展等,都在影響著媒體。與此同時,媒體自身內部也湧動著一股“聚變”的態勢。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競爭日趨白熱化,網絡日益興盛,手機報、手機電視等新媒體正以強勁的態勢撲麵而來。
媒體監督環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其一,媒體監督環境決定了輿論製度。不同的國度有不同的輿論製度。在我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輿論製度的製定必然要著眼於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服務於人民群眾,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其二,媒體監督環境對媒體運行的方方麵麵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主要受政治、文化以及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在一些涉及國際新聞的報道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其三,媒體監督環境還能影響到媒體的發展水平。眾所周知,隻有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度裏媒體才能邁開發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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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奶中毒事件:同是媒體,兩種聲音
2003年,一起殃及3000餘人的豆奶中毒事件,發生在遼寧海城。直到4月8日,衛生部才從媒體上獲悉這一消息,通過電話向當地衛生部門了解情況,責令查明事故原因並且派出專家。至此,中毒事件已經過了20天。在豆奶中毒事件中,人們聽到了媒體所表達出的兩種不同的聲音:以新華社、《中國青年報》、《法製日報》和《京華時報》等為代表的北京媒體,在肯定當地政府在衛生部的醫療專家組到來之後“終於有所動作”的同時,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學生和家長的立場上,以維護法律尊嚴和國家權威為己任,深入采訪,認真報道,細致入微到每個學生和家長敢不敢說話的小問題上。雖然報道的隻是一個豆奶事件,但是每天都有新的內容,消息、通訊和評論等報道形式多樣而深入。與之相對,遼寧當地的眾多媒體涉及豆奶中毒事件的報道,不但少得可憐,而且內容和形式也很枯燥、單調,幾乎每天都在重複著一個聲音:省、鞍山市領導陸續到醫院看望受治學生;鞍山市委、市政府領導多次聽取彙報,並召開專題辦公會;海城市建立了事件“包保責任製”,近千名機關幹部已經深入到學生家長中走訪慰問並征詢意見,幫助受治學生搞好醫療銜接。一起學生飲用豆奶中毒的事件,本可以在當地圓滿地得到解決,卻被一捂再捂,終於弄得沸沸揚揚。處在不同地區的媒體依舊是兩種姿態,這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掩耳盜鈴”和“裝聾作啞”兩個成語來。
媒體監督涉及很多方麵,營造一個良好的媒體監督環境是一個係統工程。要在黨委政府的主導下,依靠黨委政府、媒體、領導幹部、普通群眾等各方麵的共同努力,主要應該做好以下幾個方麵的工作:
第一,把握媒體監督的正確導向。新聞宣傳必須堅持黨性原則,堅持實事求是,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媒體監督也不例外,也要把握正確的導向。媒體監督的矛頭應該對準那些濫用權力,以權謀私,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人和事。但是,有的媒體記者濫用監督權力,一味追求轟動效應,把目光盯在了名人、明星的隱私上,這不能不說是導向的偏離。媒體監督的原則應該是“公平、公正、公開”,使之利於接受群眾的監督,從而實現媒體監督應有的功能。
第二,注重增強監媒體督的生命力。監督是媒體的社會責任,而其又以維護社會利益為表征。因此,媒體的監督必須以社會利益為指南針,表現在具體的行為上就是以持續的關注來促成社會利益的維護與實現。雖然,媒體監督的生命力和時間不成正比,但是,時間能有效地促進監督效果的實現。因為能達到效果的監督,必然是有力的監督,媒體監督要有力則需要新聞報道的深度,而深度來源於調查、來源於思考,調查、思考都需要作為前提保證。因此,麵對一次完整而且成功的媒體監督,各級領導幹部要引導公眾給予持續的關注,形成一定的社會聲音,最終促成問題的解決,達到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
第三,提供學習機會。要站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高度,把提高領導幹部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納入幹部學習和培訓體係,采取組織黨委中心組學習、辦培訓班和舉行報告會、講座、現場模擬等多種方式,幫助各級領導幹部獲得同媒體打交道的係統知識。與此同時,要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學習國內外政治人士同媒體打交道的成功經驗和做法。要就提高領導幹部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開展研究,總結經驗,探索規律,為領導幹部提供具有實用性的研究成果。
第四,創造實踐條件。各級黨委政府要努力創造條件,幫助領導幹部在實踐中獲得知識、積累經驗、增強能力。為此,一要完善幹部選拔機製,選拔領導幹部要吸收媒體和公眾參與評議,讓選拔對象直接麵對媒體、麵向公眾,並把是否具有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作為選拔依據之一。二要強化民主決策機製,在製定法律法規和作出重大決策、部署重要工作期間,要求主管領導幹部充分利用媒體發布信息,聽取公眾意見,實行民主科學決策。三要健全新聞發布機製,領導幹部開展工作和處理問題時,一般情況下,要一麵抓組織實施一麵抓新聞宣傳,一邊做一邊說。有的做了再說,有的說了再做,有的先做後說,有的先說後做,有的邊做邊說,有的邊說邊做,從而為做好工作和解決問題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